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新闻传播学术圈沉闷已经很久了，似乎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相互学术观点的碰撞变得十分少见。
昨天，我浏览范东生的博客，突然眼前一亮——他于5月9日、13日写的两篇文章—— 《关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生平的几桩公案》及《 《中国的西北角》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对尹韵公关于范长江研究的结论及治学态度进行了点名批评。（范东生的博客）
范东生在5月9日文章的开头部分写道：“从内心来说，却一直不愿意对父亲的生平多做议论。因为我觉得父亲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作为子女似不必过多谈论这些，其他专家学者研究他的生平应会更公正更客观。”然而，由于范东生在较长时期内的沉默，却导致一些“新说法”的流行。此次范东生在博客中发文，显然认为再保持沉默，便会导致历史“失真”。这已不属于个人问题。
目前，范东生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尚未结束。本博客先转载范东生以上两篇文章，并期待他后续的文章。我相信，中国新闻史学术圈更期待尹韵公所长的反批评。总之，在范、尹两位及相关研究学者充分、平等、理性的讨论下，才能使新闻界乃至社会公众更准确地认知历史的真实。
学术需要批评，学术需要争鸣。如此，学术才能发展，良好的研究风气也才能树立。
（以上为闵大洪博客语）
关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生平的几桩公案
范东生
不久前，研究我父亲历史的传记作者、扬州日报副总编徐向阳先生在北京与我见面时，谈及关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生平的一些“新说法”，据说现在在社会上很流行。中国记协日前在京召开筹拍关于我父亲生平纪录片的讨论会时，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蓝鸿文老师等学界前辈也问我究竟对那些说法怎么看？
我虽然在文革后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时，就曾尽力搜集阅读过家父旧时的新闻作品，并协助母亲沈谱编辑了父亲的新闻文集，但从内心来说，却一直不愿意对父亲的生平多做议论。因为我觉得父亲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作为子女似不必过多谈论这些，其他专家学者研究他的生平应会更公正更客观。
不过，我后来陆续看到新闻学界关于我父亲历史的一些讨论，有些说法确实颇令人诧异。想想徐先生和蓝老师他们的话，觉得是应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父亲当年去西北采访的目的
去年北京晨报记者采访社科院新闻所所长尹韵公先生，在谈到我父亲三十年代那次著名的西北考察之行时，称范长江“实属歪打正着”，说我父亲当时前往西北考察时并没有打算了解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只是 “恰好赶上了”红军长征。言外之意，他后来对红军长征报道的成功只是由于好运气。记者并赞扬尹先生“出奇制胜”，道出了“真相”。
其实在我懂事以后，曾许多次听我父亲讲过他年轻时代的事，文革中他更是详细地向我们讲述过他当年去西北采访前后的历史情况，并且多次写过 “交代材料” ，陈述关于自己的历史情况。我们几个孩子曾经在文革中帮助他将这些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出去，为他的清白辩护。其中在谈到他去西北采访的目的时（参见《范长江新闻文集》：“我的自述”等文），他明明白白地说明自己当时去西北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搞清楚未来抗战的大后方——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便报告给民众；另一个就是研究长征中红军的动向。对于后者，他一直是非常关注，正如他在《自述》中讲到的，“对于红军问题，我的兴趣极大”。就在他去西北采访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他只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普通学生，就曾根据《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的原始资料，系统地研究红区的土地问题，并且在夏天借一个在国民党军营中任职的朋友的帮助，专程跑到江西南昌，搜集了一两百种关于红军的原始资料仔细研读。另外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本人早年所写的日记记载来看，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一直有自己的思考。他后来在西北考察中报道红军和长征，并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显然不是偶然的事。不知尹先生究竟有什么充足的证据，能够否定我父亲当年自己的记述和回忆呢？
