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论文约等于文字垃圾
2007-3-27 6:29:09
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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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泯灭个性的一个时代，就学术界而言，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了统计或采样的需要，一切与学术无关的信息反而变得比学术本身更重要，学术研究本应追求的个性和生命感等元素，遂被无情淹没在共性与标准之中，成为被信息处理技术强行绑架的失血人质。
如今，你打开任何一本学术刊物，都会陷入标准“格式”的汪洋大海，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就不说了，还充斥着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基金项目、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项目，千篇一律，面目可憎，让人不忍卒读。而且，这绝非编辑方的单边行为，而是居于强势地位的编辑方对研究者的一种强制性规定，不按照牌理出牌最终会从这样的双边游戏中被“淘汰出局”。有的编辑部，干脆勒令作者在投稿阶段便按照刊物的格式进行文字处理，作者的编辑化无疑减轻了编辑部的排版工作量，学者自身却斯文扫地。权威刊物的编辑常常成为“学阀”式人物，生杀予夺，一言九鼎，像赌场的庄家一样操纵着学术牌局。牌桌的另一面，“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广大作者再无学者的尊严和文人的傲骨，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要版面费我交，不给稿费我认，手握重权者甚至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进行“学术寻租”，以高额的会议承办费或讲座出场费作为学术交易的筹码。放眼全国，整个知识界都在认真勤勉地上演现代版的“儒林外史”，区区一套“论文格式”对学术尊严的杀伤早已被忽略不计。
几年前，在一次以“学术规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说，论文语言是一种公共语言，最好不要出现过分口语化的字眼，他还特地举了“儿化音”作例子，说什么论文中如有“这件事儿”之类的语言，难免有些不够庄重。该先生的观点其实隐含着一种“论文做法”的东西，他的误区现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即把论文格式等同于学术规范。事实上，谁都明白，格式化论文那一套其实就是机械化和“傻瓜化”，一般智商的人三两天即可入门，而真正的学问和识见却需要多年的积累。当今学术界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假冒伪劣”的抄袭之作？相当程度上与学术的傻瓜化有关系，一个不知学术为何物、但懂得格式化论文“操作”程序的骗子，可以长期混迹于学术界而不露马脚。相反，如果学术研究注重内容而非形式，学者自然苦练内功，那些学术混子和骗子自然也就无处遁形。
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学术大跃进”催生的带菌规则和病变机制，已经大张旗鼓地渗透到大学本科教育中。据我所知，目前一些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其“格式化”程度已经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论文格式”，你会得到数百万条相关信息，而且越是学术层次低的论文，格式化的程度就越高。大到篇章结构，小到字号字体，事无巨细，统统有一套规格和模式。更有甚者，论文的指导和审查已经变成对格式的校订和修改，作者写了什么，有何价值反而倒在其次。有的理工科大学，对文理科论文的格式采取“一刀切”原则，有的学生就因为标题没有“居中”，章节没有采用阿拉伯数字，甚至注释中出现了书名号和句号（这在文科论文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等“格式错误”而被勒令“重新格式化”。浪费了时间和纸张不说，对受教育者身心的折磨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方面高唱“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却又唯教条、格式是从，官僚习气严重，这种只看条条杠杠，不管学生作何感想的僵化教育，真的能够培养出创新思维和复合型人才么？
其实，只要问一问：学术格式化之前，是否没有学术？这一现象的荒谬性便可不攻自破。看看民国时期那批学术大师，有多少是被格式化的学术生态培养出来的？而学术规范化之后，又有多少学术成果可以真正传诸后世？至今我仍怀念当初阅读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等大师的学术论著的感觉，和格式化论文的千人一面不同，大师们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语体和行文方式，陈寅恪的论文动辄以“寅恪案”出之，闻一多论唐诗的论文本身就是美文和诗，钱钟书在论文里插科打诨却又精义纷纭，妙语如珠，按照现在的评价机制，他们没有一个是学术规范或格式化论文的楷模，但我们却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感受到他们对学术的虔敬和生命的激情，触摸到他们的心跳。
格式化论文的流毒也许要到将来才能全部彰显。和一些朋友闲聊，说起当今的学术现状，都感到心灰意懒。当年放弃工作读书，真不是为了“曲线救国”，挣大钱、谋高位，可是到头来却发现，天下之大，早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面对量化学术的层层考核，不得不撰写格式化论文的最大恶果是，学者应该秉持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势必会面临“全面格式化”的危险。正如网上流行的八股文式的入党申请书极易稀释申请者的革命豪情，千篇一律的格式化论文反而增强了写作者对学术的轻蔑和憎恨。格式化不仅对于创新思维是一种阉割，更是教育者对自己所宣扬的冠冕堂皇的教育理念的“挥刀自宫”。说得严重点，被格式化的论文，包装得再好，也还是一些学术泡沫和文字垃圾。
