赵志刚 汪涵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传播致效问题的重要意义，借助传播学效果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来审视和探索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传播效果优化的嬗变及发展：初期探索，如何规范和定位传播要素；成长前行，自觉运用“魔弹论”与“议程设置”等传播学理论提升传播效果；成熟完善，重视“意义构成”理论的运用，取得了艺术和政治双方面的“强大效果”；创新发展，面对着“社会分化”与“传播效果沟”等各种问题。
关键词：电视军事新闻宣传 传播效果优化 嬗变及发展
电视军事新闻宣传是我军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军队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形成了自身固有的特质，探索出了一条适合部队政治工作需求的特有规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电视军事新闻是指由电视传媒发布的关于全国武装力量以及国防建设等方面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新闻传播的效果问题，贯穿于电视军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新闻传播效果，指新闻传播者发出的讯息，通过一定媒介渠道到达受众后，引起受众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作为大众媒介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以传播学的目光来梳理和审视我军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历史脉络，对于进一步搞好当下的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我国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初期探索——传播要素的规范与传播效果的定位（1965年——1978年）
作为大众传媒，必须具有完整的传播要素和传播模式，才能保证传播效果。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谁？说什么？通过什么？对谁？有何效果？”的模式，后来在布雷多克的补充下加入了传播行为方面的问题，即传播者的目的及传播的环境背景。根据这一基本理论，最简单的媒介传播活动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环境、传播目的、传播效果等等。其中传播效果是前面所有要素的融合集中而形成的结果。有了这些要素，最基本的大众传播行为才得以实现。
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的成长起来。在早期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传播要素，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传播效果，展现了新生的军队电视业无穷的潜力。196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成立了军事组，设专职军事记者。起先，由北京电视台抽调三名骨干到军事组工作。1966年初，与总政治部协商，选调和培训一些青年军官担任军事记者。北京电视台军事组的成立，标志着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是划分第一阶段的主要依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记者除了拍摄毛泽东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等活动外，还紧紧围绕军队的职责和任务进行采访报道，采拍了一大批英勇捍卫祖国领土、领海、领空的英雄单位和先进人物的新闻片和纪录片，其代表作有；《英雄铁道兵》、《战斗英雄麦贤得》、《大凉山上南泥湾》等等。
客观上来讲，1965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信息比较闭塞，观念比较滞后，收视终端较少，又不存在竞争。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既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也没有独立的专业机构，但是仍然在传播效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在初期艰难的创业过程中，电视军事新闻工作者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使电视军事新闻传播的各个组成要素都得到了完善。
首先，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基本目的和职责就是真实地展现中国军队的风范，使更多的观众了解军队，走近军人，同时也要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对外要树立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还起到舆论战平台的作用。比如1970至1975年间，中国政府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和被俘人员，我们的军事记者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用2000毫米高倍望远镜头拍摄了被释放人员到达金门滩头后，遭到搜身、打骂等非人道的行为。这些新闻除了在国内播发外，还及时的发往国外，在舆论上占得先机，取得主动。这次报道就充分说明了我军电视新闻宣传具有极大的政治内涵和作用，是我们党和军队手中的宣传利器。
其次，确立了传播者要是军人或者是对军队十分了解的专业人员。我军电视新闻宣传工作建立初期，也就是1965年，是由北京电视台抽调了3名骨干作为军事记者，而次年年初，电视台就与总政治部协商，决定由部队挑选一些年轻军官经过培训来担任军事记者。这一改变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调整，这正是由于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特殊性质给从业人员的身份水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电视军事新闻工作常常会涉及到军事机密内容，非军人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军队媒体要把政治性放在第一位，需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往往也是非军人电视工作者欠缺的。
再次，确立了传播内容是传播我党我军重要的有意义的新闻事件，宣扬典型英雄人物或集体的优秀事迹，紧紧围绕军队的本职和任务。电视军事新闻传播工作初期，播出了许多优秀的，很有代表性的新闻片。例如：《战斗英雄麦贤得》、《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刘英俊勇拦惊马》、《航空兵霹雳中队》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宣传典型人物、集体或者播发重大事件。
