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蕾
8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先后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影响，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革命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主义思想很快就传遍了西方世界。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源于美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秉承了女性主义运动一贯的思想，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但是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者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与自我批判。
一、新闻传播学领域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导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的触角伸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导入新闻传播学领域中。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等出版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1]。20世纪80年代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出现各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文献和有关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报告及其他有关论文或论著。在以后的国际传播学术会议中，性别或者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经常成为部分专题研讨会的主题。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从这一时期开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影响。以电视为例，电视所进行的传播不仅再现了社会性别的状况与地位，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电视传播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电视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社会性别观；另一方面电视强化了、并在受众中建构着性别观念。电视媒介对女性呈现的频率、方式，对女性题材的遴选、报道的角度都在无形地影响并建构着人类及社会的观念与行为[2]。正是因为电视具有这种双重（反映和建构）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电视媒介如何反映并强化真实社会中的性别意识[3]。
目前，电视媒介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两种不同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电视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电视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电视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地[4]。
二、电视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偏差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视角考察电视媒介传播，可以看出电视媒介对男性和女性呈现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别，存在着诸如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忽视和性别歧视等现象。
1、电视媒介对女性形象再现存在刻板印象
所谓刻板印象（stereotype），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ilton将其定义为：指对某一个群体的特征所作的归纳、概括的总和。它并不一定有事实依据，也不考虑个体差异，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定看法，但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却能产生重大的影响[5]。中国学者卜卫的定义为：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6]。
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这一术语，普遍运用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之中。它“主要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性格、形象、智力、社会分工、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定型化。如就性格而言，理性、勇于探索、进取、勇敢、坚强、喜欢高技术等总被归为男性的特征；而柔弱、温和、感性和被动总被归为女性的特征”[7]。
电视媒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新闻报道中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二是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三是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
2006年“三八”节前夕，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关于媒体和广告中性别倾向”的监测报告指出，中国乃至全球的新闻报道仍为男性主导。调查表明，在新闻人物中，女性只占19%，男性占81%；在发言人、专家和评论者的比例上，女性都仅占10%左右，而作为家庭角色出现的女性是男性的3倍多[8]。而事实上，女性占到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对欧共体成员国26个电视频道的研究发现，对于主流新闻的新闻来源，制作人倾向于将白人、中年、中产阶级、欧洲血统的异性恋男人作为权威的消息来源。
首都女记协的调查发现，电视广告偏爱使用女性角色（70.5%的广告中出现了女主角，只有47.5%的广告中出现了男主角），尤其是年轻（83.1%）、美貌（81.8%）的女性角色；女性更多地被使用特写镜头，或者被表现其性特征。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有两种：家庭主妇或是美女。在洗涤剂、厨房浴室用品、烹饪辅料等产品中女性一般以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她们总在谈论着洗涤产品的优点，担心着丈夫衣领上的污渍。美女形象在电视广告中铺天盖地，但在文本中她们总是必须更美丽才能更成功。在商业广告中，女性经常被作为对男性选择了正确商品后的性感、美丽的回馈物。女性常以性感客体、奖品和男性的支持性目标的形象出现[9]。另外，即使电视广告中的职业女性也往往被表现为不如她们的男性同伴有能力：男性是医生，女性是护士；男性是律师，女性是秘书；男性在公司工作，女性在打理时装店等等。因此，电视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10]。
在电视剧中，女性形象存在类型化的问题。要么被塑造为带有落后性别意识的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要么是做美容、逛商场、买首饰的所谓时尚女性；再有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和婚恋生活放荡不羁的另类女性。实际上，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也就是说，电视剧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
由此可见，电视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因此，电视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男权文化的欲望，这种女性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由于电视媒介是海量的、组织化的、以公众形式出现的制作、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机构，因此其所传递的内容对受众拥有潜在的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11]。
2、电视媒介对女性的呈现存在性别歧视现象
电视媒介对女性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将女性弱智化、商品化和色情化的倾向上[12]。据中国妇联2001年10月对全国7省妇女做的“大众传媒对妇女的影响”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36．9％的人认为广告中歧视女性的问题较严重。而这种现象在电视广告中最为严重。
有学者将电视广告中的女性角色定型现象划分为四类[13]：
