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刚 李薇
[摘 要] 争议性的本质是多元化论点之间争论。谈话节目中，争议性将话题导向深入，让谈话迸发出新的智慧火花，能激发观众的收视欲望。谈话节目中的争议性与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其他节目形态中的争议性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别。除具有新闻性之外，谈话节目“争议性”具体表现过程也有特殊性。“争议性”为谈话节目创造出新的审美价值。争议性提升了观众的思维境界、体现了对观众的人文关怀、显示出成熟社会对大众的宽容、争议为节目的未知性增添了趣味色彩、谈话节目的争议性是对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突破。怎样在谈话节目中构筑、设计争议性？本文从策划、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挖掘技巧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争议性 谈话节目 多元化观点 审美价值
短短几十分钟内，谈话类节目要把话题说深说透，而且能保持一定的收视率，争议性必不可少。一方面，话题的争议性让话题内蕴含的矛盾冲突得到充分展示和演绎，这是通过让谈话各方对总话题和分话题进行言语的激烈辩论、思维的直接交锋达到的。激烈的辩论往往能激发谈话者表达真实自我的欲望，观点的交锋常常能引起谈话者和倾听者更全面的、换角度的思考。谈话类节目中的“争议性”让谈话深入地切入问题的核心，不同观点的交锋迸发出新的智慧的火花，让节目在谈得深刻、谈得尽兴的基础上体现出“创新”的魅力。另一方面，“争议性”带来的矛盾冲突模式让谈话过程极富戏剧性、使谈话“情节”引人入胜、激发观众的收视欲望。事实上，在美国众多的talk show节目中，“争议性”的利用已成为谈话类节目最基本的技巧之一。
2003年6月，央视《实话实说》在做收视率调查的时候，发现节目第12分钟—15分钟时段观众流失最多，节目组调出节目看时，发现那时往往正在进行新一轮平行叙述（请嘉宾的同事、朋友对嘉宾所陈述事实进行补充），针对这种情况，策划人员将此时段的内容改为观点的介入——让观众对问题进行争论，而把其他事实补充推后。整改一个月后，收视率渐趋稳定。[1]
争议性的多元化本质体现谈话类节目的特殊形态特征
“争议性”是指事物具有引发争论的性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讨争议性的本体特征，某一问题或现象具有“争议性”，可以理解为问题或现象具有引发大众的多元化论点相互争论的性质。“争议性”的属性有以下几点：
问题或现象内含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根据矛盾论的原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同一体，矛盾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在一些特殊事物或特殊时刻，这种对立会非常尖锐。这时事物就具备受争议的潜能；认识论告诉我们，个体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由此多元化观点形成。
问题或现象关系人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传播学观点认为，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与接受中有一种生存守望的心理——只有及时把握内外环境的变化，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2]把握内外环境的途径之一就是了解其他个体或群体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始者诺依曼曾将这一心理阐述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 [3] 。这就构成了多元化观点交流的心理驱动。
合理社会舆论的尚未形成。这里引用的“社会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是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事实上它可能不是）。当社会成员对那些“重要问题”形成多元化观点之后，他们并不一定会相互争论。争论与否要看对“重要问题”的合理社会舆论是否形成。一方面，很多社会焦点中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之所以受人争议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舆论还没来得及形成。事实上，人们对它争议的过程就是形成社会舆论的过程。比如近段时间的争议人物仇和，他用“非民主化手段”推动“民主化进程”，为达到“现代化”“民主化”的目的，不惜用专制的手段，以牺牲民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针对这种做法，褒贬者有之、不哂者有之，民众的社会合意——社会舆论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有些看似已有定论的问题在新时期又引起人们的争议。新时代社会呈现新动态，人们对这些问题又有了新认识，旧有的“社会舆论”已不再是“社会舆论”（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新的更趋合理的社会舆论正有待形成。比如金钱观的问题，我们曾经视金钱为“阿堵物”“铜臭”，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又矫枉过正，陷入了“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一个适合当代社会的合理金钱观尚未形成，在此合理社会舆论形成过程中，对金钱的看法会一直是争议点。