（原载《东方早报》6月22日，有删节，此为全文版）
如今，你打开任何一本学术刊物，都会陷入标准“格式”的汪洋大海，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就不说了，还充斥着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基金项目、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项目，千篇一律，面目可憎，让人不忍卒读。而且，这绝非编辑方的单边行为，而是居于强势地位的编辑方对研究者的一种强制性规定，不按照牌理出牌最终会从这样的双边游戏中被“淘汰出局”。有的编辑部，干脆勒令作者在投稿阶段便按照刊物的格式进行文字处理，作者的编辑化无疑减轻了编辑部的排版工作量，学者自身却斯文扫地。权威刊物的编辑常常成为“学阀”式人物，生杀予夺，一言九鼎，像赌场的庄家一样操纵着学术牌局。牌桌的另一面，“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广大作者再无学者的尊严和文人的傲骨，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要版面费我交，不给稿费我认，手握重权者甚至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进行“学术寻租”，以高额的会议承办费或讲座出场费作为学术交易的筹码。放眼全国，整个知识界都在认真勤勉地上演现代版的“儒林外史”，区区一套“论文格式”对学术尊严的杀伤早已被忽略不计。
几年前，在一次以“学术规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说，论文语言是一种公共语言，最好不要出现过分口语化的字眼，他还特地举了“儿化音”作例子，说什么论文中如有“这件事儿”之类的语言，难免有些不够庄重。该先生的观点其实隐含着一种“论文做法”的东西，他的误区现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即把论文格式等同于学术规范。事实上，谁都明白，格式化论文那一套其实就是机械化和“傻瓜化”，一般智商的人三两天即可入门，而真正的学问和识见却需要多年的积累。当今学术界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假冒伪劣”的抄袭之作？相当程度上与学术的傻瓜化有关系，一个不知学术为何物、但懂得格式化论文“操作”程序的骗子，可以长期混迹于学术界而不露马脚。相反，如果学术研究注重内容而非形式，学者自然苦练内功，那些学术混子和骗子自然也就无处遁形。
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学术大跃进”催生的带菌规则和病变机制，已经大张旗鼓地渗透到大学本科教育中。据我所知，目前一些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其“格式化”程度已经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论文格式”，你会得到数百万条相关信息，而且越是学术层次低的论文，格式化的程度就越高。大到篇章结构，小到字号字体，事无巨细，统统有一套规格和模式。更有甚者，论文的指导和审查已经变成对格式的校订和修改，作者写了什么，有何价值反而倒在其次。有的理工科大学，对文理科论文的格式采取“一刀切”原则，有的学生就因为标题没有“居中”，章节没有采用阿拉伯数字，甚至注释中出现了书名号和句号（这在文科论文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等“格式错误”而被勒令“重新格式化”。浪费了时间和纸张不说，对受教育者身心的折磨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方面高唱“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却又唯教条、格式是从，官僚习气严重，这种只看条条杠杠，不管学生作何感想的僵化教育，真的能够培养出创新思维和复合型人才么？
其实，只要问一问：学术格式化之前，是否没有学术？这一现象的荒谬性便可不攻自破。看看民国时期那批学术大师，有多少是被格式化的学术生态培养出来的？而学术规范化之后，又有多少学术成果可以真正传诸后世？至今我仍怀念当初阅读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等大师的学术论著的感觉，和格式化论文的千人一面不同，大师们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语体和行文方式，陈寅恪的论文动辄以“寅恪案”出之，闻一多论唐诗的论文本身就是美文和诗，钱钟书在论文里插科打诨却又精义纷纭，妙语如珠，按照现在的评价机制，他们没有一个是学术规范或格式化论文的楷模，但我们却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感受到他们对学术的虔敬和生命的激情，触摸到他们的心跳。
格式化论文的流毒也许要到将来才能全部彰显。和一些朋友闲聊，说起当今的学术现状，都感到心灰意懒。当年放弃工作读书，真不是为了“曲线救国”，挣大钱、谋高位，可是到头来却发现，天下之大，早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面对量化学术的层层考核，不得不撰写格式化论文的最大恶果是，学者应该秉持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势必会面临“全面格式化”的危险。正如网上流行的八股文式的入党申请书极易稀释申请者的革命豪情，千篇一律的格式化论文反而增强了写作者对学术的轻蔑和憎恨。格式化不仅对于创新思维是一种阉割，更是教育者对自己所宣扬的冠冕堂皇的教育理念的“挥刀自宫”。说得严重点，被格式化的论文，包装得再好，也还是一些学术泡沫和文字垃圾。
（原载《东方早报》6月22日，有删节，此为全文版）
来源：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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