一是将女性的价值限制在容貌、年龄、体形上，她们的主要兴趣在化妆品、服装、首饰、饮食和美容上，非常关心自己的容顔，害怕变老、变丑。电视广告中的女性过分关注自我，对社会缺少贡献。她们在从生活中获得健康美丽、浪漫温馨、荣华富贵的时候，还带有严重的自恋情结，很多广告模特常常情不自禁地自抚自身、顾影自怜，这种内敛式的动作，缺乏外在张力，暗示出相当数量的女性缺乏推已及人的爱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二是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制在家庭，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被描绘成任劳任怨、不用付工资的“家庭保姆”，她们的生存意义就在于做妻子和母亲，而她们的教育、管理等才能并未得到公正体现，这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
三是将女性同男性的关系界定在依顺、服从、服务、性吸引上，并以此得到男性的呵护、爱慕、供养、资助和指导。女性不是有个性、有思想的完整的个体，而是一种被观赏的对象。像“女人挺起才美丽”、“做女人挺好”之类的广告语，把女性的外在因素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志，而不是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和创造性。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说：“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14]。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视觉文化本质就是将男性和女性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固定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无可逃避的成为男性观赏的对象，甚至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
四是将女性的智力限定在追求时尚、爱情和享受上，她们极少在社会事物、事业、科技上用脑子。而男性则是“跨越千里、勇往直前”的开拓者，是“仪表出众、处事果断、以事业为第一生命”的英雄。如在高新科技及电子类产品的广告中，尽管现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这些产品的情况非常普遍，但女性角色出现的次数只占14.9%[15]。
这种性别歧视现象在电视剧中也有反映。如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这一个男人有7个老婆，且相安无事，虽是古装片，但通过形象向人们传达的观念究竟有没有问题？问卷调查数据显示，39．9％的被调查者认为该片有明显歧视女性的封建观念，29．5％的被调查者没看过此剧，其余表示似乎感觉有问题或没什么感觉。看来，在看过此剧的被调查者中，多数人对传媒播放妻妾成群且均安于做男人附庸的电视剧是相当不满的，并感到有歧视之嫌，而电视台恐怕还没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16]。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其宗旨是让女性获得和男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然而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生理、心理和潜意识等方面仍受到性别歧视，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歧视经电视媒介的传播和放大而得以强化。因此，争取女性在深层的文化层面能有公平正面的形象再现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新目标。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力图消解以男性权力为基础的“性别定型论”。
三、形成偏差的原因
造成电视媒介中女性形象偏差的原因有许多，西方社会性别学者已经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来诠释媒介中存在的各种性别问题。Van Zoonen提出了关于“性别架构”意义的问题，她认为这个“性别架构”存在四个层次：即个人方面的、专业方面的、组织方面的和制度方面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17]。
1、女性工作者人数和地位的局限
研究中发现，女性对媒介机构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与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据《1995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中表明，在广播、电视行业，男新闻工作者占62.7%，女新闻工作者占37.3%，在报业，男新闻工作者占72.5%，女新闻工作者占27.5%；在通讯社，男新闻工作者占70.8%，女新闻工作者占29.2%。……拥有高级新闻专业职称的人员中，女新闻工作者占17.12%；……中级职称中占28.1%；……女新闻工作者进入高级决策层的占4.4%；进入中级决策层的占9.6%，未进入任何决策层的占86%。
据对英国52家电视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员工中包括56%的男性和44%的女性（Baehr,1996）。然而，拨开表象，我们发现88%的“低级”工作是由女性从事的，同时，63%的制片和76%的总监是男性[18]。
这些数据说明，在电视媒介中，女性从业者无论从数量还是地位上，都处于弱势。这个领域是由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权力结构必然会影响电视媒介性别观的表达，从而造成女性形象的偏差。
2、媒介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男性主导
就组织和制度层面来看，在电视媒介传播的内容中，由于媒介制作机构男性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由男权话语编织的权力结构下，导致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不受欢迎。而媒介工业相关的经济、权力对新闻生产标准的设置，也尽在父权制规范掌控中。在这样的媒介结构中，怎样适应和遵从既定的游戏规则，怎样达到传统的新闻标准成为女性首要考虑的因素。
因此，在电视媒介中，尽管女性从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这对于体现媒介中的性别平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针对性别歧视这一敏感的话题。
3、性别陈规和性别秩序
电视媒介对呈现女性的形象出现偏差，还受到社会传统对女性社会性别的规定性思维框架的影响。塔奇曼（G. Tuchman）的“反映假设”理论认为，受众是媒介运转的必备条件，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必须反映社会价值标准[19]。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大众媒介选择反映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标准，将社会的状况“象征性的表现”出来，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一“真实”的同时，必然掩盖了某些“真实”，因此，它导致了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的歼灭”。而在这种“象征性的歼灭”的过程中，媒介所表现的性别陈规再生产、并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早已规定的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它再一次确认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必须扮演的妻子、母亲、主妇、或者花瓶美人的角色。这暗示着具有权威的、有力量的、有理性的男性“天然”地支配着被动的、柔弱的、非理性的女性。
同时，电视由于其传播的影响力，在无形中强化着男权中心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女性秩序总是成为男性秩序表达和构筑完成之后的表达需要。电视媒介同时也在因为这种秩序成见，即男性秩序与女性秩序的截然分野和对男性性别形象的维护动机，牺牲着电视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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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珍：《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硕士论文，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曹晋，吴娟：《“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现状述评》，引自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网（天津师范大学）
[4] 同1。
[5] Hilton J L，Hippel W.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6，47：P237-271. 转引自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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