谈话节目是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一种特殊的节目形态。争议性在谈话节目也因此体现出特殊的形态特征。
一、谈话节目的争议性的特性之一体现在与其他传播形式中争议性的区别。与传播学中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其他节目形态中的争议性相比，谈话节目中的争议性与它们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所差别。
首先，与人际传播中“争议性”相比，谈话节目的“争议性”外加了大众传播的特征。
更具普遍性与专业性，谈话节目栖身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决定了谈话节目中的“争议”应该是社会普遍关注起码是受众群体普遍关注的话题；谈话节目中嘉宾是话题领域内的权威人士，他们对话题的“争议”比人际传播中大多数人的更深刻、更全面。经策划组与主持人对“谈话场”的刻意营造，“争议”也自然比多数人际传播更加接近话题的本质。
但有一点不可忽视，正是大众传播语境影响了谈话节目中的“争议”的真实性。谈话节目中的谈话远非“原生态”，节目之前，策划组对节目进行了细致的设置与策划，谈话者也明白他所谈的最终是要往主持人与节目组的意愿中“装的”；再者，谈话现场是一个大众传播语境，在这种特殊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谈话者发表的观点、流露的情感是与真实的内心是有一定差距的。
其次，与纸质媒介（报纸、杂志等）传播或视听媒介的其他节目形态中的“争议性相比，谈话节目的争议性又显示出人际传播的某些特征。
互动及时。谈话节目中的“争议”有双向性强、反馈即时、互动性高的特征。报纸的“专栏争论”中，争论各方不能面对面；受传者与传播者利用报纸媒介争论的机会还是不平等的。电视的其他新闻节目也无法做到像谈话节目中那样传播者与受传者角色随时互换，传播者可以根据受传者的反应及时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改进传播方法、把握传播效果，争议各方实现及时互动。
更趋开放。“人际传播”被放入具有现场感的电视媒介中，争议各方的神态、表情、动作与“谈话场”的格调、气氛都得到传播，争议体现出一定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谈话过程中，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的方式，场外的观众可以随时参加争论。
二、谈话节目的“争议性”还体现出一定的新闻性特征。谈话节目是新闻节目的一种，谈话节目中的话题除了具有传播学中“争议性”属性之外，还最好具有新闻性，从目前国内谈话节目的现状看，这种新闻性外化为以下几个特征。
重大性。话题本身内含矛盾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重大新闻事件。《实话实说》曾讨论过的 “住房改革”“下岗后该怎么办”“农民话题”之类内含矛盾重大的话题。《实话实说》还有过一期以《日本教科书》为题的谈话，揭示我们和日本的新仇旧恨与不得不与之经贸往来这对尖锐又重大的矛盾。
时代性。话题本身内含矛盾非常前沿，具有时代特征。《对话》栏目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专注于经济领域——当前最前沿的领域有关。比如2004年2月14日播出的《海外归来》，讨论“海归”与本土化之间的尖锐矛盾；2004年2月22播出《汽车之路》讨论汽车行业开放之后，中国汽车行业的相对弱势与国际竞争之间的矛盾。
焦点性。直接以焦点人物、事件为话题，也是争议性在谈话节目中的表现之一。《对话》栏目2004年2月2日播出了《对话海南航空陈峰》，陈峰本人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人物。《实话实说》与《对话》都做过以争议人物“韩寒”为话题的节目。
三、谈话节目的争议性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争议性”的具体表现过程上。在谈话节目这种特殊的节目形态特征下，争议性是在主持人的串联下，通过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三方或任何两方之间，由于观点的多元化而争论表现出来的。在谈话节目的争议性具体表现过程中，以下三点必不可少：
1、利用谈话者群体属性的差异
谈话者（主要是嘉宾与现场观众）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谈话者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通常受到他的群体归属关系、群体利益以及群体规范的制约。谈话者的群体背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统计学意义的群体，包括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学历等；二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群体，如家庭、单位、团体、政治、经济、文化的归属阶层，宗教信仰群体等。谈话者的群体属性的不同，意味着他们的社会环境、社会化的条件、社会地位、价值和信念、看事物的立场、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异，对同一话题的观点和看法也必然不同。