我国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初期探索告诉我们，无论将来传媒环境怎样变化，媒体机构如何调整，从业人员怎么配置，以上的要素是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创建之初就确定的，不会轻易动摇和改变。探索初期明确的传播要素的规范和传播效果的定位，不仅在当时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更为实现强势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我国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成长前行——“魔弹论”与“议程设置”并举（1979年——1986年）
进入80年代，电视产业在我国开始飞速发展，电视机不再是奢侈的象征，而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与此同时增长的是电视媒介的影响力。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西方较为先进的传播学理论传入我国。对比当时我国电视业的媒介环境，电视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主要可以用“魔弹论”、“议程设置”等理论相印证。上世纪30年代，所谓“超强效果论”在西方传媒界大行其道，其基本观点“认为大众传媒威力巨大，可以形成舆论，改变信念和生活习惯，并且或多或少按照大众传媒及其内容控制者之意志支配受众行为”[1]，其代表理论就是“魔弹论”——就像是子弹击中人体一样，人们在强大传媒面前必然受其支配。而到了70年代，美国学者麦思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E·McCombs）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决定公众想什么。新闻媒介选择集中的报道对象，以此来制造社会的中心议题并左右社会舆论的形成。那么“魔弹论”和“议程设置”这两种不同时代并且结论不同的效果理论为什么能够同时体现在电视军事新闻传播中呢？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应当分析我军电视传媒在当时比较特殊的媒介环境。我国的电视业相对于纸质媒介起步较晚，而作为电视媒介的收视终端——电视机的普及也很晚。80年代之前，我国的纸质媒介和广播发展都已经较为成熟了。电视的出现使得中国受众发现自己可以图像和声音兼得，并且所得到的信息更加的真实可信，更加的生动活泼。受众对电视这一新生媒介的信任程度相对更高。正是由于电视传媒的影响日趋扩大，而使得军队电视传媒如“魔弹论”所述发挥强大效果成为了可能。1979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电视台军事组改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师级单位，列入军队编制，接受总政和中央电视台的双重领导。军事组改为军事部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级别提升，更重要的是代表军委领导开始关注和重视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成长发展。可以说这是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次转折，也是进入成长期的主要标志。1985年11月20日，中央电视台向广播电视部及解放军部部政治部写报告，建设在各大军区、军兵种及三总部设立中央电视台军事记者站。这段时期随着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建设逐步完善，电视军事新闻已经渐渐摆脱了以前那种被动式随机的工作方式，开始有选择有策划的组织新闻报道。
其次，军事题材成为了这段时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电视军事新闻的题材和内容丰富，具有时代代表性。当时中国正处于局部边境的战争之中，民众普遍关心边境战事动态。越南当局在结束越南抗美战争，实现全国统一后，竟然把中国当作仇敌，并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在1978年到1979年5月间，把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强行赶入我国境内，并不断在边境制造冲突、事端。1979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及时播出了军事记者拍摄的《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新闻专题节目，及时向中外观众报道了中越边境事件真相；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中越边境地区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开始了对越反击战，我们的军事记者深入战区，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大量珍贵新闻素材，制作了新闻系列报道《自卫还击》（共10集）。1979年联邦德国电视2台为报道中越边境冲突来华，向中央电视台索求素材。他们依据10集系列报道《自卫还击》，编出题为《第三次印支战争——中国抗击越南》的专题节目，长度为35分钟，5月24日在联邦德国播出，介绍了中国自卫反击作战的始末和背景。由于掌握着大部分信息源，电视军事新闻用大量鲜活的素材，真实可信的画面，原汁原味的战争场面，感人的英烈事迹等等彻底征服了广大普通受众，在传播效果上呈现了“如子弹击中目标”的强大效果。
第三，“议程设置”符合当时我军电视新闻宣传的传播理念。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目的就是真实地展现中国军队的风范，使更多的观众了解军队，走近军人。这一时期，军中电视人成功策划播出了许多优秀的军事新闻作品：1985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步行1500公里，通过侵柬越军7道封锁线和9个地雷区，深入柬埔寨丛林进行采访，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来自柬埔寨丛林的报告》，在联合国播放后反响强烈，支持“民主柬埔寨”的票数明显增多。《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家深入民主柬埔寨营地进行采访的电视台。”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举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军事记者们拍摄的《光荣啊！人民解放军》新闻片获得中央军委领导一致赞扬，国内外反应强烈，许多外国新闻机构纷纷要求购买这个节目等等。可以说，这段时期电视军事新闻工作的良好效果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好体现。通过细致精密的前期策划，在短期内大量高强度的报道某一热点事件，以此控制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让广大受众了解了军队，亲近了军队。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不仅是电视事业和电视技术迅速普及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电视军事新闻传播的飞速成长期，电视军事新闻传播始终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响应着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唤，在那个时代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段时期有数不胜数的优秀电视军事新闻报道，有让人难以忘却的经典镜头，为年轻的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带来了许多荣誉的光环。