退一步说，我想假定当时换另外一位有胆识的记者去西部荒蛮之地采访，他将内战地区长征中的红军列入采访计划也很可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不需要靠“歪打”去碰运气。因为当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天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两件：对外是日本侵略的危机，对内就是国共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内战了。两者又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消灭红军，也是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说辞的。凡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国统区的报纸时常发表“剿匪战报”一类的内容，红区的存在与发展和国共内战毫无疑问是国内最大的新闻事件，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在国民党的高压政治统治和新闻检查下，差不多所有国统区报刊的基调都是宣传如何消灭“赤匪”，极难看到稍微客观的报道。
所以我父亲在年轻时代一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在筹划已久的西部采访计划中打算研究红军动向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尹韵公先生也曾在查阅旧报之后，提出国统区报界对于红军和长征一直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那么为什么我父亲一定要“碰巧”才能研究报道红军，而且历史上恰恰又只有他的报道才产生那么广泛久远的影响，而其他那些“剿匪战况”报道却湮没无闻，而现在需要尹所长从故纸堆里来“发现”呢？如果我父亲的报道真的像尹先生说的那样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失误多多，并无特色，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发生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会偏偏看中他这个新闻记者而不是别人，单单邀请他到陕北根据地来采访，毛主席为什么会独自请他在延安的窑洞里通宵达旦交谈呢？他又为什么会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加入中共，并且为开创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呢？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我父亲过去说过的，那时 “干共产党是要砍脑壳的”，那时的入党绝不是为了投靠执政党升官发财。他一生事业的发展轨迹，难道还不足以印证当年红军和长征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和影响，以及他当时的态度与其他“剿匪战报”报道者的区别吗？
（刊发日期：2007年5月9日）
《中国的西北角》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关于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生平的几桩公案（之二）
范东生
我父亲范长江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次著名的西北考察之后，他的主要作品汇成文集，题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当时备受读者欢迎，曾连续再版九版之多（据人大新闻学院蓝鸿文老师考证）。
但是自从他那时走进新闻界之后，在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中，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便饱受争议和褒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被当局视为“左倾分子”、“危险人物”，乃至遭到通缉。但是在建国后，他的作品仍然被束之高阁，没有再版，到了文革时期，他的作品竟被当作所谓“反共”的“证据”，他本人也因此横遭迫害，直至被夺去生命。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父亲的冤案在胡耀邦的亲自关怀下得到平反，他的生平重新得到肯定，他的作品也在封尘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见天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设立了 “范长江新闻奖”，被新闻界视为崇高的荣誉。
而在关于我父亲生平的评价问题上，我的母亲沈谱和我们几个孩子的态度一直是遵从我父亲一生的教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十分敬佩我的母亲，她是外祖父沈钧儒先生的幼女，亲身经历与目睹中国百年的政治冲突与动荡，她与外祖父和我父亲曾历尽劫波，患难与共。在大事情上她历来眼光开阔，心胸豁达，光明磊落。文革之后我父亲恢复名誉后不久，新华出版社编辑部找到我母亲，提出再版我父亲的旧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但是由于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极左”思潮仍有市场，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原著，出版社的编辑也感到很有压力和风险，因此提出须对两本书的内容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进行少量删节，否则无法出版。虽然我母亲当时向他们提出过应保存两书原貌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当时实际的社会环境，也就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出版社再次提出再版父亲的著作，并希望全面搜集资料，以我母亲名义编辑出版《范长江新闻文集》。