《对话》栏目播出了《对话海南航空陈峰》，在对陈峰资金运作成功的探讨上，一位现场观众认为是政府的某张批文与陈峰的海南省省长的航空助理工作经历起了很大作用；嘉宾赵晓（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宏观战略部部长）归结为国内航空业的垄断属性；嘉宾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分析是由于陈峰善于投机；而作为一个改革企业家，陈峰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改革开放成全了他的个人奋斗。这里的多元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谈话者群体背景差异带来的立场差异。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栏目中，嘉宾与现场观众经常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民族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的观点多元化，也是对谈话者群体属性差异的利用。
2、选择个体属性不同的谈话者
具有同一群体属性的个体也会对同一话题产生不同的看法。个体先天认识能力的差异，个体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的不同都是原因。
一些谈话节目经常邀请普通人做嘉宾，这些无权威性的嘉宾常常能出人意料地谈出一些独到精彩的观点，这往往是由于他们有与话题相关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相反的情况是，一个理论上权威但没有实际经验体会的嘉宾，则经常与上述的有实践体会的嘉宾的观点大相径庭。实际上，这种嘉宾组合常常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比如《实话实说》的一些个案分析节目，特邀个案当事人（现身说法的普通人）做嘉宾之外，相关领域内的专家（社会学家、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之类）也是嘉宾之一。
3、 创建“争议场”
多元化观点在谈话者心里形成之后，还需要一个“争议场”为交流与争论提供条件。“争议场”不是狭义上的争论场地，它包括节目策划组对争议事先尽可能详尽的设置、临场主持人对争议的激发、推动和掌控、节目制作人员（包括主持人、摄影师、乐队）与外来参加人员对争议氛围的共建、影像切入与人物道具等技术手段。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为与技术因素对“争议场”的营造，那些普通人物会在《实话实说》侃侃而谈；那些经济大潮中的“潮头人物”会到《对话》栏目进行“观点碰撞、思想交锋”。
“争议性”为谈话节目创造新的审美价值
传播美学认为，传播活动中审美主客体与传播主客体相一致。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体，大众传播层次上，传播主体为节目参加人员，包括主持人、嘉宾与现场观众，客体为收看节目的观众；人际传播层次上，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互为主客体。在此仅探讨“争议性”在谈话节目的大众传播层次上的审美价值，对于审美客体——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除谈话节目原有的“及时互动”“未知性”“即兴色彩”等特有审美价值外，“争议性”在谈话节目的出现，又让谈话节目体现出新的审美价值。
一、 从多元化的角度对话题矛盾双方的正反辨析，提升了观众的思维境界
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话题内含的矛盾冲突双方进行充分地正反辨析，最后达到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争议性”在谈话节目中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辨。这种思辨往往超越了话题本身，会启发和引导观众从多个角度、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论的方法去看待问题。争议可以提高观众分析问题的水平，提升观众的思维境界。
《对话》栏目2004年2月22日播出了《汽车之路》，在讨论2003年中国汽车行业的繁荣新景象时，普通观众发出：“汽车进入家庭！”的赞叹，嘉宾贾新光则看到了繁荣表象的另一面：行业的不规整，更从汽车工业分析师的角度指出，行业的不规整会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却肯定行业繁荣的事实。面对这种繁荣，一汽总经理竺延风发出了“乱云飞渡难从容”的感慨。道出去年汽车行业初步开放之后，处于国内外激烈竞争夹击之中的国营汽车工业失落却不失斗志的心态。在这段关于去年汽车行业繁荣景象的争论中，繁荣背后的正反两面得到充分的讨论，争论各方分别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微观行业分析的角度、国营汽车生存的角度进行了争论。
二、 无论是争议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体现出巨大的人文关怀
从话题设置的角度看，在谈话节目中公然争论那些尚未形成合理社会舆论的具有“重大性”“前沿性”“焦点性”的争议性话题，体现了社会对公众权利的尊重。这些公众权利包括传播学所说的“知情权”、“知晓权”，现场观众成为谈话节目中争论的一方，还是社会对受众“媒介接近与使用权”的一种尊重。