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看，由于电视这一新生媒介给受众带来的强烈震撼，加上军队电视人不懈的努力，使得我军电视新闻宣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受众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可信度，呈现出“魔弹论”中描述的强势的传播效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电视军事新闻工作者们非常注重“议程的设置”。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中，军事记者们在现场采编播发了大量感人至深、具有历史价值的场面和任务。例如大胡子师长吴长富，根据现场情况临时改变上级命令，强令列车临时停车，指挥部队就地投入扑火战斗，表现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品德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这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中最早推出的性格特点最鲜明、影响最大、职务最高的人物典型。这样的优秀典型事迹和任务，配合精心的采编，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报道，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一次会上说：“电视记者只有几十人，但他们在扑火中的作用却超过了一个团、一个师甚至是一个军。他们的劳动不仅使广大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让全国、全世界人民看到了现场实况，了解了人民解放军。”
我国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成熟完善——凸现“强大效果”，重视“意义构成”（1987年——2000年）
进入90年代，电视的影响力逐渐超越其他媒体。根据1992年对浙江受众的调查：海湾战争爆发的消息，城市受众首先从电视获得者为57.1%，报纸为21.5%，无线广播为11.8%，有线广播为2.1%，而农村从电视获得者为51.5%，报纸为9%，无线广播为2.5%，有线广播为10.8%。[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电视已经成为中国受众第一信息来源。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受众对于信息的消费逐渐变得理性，对选择和判断信息来源的可信程度都有着自己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再实现那种通过简单的“议程设置”就能达到“魔弹论”中阐述的效果。
但是，既然公众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来了解信息，那么大众媒介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就占有绝对的主动权。大众媒介无论是作为宣传工具还是赢利手段，都是由极少数人控制的，而这极少数人就决定了大多数人接收信息的倾向及其意义构成。在公众高度依赖媒介体系的现实中，大众传播的强效果是不可撼动的。根据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学》中所阐述的观点，受众是根据大众媒介提供对事实的叙述“而信以为真的采取行动，这种叙述的意义和解释与真实发生的情况相符的程度常常有限。它可以导致与‘外部世界’真正性质不大相干的不适当行动。”[3]所谓“涵化理论”与其相近，都是指大众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编辑，赋予了不同于事实本身的新的意义。长期接受大众媒介的传播，涵化了人们的信念，使得媒介中呈现的事实取代现实中的事实成为人们决策的依据。通过各种传播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科学运用，可以显著的提高传播效率和效果。这一时期，我军电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成功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我军电视新闻媒体机构进一步完善，扩大了宣传阵地。作为国内主流媒体，电视军事新闻媒体有良好传播效果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1987年上半年，全军15个记者站相继成立。至此，一支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龙头，以15个记者站为骨干的电视军事宣传报道网初步形成，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组织机构建设基本完成，标志着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步入成熟期。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1996年4月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成立。负责第七套卫星电视军事节目的摄制，编摄人员发展到近300人。电视军事新闻宣传的组织机构上了一个新台阶。当时卫星电视军事栏目主要包括：《军事新闻》、《和平树下》、《神州军旅》、《军事纵横》、《后勤战线》、《军营文化》、《环球军事》、《兵林史话》、《祝你成才》、《军事百科》、《下周屏幕》、《武警专辑》、《生命线》等等共计13个栏目。与此同时，1980年创办的《人民子弟兵》和1991年创办的《军事天地》仍然在央视第一、二套节目播出，而且全部节目由亚太IA卫星C波段开始向全国和全球播出，成为宣传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光辉形象的一个个新窗口。拥有了这么多宣传的窗口，电视军事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传播效果，极大的扩大了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国内权威调查机构央视调查表明，军事栏目的收视率除一、二频道的老栏目继续名列前茅外，新开办的栏目在七频道基本保持前十名。《军事报道》栏目1999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一等奖，并在当年十月的“新中国50年成就展”中,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一起，被列为中央电视台最具影响的栏目之一。同时，继过去由这支队伍拍摄的《毛泽东》、《邓小平》、《望长城》、《让历史告诉未来》、《长征，英雄的诗》、《中华之剑》、《中流砥柱》、《中国之路》、《国庆阅兵》等里程碑式的大作之后，《新中国》等新的优秀军事节目又纷纷涌现，几十部获“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全国新闻特别奖、中国纪录片长篇奖、全国纪录片短篇奖等权威奖项，我军电视宣传事业步入一个活力勃发的新时期。从此之后，电视军事新闻将具备自身独立的标识和象征，将不再依附于各种综合性新闻之中，而成为独具风格的主流媒体。