我母亲说，文革造反派根本不懂历史，都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是很可笑的，爸爸那个时候当记者，是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的，能那样写已经很不容易了。她随即提出，应该保持父亲历史作品的原貌，不做任何“政治性”删削，并尽量将《西北角》《塞上行》中没有包含的文章也收集进去，使读者可以看到其著作的全貌。她表示，作为家属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她的意见也得到我们孩子们的赞同。中国新闻出版社编辑部同意了她的要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卷本《范长江新闻文集》经过几年的编辑工作，终于在1989年正式出版。2001年新华出版社又一次出版了经过增补的《范长江新闻文集》，同样遵循了我父亲一生所主张、我母亲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尽量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原作旧貌。
社科院新闻所尹韵公所长曾与我同在人大新闻系读硕士，同时他也从事“范长江研究”，我曾邀请他与方蒙先生等人一起参与了《范长江新闻文集》的一部分辅助性编辑工作。后来学友尹先生一再发表论文，质疑对我父亲的历史评价。我认为，在百家争鸣的原则下，如果这些论文是认真严肃的学术讨论，无论其观点如何，自可成一家之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尹先生竟在对《范长江新闻文集》编辑工作实际背景并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参与我们的家庭以及出版社决策过程的情况下，在题为《为什么不是范长江》的文章中，子虚乌有地“描绘”出由于他的“建议”，《范长江新闻文集》才得以保持历史原貌的神话。
此处不妨将他的描述原文摘录如下：
“ 我读硕士生时，范长江之子范东生正好和我同屋。当时我就建议他们家以后最好出版原貌的《中国的西北角》，以供后人了解真实的范长江。范东生深明大义，同意此举，并嘱我将校对好的《中国的西北角》“恢复原文”稿交给他，以便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当时东生还让我看了范长江在“文革”中写的亲笔手稿“关于我的反共经历的交待”(大意如此)，阅后觉得照此题目出版甚为不妥，建议不妨学习一位著名“走资派”的高明手法，改为“我的自述”，东生拍手称好。”
尹所长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固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试问：他究竟有什么根据，认为我母亲是按他的“建议”才要求出版社按原貌编辑我父亲的文集呢？至于我本人，更绝不需要通过他人的“建议”和说服，才会遵从我父亲生前的主张。上边这段话中还十分离奇地“回忆”说，他看过一份所谓我父亲“亲笔手稿”，据说题为“关于我的反共经历的交待（大意如此）”，其实这份材料的原题是《我的历史的主要情况》，看一看全文就知道，该文整个内容都是为了驳斥文革造反派对他的历史的污蔑，根本不可能在标题上反而自己承认“反共经历”。而我在协助我母亲编辑文集时将这份材料改题为“我的自述”，我认为是合情合理，题文相符的，不必他人建议采取什么“高明手法”。
尹所长是以史治学，自诩要“严格而规范”、“严谨而深入”，但是对20年前自己经历的事情的回忆却如此离谱，竟将不着边际的“大意如此”这种东西堂而皇之写进自己的文章，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在《为什么不是范长江》一文中，他大量列举了当时《大公报》上有关红军和长征的一些“报道”，而断言我父亲的相关报道“失实”“失公”。但是他列举的这些文章能算作是真正的“新闻报道”吗？尹先生不该不知道“宣传”与“新闻”的区分吧？尹文所摘引的文章中，口口声声都是骂“赤匪”，数一数，其中频繁出现的“匪”字竟多达50多个。事实上，恰恰是我父亲作为新闻记者第一个在国统区报纸上不再谩骂“赤匪”， 并一改报道基调，而直接客观地改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朱毛主力”“徐向前部”，“红军中央高级干部”等，尽可能使用国内外新闻界认同的中性语言，反映分析长征中红军的情况。难道尹所长竟然看不出我父亲的这些文章与其他“剿匪”文章之间的本质区别吗？我认为，虽然如同我母亲在《文集》的有关注释中所说,我父亲当时对红军和长征的报道“存在一定缺陷”，但是，正是从《中国的西北角》开始，以我父亲为主要代表的报界人士才开始突破“剿匪”宣传的陈词滥调，而转向采取更为符合新闻客观原则的报道方式，正是这种方式有更高的公信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正是我父亲秉持这种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客观报道的立场，赢得了中共方面的肯定和信任。
或许今天有人认为，我父亲不讲“赤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官却是很不舒服的，后来国民党中宣部将我父亲列入黑名单，不是看错了人。在国共残酷的内战时期，在这样重大敏感的政治事件上，一个记者“擅自”将“赤匪”改称为“红军”，将“匪情战报”改变为战地报道，这其中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精神，是否超出了尹先生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范围？
当然在今人看来，对我父亲当年的报道是不难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的。但是从世界上出现过新闻事业那一天起，天下出现过完美无缺的新闻人吗？没有，恐怕一个都没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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