从我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嘉宾发表专业权威的观点之后，电视媒介允许现场观众（广大观众的代表）从自己的立场、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出发，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多元化的意见还同时被大众传媒广泛传播。这是大众传播对自身单向的不平等的传播方式的自我修正。从几十年来我国电视媒体重输出、轻维生；重教导；轻沟通的历史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视对当代大众的巨大的关怀。
从设置话题本身内含矛盾冲突的性质来看，对人的关怀占了很大一部分。毕竟，对任何现象与事件的关心的本质都是对人的关心。在人们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人本身。目前，直接以人文关怀为目的的争议性话题大概分以下两种。
①对当代社会特殊转型期中人们的生存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关怀。《实话实说》中常有这样的话题。早期的《打工在北京》探讨打工者与北京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展示了当代人生存观念的变迁。《夫妻是否需要一米线》通过对新时期夫妻之间矛盾新特点的讨论，提醒人们对夫妻关系重新审视。后来的《多管闲事》，讨论一个普通市民自觉运用法律维护公共利益与周围人的不以为然之间的矛盾，用争议的形式表达出法制进步对公众原有思维方式的撞击。《对话》栏目曾讨论过《一个著名的失败者——史玉柱》，关注改革开放大潮裹挟之下一个时代人物经历成功与失败之后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②对永恒的人性的关怀。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状、历史与现实、坚强与脆弱，这些人性中永恒存在的矛盾冲突，在新的社会时期新的文化氛围下表现出新的特点，旧有的社会舆论已不再合理，新的合理社会舆论还未形成，无论是出于社会整合的目的还是个人情感宣泄的目的，人们都需要就这种自身的矛盾进行交流。生活类谈话节目《夫妻剧场》，抓住“夫妻之间如何相处”这一古老又新鲜的命题，对新时期婚姻生活中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本能之间的矛盾进行关注与评析。文艺类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以明星的经历与情感为题材。无论是《秦怡专集》里秦怡集“惊人的美丽”与“惊人的苦难”于一身，还是《三代童星》中三代童星对待历史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同态度，都为解决当代人性中复杂矛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三、 不同声音与主流声音在屏幕中的碰撞，显示出成熟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宽容。
清华大学传播学教授尹鸿认为：谈话节目类似于过去大杂院里的天井边家庭主妇们的家长里短。[4]谈话节目的本质在于人际交流的真实与自然。把天井边民间争论搬上电视，让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与过去追求“无杂音”的主流声音同时在屏幕上响起，这是社会宽容度增大的标志。社会宽容度的增大源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开放（我们只要看看封建独裁统治就知道），社会宽容的结果是社会向更高级发展。哈贝马斯认为：社会需要多元化观点的沟通，在沟通交往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自己观点的片面性，而人类通情达理的天性让人们交流后在不排斥异质性的同时走向共同点。正是在这种筛选、比较、鉴别中，社会向更成熟更高级的方向发展。[5]
单从《实话实说》话题的不长历史来看，从早期很长时间专注于对社会热点、社会焦点的讨论式引导到对个人成长经历、生活体验的个案分析，再到“2004年5月1日改版之后将更加侧重有关民生的实际问题”（《实话实说》制片人杨东平语）[6]。刚开始时，嘉宾或现场观众还不习惯也不敢在电视上对“社会热点”发表与主流声音不一致的看法观点，那段时间，我们很少在节目中看见争议的场面；在节目演变成对个案的分析之后，人们在“对人不对事”的“借口”下，开始敢于在一些不太重大的问题上与主流声音争论，总体来说，国内的谈话节目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敏感严肃的问题上的争论还不多见。相信5月1日改版之后的《实话实说》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更大的窗口。
四、争议过程中，观点的碰撞、思维的交锋让谈话迸发新的智慧的火花。
争辩能激起人们表达自我的愿望，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谈话者往往会对自己原有的观点重新审视并做更深入的思考；为了驳回别人对自己观点的辩驳，谈话者不得不从别人的角度和视野重新思考，在争议过程中，整个“争议场”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更深入思考与换角度思考的氛围，各个谈话者在这种氛围中往往能思考出一些新的东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兴奋点。