第二、“意义构成”理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作用不容忽视。进入9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席卷而来，有不少民众是受到西方腐朽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开始信奉所谓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引起了一系列社会不安定。而和平年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军队和军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人民军队的形象也受到了损失，老百姓对于军事信息的热情也渐渐冷却。这一期间，军队电视传播者积极的运用“意义构成”理论对传播内容进行筛选和整合，播发了大量反映军队国防建设新成就的新闻。例如早几年有1992年的《来自地下600米的报告》、1994年《三军战三江》、1996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实弹演习》。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成立以后，立即迎来了重大宣传任务——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其中特别是我人民解放军派兵进驻香港、澳门，更是严肃重大的政治事件。按照中央现场直播两特区回归盛况的指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精心计划，严密组织，派出精兵强将，配合中央电视台圆满完成了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澳门的全程直播任务，使海内外观众耳闻目睹了这两大盛况。
1998年夏秋，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沿江各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军委—声令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从领导到编辑记者，127人从四面八方纷纷奔赴抗洪一线，从坚守荆江大堤到防守洞庭湖区，从会战武汉三镇到九江堵口，从保卫大庆油田到决战哈尔滨，哪里最危险、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军事记者们矫健的身影。抗洪一线的最新消息、最动人的事迹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海内外亿万观众通过这些报道掌握着汛情灾情，也更加了解了人民子弟兵的可歌可敬。历时3个多月的时间，有关抗洪的新闻、专题、纪实片在中央电视台共播发1400多条、部，相当于80多期《新闻联播》，影响深广，在我军电视宣传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
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大阅兵举世嘱目。电视宣传中心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及时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了这一盛况。纪录片《大阅兵》在观众中反响强烈，《走进阅兵村》系列报道，受到中央宣传部的肯定和好评。当年7月我诸军兵种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军事节目也及时进行了公开报道，受到军委领导表扬。2000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各栏目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了充分宣传。特别是我高级军事代表团在朝鲜的活动的报道，军委、总部领导给以高度评价。
这段时间我军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像模范团长李国安、试飞英雄邹延龄、飞行员舰长柏耀平、抗洪英雄李向群、扶贫司令彭楚正等大批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荧屏都充分介绍了他们的感人事迹，展示了他们的风采，形成一个又一个亮点，成为壮军威、鼓斗志的形象教材。在揭批“***功”和揭批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台独”谬论的斗争中，以及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斗争中，军事节目各栏目态度鲜明，报道充分，有理有节，受到各方关注，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工作和我外交斗争。
这段时期，电视军事新闻的传播者们不断播发类似新闻，将重大的政治意义融入到节目报道中，重新树立了解放军在普通百姓心中的“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为稳定国家形势，保障社会安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传播效果优化的创新发展——直面“社会分化”与“传播效果沟”（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众群体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获得了更多的选择信息的权利，而追求个性的人们对于各种信息的需求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上世纪2、30年代西方传播理论界出现的“影响不一”理论为我们解释了这种现象；个体差异、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可以有效的影响大众传播的接受效果，它们就像环绕受众的屏障，所有信息都要经过这三道屏障的吸收、反射才能到达受众。由于每个受众的个体差异、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差别很大，因此这种吸收、反射的过程也千姿百态，带来受众的接受效果也是迥然相异的。由于分化出现的，“信息流增长往往会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内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差距。”[4]信息的无限增大并不能带来社会信息享有权的均衡，只会使得信息获取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受众在行为和态度上产生沟壑，这就是所谓的“传播效果沟”。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说：“所有参与者都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储存起来的经验——进入了这种传播关系，他们根据这些经验来解释他们所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5]这里的生活空间可以理解为受众的认知结构。如果传播的信息与对方的认知结构不符，其态度可能是：拒绝、歪曲或者抵制。