人的思维具有即兴的特色，未来情景的未可知让人们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想到什么，争辩让人们的思维活动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多元观点的刺激，灵感之类的偶然的思维火花往往会在人脑中突现。
从整体论的观点看，整体的作用大于部分的总和。多元观点争论的结果远远不止不同观点的简单相加。“群策群力”的优势在于多元化观点争论带来的创新性观点，这是争论之前争论各方都没有想到的，否则争论就没有必要。
谈话节目的魅力之一就是不可预知性，人们不知道观点的碰撞、思维交锋之后会发生什么，嘉宾与现场观众不知道，策划组与主持人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饶有兴趣地期待着。碰撞之后迸发的新智慧伴随着饶有兴味的争辩产生，通过电视屏幕，节目观众亲眼目睹了它的产生过程，这一点让整个节目同时充满了创新的趣味性。
五、在巨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中发生争议之举，是对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突破。
民族的审美心理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立身、立言讲含蓄、讲温良恭俭让，讲“社会大同”，避免与人发生冲突让谈话者有“趋同”心理，即使持有对立观点也会尽量用温和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点与西方人的审美心理完全相反，西方启蒙思想强调“自我表现”，以个性为美，这与西方文化以冲突和征服为特质分不开。我们看到，争议性已成为美国各谈话节目基本技巧之一，而激烈的争议在中国谈话节目的屏幕上仍不多见。
即使“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盛宴”，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世界，与强大的对手竞争，我们旧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是不能完全胜任的，我们的中庸与平和抵挡不了对手的冲突与征服。我们的传统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突破。借助电视媒介的强大影响力，谈话节目中的矛盾冲突必定会对广大受众的审美心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从谈话节目的形式上看，争议性带来的矛盾冲突让谈话始终处于曲折上升的状态，矛盾冲突的出现、展开、高潮、结束贯穿于节目过程之中，迎合观众“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审美意味。从节目整体形式而言，各种对立的、相异的观点有机地统一于一个话题之中，呈现出一种“多样统一”的美。
“争议性”在谈话节目中的审美构筑及设计
一、 创建“策划争议性”的软硬平台
重视“观点的碰撞、思维的交锋”的《对话》栏目的制作人王利芬说：“如果把主持人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让他用自己的学识、经历与这样重量级的嘉宾进行正面的交锋与碰撞，主持人必定会枯竭。”因此，我们看到《对话》栏目中主持人的提问虽然有明显的事先设计的痕迹，但栏目还是体现出较强的争议性，这是节目背后策划组群体智慧的优势。《对话》栏目有一个“策划库”，“策划库”中不仅有“内脑”——有业内经验、善操作的“核心策划”，还有“外脑”——外请的相关方面的专家，“外脑”丰富的学识、敏捷的思维、独特的视角往往能让节目中有多种思维碰撞并产生各种创新的灵感。[7]建立类似这种“内外脑”相结合的硬平台是构筑谈话节目的争议性的基础。
除了策划班子这个硬平台之外，还要设置一个看不见的“软平台”—— 一套收集争议话题的方法，来构筑谈话节目中的争议性。哪些话题符合争议性话题的属性？策划人以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个人深刻的思考”来判断是容易走进误区的。避免“先有观念再去找事实”的办法是走近事实。社会上对什么问题争论得最多最激烈、观点最尖锐最多样，它就具备成为谈话节目争议性话题的前提条件。策划人从什么渠道得知社会上的议论？到互联网上找形形色色的人聊天、浏览人气旺的BBS不失是一个快捷的好办法。
二、为争议性创造“人”的条件
1、对主持人的选择和培养。
①主持人必须具有与嘉宾“争论”的水平和能力。过去，我们经常强调主持人要发挥主动性、与嘉宾多平视、少仰视；多讨论，少请教。但主持人凭什么与嘉宾讨论？纵观谈话节目的荧屏，俊美外型下“内存不足”的主持人比比皆是，对嘉宾的观点的一知半解、对发现争议离题之后的生拉硬扯、对争议产生的新火花的熟视无睹。偶像型主持人肯定不行，学术型主持人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才可以。
②主持人有较强的场面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大概包括：捕捉争论中迸发的新思维火花的能力，主持人必须具备敏锐的思维和快捷的反映才能把握好这一点；让复杂的争论场面沿着策划方向前进的能力，我们经常见到主持人置争议场面于不顾，失去让争论引导话题走向深入的机会，生硬地将话题扯回到策划的方向上来。主持人对争议的引导与控制能力，争辩的目的不是为了辨出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将话题引向深入。对争论的度的把握也是一个问题，许多谈话节目中的争议超出话题的范围，主持人怎样不露痕迹地打断争议又不冒犯争议各方等等。
从根本上说，对争议性谈话节目的把握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不仅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过硬的知识积累，还要有丰富的阅历与临场经验。追溯崔永元在《实话实说》中对争议场面幽默机智的驾驭，除了他本人的学识修养之外，我们不能忽略他十年的记者生涯，正是这十年经历的巨大财富让他见多识广、对方方面面的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能从容不迫地周旋于各个场面。
2、对现场观众的选择与对待
谈话节目的现场观众最好是目标观众群的代表。这样才能跟有一定专业性、权威性的嘉宾争论。过去，演播室里一眼望去全是年纪轻轻、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谈不出独到的见解，现场观众的观点与嘉宾的观点不在同一档次，根本引不起争论。能提出高水平问题的现场观众除了来自于目标观众群之外，还可以有一定的群体与个体差异以便促成观点的多元化，《对话》的那期《龙永图谈人才》节目的现场观众就既有北大MBA高层管理班学员，也有专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士，还有热心观众。怎样不用花很多精力就能找到能够与嘉宾争论的现场观众？《对话》栏目已经用有偿委托北京某公关公司的方式进行了尝试。
台下的现场观众与台上的嘉宾同等重要、都是主角。谈话节目的魅力之一就是大众传媒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争议的目的是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交流，观点权威的嘉宾与作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与现场观众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策划组与主持人没有让现场观众产生这种感觉，现场观众与嘉宾或主持人之间就没有争论的可能。有人从《实话实说》栏目的分析中得出“最出色的传播者是现场观众、最精彩的话语在民间”的结论，这与平民主持人崔永元看待现场观众的平等视角是分不开的。
《艺术人生》的现场观众被策划组和主持人定位在明星嘉宾的“崇拜者”与“追随者”上，这是一个不足。请来明星嘉宾的非崇拜者甚至是反对者、相关影视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欣赏水准有雅有俗的现场观众，让他们对嘉宾的“艺术”与“人生”进行争论，或者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3、在嘉宾的选择上
我们一贯注重嘉宾的权威性与专业性，节目所邀请的嘉宾多为名人或专家，且均表明身价。这种选择方式的背后观念是策划人对谈话节目教育、疏导功能的注重。在以构筑节目的争议性为目的后，我们可以适当降低对嘉宾权威性的要求，用新的观念与标准选择嘉宾。
美国各谈话节目对嘉宾的选择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美国谈话节目的特邀嘉宾多为普通人，也是真正的"当事人"。他们会以非常具体生动的生活实例现身说法地展现谈话节目的主题并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报姓名而不标明身份。相比较，我们的嘉宾在节目中的作用不以现身说法为主，而以阐述观点和提供建议为主，只是谈话的"参与者"，而非全身心投入的"当事人"。一方是"当事人"，一方是"参与者"，随之而来的差异便活灵活现地反映在现场的言行举止上。中国的特邀嘉宾常常是正襟危坐、温文尔雅，从来不会拉下"面子"在众目睽睽的大众媒体上与人争吵，更不用说是动手动脚了。而美国的嘉宾们往往会因为意见相左互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主持人。
此外，被认为是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之源的NBC的《今夜谈话节目》在选择嘉宾方面的原则、标准和方向上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是这样选择嘉宾的：一些人很著名，一些人不那么有名，另一些人则完全没名；组合方式通常是:一个歌手，一个喜剧演员，一个平民，一个知名人物，一个大众文化分析家如社会学家，由他来分析节目话题所涉及到的社会、民族、文化、政治或性的问题、趋向。[4]这种组合启发我们：精心选择嘉宾，不但可以使“争议”不乏权威，还能增加“争议”的娱乐性与可视性。
三、运用好挖掘争议的技巧
在《国际双行线》的那期《谭盾来了》节目中，谭盾在节目中途愤然出走，成为第一个在国内谈话节目中“公然反抗”的嘉宾，《国际双行线》也一跃成为知名栏目，但以冒犯嘉宾来体现节目的“争议”和好看，毕竟不是唯一的选择。怎样让节目在争议的同时又不构成对嘉宾的冒犯？怎样恰当的运用好争议性在谈话节目中的作用？以下几点技巧的运用可能会有所帮助。
1、 运用电视媒介视听兼备的特点，做一些巧妙的时空转换。
《对话》栏目有一期节目《一个著名的失败者》曾这样让各种观点冲突。在节目开始，编导先把史玉柱（主嘉宾）请到导播间。与此同时，谈话现场中一位位嘉宾正在就史玉柱“东山再起”谈论自己的观点。因为史玉柱不在场，这些观点非常尖锐，这期间，导播间一台摄像机摄下了史玉柱听到这些尖锐观点时的反应，到了中场时，主持人再把史玉柱从导播间请出来，让他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后期剪辑时，编导把史玉柱在导播间中的表现也剪辑到节目中。怎样在不冒犯嘉宾的前提下让观点剧烈冲突，怎样利用电视的可视性、现场感表现争议性，这种做法给我们启发。