面对新问题，主流媒体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化运作和企业化管理，已成为电视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于有着严明军纪和各项规章制度约束的军中电视人来说，面对这种电视行业的“国际游戏规则”，又多了几分无助和无奈。用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李文朝将军的话来讲：“军队电视是‘带着镣铐’与地方媒体在同样的舞台上竞争”。当前面临的种种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队电视的受众群变化很大。9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分化使得受众群体的个体差异日趋明显。受众间文化水平、社会地位、信息接受能力的差异使得军事新闻节目越来越众口难调。受众所能选择的信息增多，对于节目的鉴赏水平也相应的提高，忽视大众传播规律的方式方法不再适用，过去的那种灌输式、命令传达式的宣传方式显然已经过时。让受众注意到传播内容才有可能用内容去影响受众，如果连受众的注意力都吸引不了，那么这样的传播不会取得正面作用，其结果只能是零作用甚至是反效果。当然，让受众注意传播内容还只是实现预期效果的第一步，还要关注受众的认知结构、社会环境的差别。这需要传播者在传播之初就注意目标受众的特征，不能将受众当作毫无差别的机器，而要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比如说，做一部面向青年士兵和军官的新闻宣传片，那么从画面到配音，再到整体的制作就应该加入更多的现代感和时代气息，增强画面的动感和视觉冲击力，节奏应该欢快等等。但是这样的片子，对于中老年受众来说，尽管也许会被其形式所吸引，但却不会产生太强的共鸣。
其次，宣传任务加重，完成难度增大。随着电视终端的普及，电视传媒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军事电视在整个军事宣传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中央军委对于军事电视新闻宣传工作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总部机关领导多次视察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对军队电视工作给予关注和指导。同时，上级机关所赋予的宣传任务也逐年加重，而对其传播效果的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标准与要求，完成宣传任务的难度正在加大。受众群体的变化要求军事电视宣传紧跟时代步伐，加入更多的时代气息和艺术元素。而宣传任务又要求将思想性和政治性放在首位，对于宣传任务要不计成本，不计得失的坚决完成任务。所以必须协调节目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使军事电视新闻节目既符合时代要求，让受众乐于接受，又蕴含足够的思想政治指导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型电视系列节目《世纪初年走边关》。2001年年初，总政首长和机关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谋划，确定“世纪初年走边关”大型新闻系列采访活动，由总政治部组织发起，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参加共同举办。英魂、壮魂、军魂、民魂在《世纪初年走边关》大型电视系列节目凝结成了边关魂，显出独领风骚的艺术魅力。[6]节目中既反映了边关建设的新成就、新风貌，也表现了戍边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有边塞的风光民俗，也有边疆地区军政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它不仅仅是在展现边关，讴歌军魂，更是支撑着我们民族的电视文化大厦，突出了主旋律的价值和正气歌的品位。
第三，市场营利要求的压力与诱惑。军队电视正在走进市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军队电视机构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运行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地方市场体系培育已较成熟，筹资集资渠道比较顺畅，只要依法经营，按章纳税，地方栏目经费筹集的路子比较宽，运行机制比较活。而军队不许经商办企业的铁纪和其他各项严明的规章制度，对于一些可能的赞助机遇，也只好“望钱却步”。然而，电视需要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费的行业特点，又是相通的。电视设备的昂贵报价、电视制作的高昂开销，对于军事栏目和地方栏目，都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电视业是需要巨额投入的产业，当规模成熟，其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由于军事节目使用中央电视台的信道，和央视其他频道一样是全国落地的卫星传输节目，其拥有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目前从政策导向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军队电视面临着与地方各种电视机构同台竞争，共同争夺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一方面，军队电视面临着市场的无形压力，虽然担负着特殊政治使命的军事电视宣传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大潮中分得一杯羹，更好的发展和壮大军事电视宣传的队伍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当全面的市场化运作起来，市场的需求和政治任务的要求往往会产生矛盾，一边是节约成本、市场化运作、创造最大利益，一边是不计成本坚决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市场条件下的军事电视宣传的难题。因此，如何认清时代发展特征，适应电视传媒特点，着眼军队要求特性，在遵循电视传媒通用“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军事节目和军人的优势，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在日趋激烈的电视传媒竞争中站稳自己的脚下阵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是每一个军中电视人必须正视和回答的现实课题。
面对各种问题，从2000年开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围绕着收视率和传播效果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着重解决电视军事新闻宣传质量的问题。中心内部精简改编机构，开展了制片人上岗竞争制度；时刻追踪收视率调查，量化收视率指数；定期开展业务人员的理论和技能培训，分批将业务骨干人员继续深造等等。
注释：
1戴元光 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356页。
2胡钰，《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32页。
3《中国新闻年鉴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版。
4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1998年。
5[美]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6李文朝，《新闻行知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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