事实上，许多谈话节目已经在有意识的运用时空转换这一技巧了。我们常常看到，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后，要求嘉宾和观众将答案写在木板上，而不是依次叙述观点，这样就避免了观众受权威的嘉宾的影响，也减轻了嘉宾之间的互相影响。
2、 从多个角度质疑总话题和分话题。
事物的本质是多元的。用单一的角度去探讨事情和人物，得出的观点是相对单一简单的。多角度从哪里来？在节目策划时将社会上对节目话题（总话题）的各种各样的争论观点收集起来，找到他们的观点角度。在提问时，主持人有意识地用这些角度提问，从某种程度上是将社会上的争论在演播室里还原。这种对原生态传播的模拟往往能激起观众的强烈反响。
对话题展开过程中的分话题的提问中，为引出多角度的答案，主持人要注意发问的技巧。
最好采用开放型的提问方式。“您觉得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喜还是忧？”“这种现象到底好还是不好？”这种封闭式的提问方式要慎用，因为它会暗示应答者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忽略对事物的客观评估。开放性的发问方式可以是这样的：“请各位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是这样的：“在那次事件中，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最好能针对谈话者的特点提问。这种“见什么人问什么话”的提问技巧可以引导谈话者谈出充满个性的观点，在凸现观点的多元化的同时还增强了节目的趣味性。《对话》栏目有一期《龙永图谈人才》节目，面对一个“擅长谈判”的谈话者，主持人的提问就极具挑战性：“您挑人是不是都爱挑跟您一样的人？”“您不会说“不”，那美国人跟您谈判，他们说“NO”，您说什么？”这种挑战性的问法让这位个性部长的回答也充满了个性色彩。
3、 主持人对争议气氛的恰当的控制
激烈的争辩往往让谈话者在深入思考的同时陷入企图说服对方的误区，容易陷入肤浅的“意气之争”，甚至会发展成嘉宾之间相互抢白、揭短、人生攻击。在这种情形下，主持人要立即打断争论并尽力安抚好争论各方的情绪，再将争议的兴奋点转移到原来策划的思路上来。
主持人要给争议各方同等的发言机会与时间。目前，国内的谈话节目一般还是制片人制，主持人没有选择嘉宾的权利，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嘉宾与自己的观点比较接近），主持人可能会有对嘉宾有不同的喜好倾向。在节目争议的过程中，主持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给某些嘉宾更多的发言机会与时间（潜意识里可能是给自己更倾向的观点更多的发表机会），主持人的这种倾向让谈话节目的争议性失去了平等交流的性质。不仅会引起其他嘉宾的不满，而且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还有另一种情况，有的嘉宾为了让自己的观点经得住推敲，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不给争辩对手辩解的机会。因为谈话节目必须在几十分钟内结束，所以在这时主持人要果断地打断滔滔不绝的嘉宾，给争辩的另一方留够辩解的时间。
4、 对嘉宾预访的有意识留白。
出于节目策划的需要，谈话节目开始之前往往要预先采访主嘉宾。如果在节目中邀请了与主嘉宾观点对立的其他嘉宾出场，编导要不要将可能出现争议这一情况预先透露给主嘉宾？据《谭盾来了》的主嘉宾谭盾第二天接受访谈时说，并不知道卞祖善（与之发生冲突的另外一名嘉宾）会被请去与他争论。《谭盾来了》节目的成败暂且不论，节目中两位嘉宾之间矛盾冲突的真实性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将可能发生的争议告诉主嘉宾，纵使主嘉宾来了，争议的真实性也会有所减轻，主嘉宾会做好争议的各种准备包括思想准备。那种在突如其来的争辩面前出现的真实观点与情感就不会被真实地表达出来。
有些谈话节目在预访嘉宾的时候已经把节目中要问的问题问了一个遍，嘉宾对主持人要提的问题了如指掌，嘉宾与主持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可能性就非常少了。即使现场观众“挑起争端”，知道了主持人“节目意图”的嘉宾也会从节目的整体高度从容应对，争议失去了即兴与未知的色彩，也显得没有了趣味。
注释：
[1]崔永元：《谈<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电视研究》2002年第4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3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3页
[4]电视批判第9次论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谈话类节目》
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wtjj/xzlz/1033.shtml
[5]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8，第二章、第三章
[6]任金州：《电视节目策划与研究》，2002，175-176页
[7]《杨东平谈<实话实说>》
http://www.tvb.com.cn/fashion/shweekly/c/2003-02-24,5,1105,57550921.shtml
作者：
赵志刚系南京政治学院广播电视教研室主任 教授
李 薇系南京政治学院2003级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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