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凇
冷凇：哈里特女士您好！请问您这是第几次造访中国？对我们这次中国首届玉溪国际环保纪录片节有何印象？
哈里特：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确切的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她和我想象中的完全迥异，特别是云南。我在英国主流媒体上接触到的中国景观（如BBC等国家公共电视台）都是晚间新闻中出现的大城市，宽阔而又拥堵的街道，空气污染严重，水质与环境极度恶化。看来这些报道是有偏见的，今天来到云南玉溪感受到的是一股宁静，清新的氛围，我很难想象现在经济高度发展，能源耗费巨大的中国还有像抚仙湖一样清澈，保护如此之完美的自然环境。这些都给纪录片领域特别是“自然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题材与素材。毕竟中国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和深圳，还有这些弥散着民族气息的良辰美景。
冷凇：这次与会的许多电视业内嘉宾如中广协会副会长刘习良先生，中国纪录片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贡吉玖先生，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先生等，都持有与您一样的观点，看来大家都认为在玉溪抚仙湖这片“净土”来举办“国际环保纪录片节”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哈里特：是的，举办城市的文化氛围和风格必须要与举办的盛会或节日主题匹配。现在世界上有种类繁多的电影电视节，选择的举办地也不尽相同。但是为什么有的办的成功，有的办得似乎不尽人意原因就在于此。现在举办方在考虑举办地的时候往往最先关注的是赞助与资金，似乎那里出了钱，那里的政府最为重视，那里提供了最多的便利就可以定在那里办，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大家应该针对不同电视节主题的情况而因地制宜。我们“世界自然与野生动物电影节”的举办地选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这个城市是英国的电视媒体制作集聚地，英国的主流电视媒体，大牌影视制作公司，和一些独立制片人,导演的工作室都集中在这个城市，同时还拥有许多影视器材设备制作销售厂商，大型演播室等，可以说布里斯托在电视制作领域他的名誉甚至超过伦敦。选择在布里斯托来举办“世界自然与野生动物电影节”就好比把一个大的PARTY开到了这些“朋友们”的家门口，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呢？有什么理由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呢？
冷凇：您说的很对，看来以环境保护闻名于全国的云南玉溪市来举办环保节也是为大型活动在中小城市的成功举办奠定了一个范例。此次来华担任环保纪录片节评委，您观看了近百部的环保纪录片，对这些作品和创作有何体会呢？
哈里特：我首先感到数目惊人，这让我很欣喜。我们9位评委是终评评委，之前听到副会长贡吉玖先生和冷冶夫先生都说到在北京已经对全部征集到的370部作品进行了初评海选，最终选出了85部高质量的作品参加最后的角逐。我没有想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居然还可以每年征集到有如此之多以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为题材的纪录片作品，我想这个可能是许多中国和外国纪录片专家都没有想到，说明大家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意识，开始关注环保，开始把动物和环保题材纳入纪录片领域的选材范围。当然我们从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许多中国环保与自然类纪录片的问题与缺陷，或者说与西方纪录片创作方式截然不同的一面，有些是需要给我——一个英国人时间去思考与适应的。
首先是题材的重复性。举个例子，我们评委们看到大量的关于“湿地”题材的纪录片，和关于湿地保护者题材的纪录片，使得大部分评委与观众对此类作品产生了厌倦情绪。中国地大物博，大家总是认为自己的湿地是美丽的，独有的，自己身边的英模是唯一的，其实拿到中国甚至世界这个大环境下都是不足为奇的。有趣的是同样的题材创作手段也是极为相似的，大家都是首先用一段复杂而有难懂的，非常专业化的解说词介绍自己本土的湿地有多重要，有多美，然后便是告诉大家近年来由于保护不当，过度开发等造成面积缩小，湖泊干涸，最后必然是由此而引出一位当地的保护湿地“英雄”（或是官员，或是本地百姓），在为环境保护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夸张的说，虽然我是第一次这样大批量的欣赏中国纪录片，没有什么预先的审美经验，但是看到最后还是根据开头可以很容易的猜出情节和结局，因为他们的结构，创作手法是如此的相近！
冷凇：您说的很对，作品的风格往往会受到一个时代整体审美趋势和政治传播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大家受到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影响差不多的原因，使得中国拥有如此多外宣色彩浓重的“湿地保护”题材纪录片，使您和许多国内外专家产生了审美疲劳。除此之外，我发现您对有几部高质量，大投入的环保纪录片给了一个比较低的分数，而且表现出对某些情节的极度反感，可否解释一下呢？
哈里特：我想这就是中英文化的差异或者说中西文化的差异。昨天我们评委在闲暇的时候游览了玉溪抚仙湖的湖心岛，看到岛上有两只猴子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饲养了起来，我和德国科隆艺术学院的苏维教授都很吃惊并感到痛心，觉得猴子很可怜，被单独关在一个“监狱”里没有自由；但是其他几位评委却很高兴，他们觉得猴子被“保护”了起来，因为如果没有笼子，猴子就可能面临自然和人类的伤害。
我们很难去诠释哪种想法是正确的，似乎都有道理。比如我们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到一部《蛇.鸟.蛇》，从画面质量上讲它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蛇岛上蛇以鸟为食的依存关系，里面的情节触目惊心，其中一个镜头是为了试验蛇是否对死了的鸟感兴趣，于是研究蛇的专家便使用一只死鸟放在蛇的面前引诱其捕食，蛇无动于衷。这个画面很多中国评委看的时候非常平静，但是我和苏维女士却很难受，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对蛇这种野生动物一种行为上的欺骗，试验者和纪录片摄制者是以一种高高在上，把玩，捉弄的心态去调侃蛇与鸟的生存关系，因此让我们都很痛心，所以我们给了这部纪录片一个低分。
其次是大量的叙述与解说词影响了纪录片的可信度和欣赏氛围。真正优秀的纪录片不需要太多的解说，4天来我和苏维教授都发现凡是那些叙述与解说过于冗长繁琐的纪录片都无法使我们信服——这些纪录片在没有拍到现场珍贵素材的情形下试图用声音语言去吸引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这里环境保护的有多好，野生动物繁衍得有多少”等等之类的话没有任何的画面根据，这样几百句的叙述不如一个简单有趣的镜头有说服力。我们所有的外国评委（包括我，苏维女士，宇津留里子，黒泽雄先生）都很欣赏其中一部非常简单的纪录片《水下环保人》，它只有16分钟的片长，没有令人厌倦的复杂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画面语言。制作者潜入水下，对于这样一只特殊的环保团队进行了感人的记录：画面中一位考古潜水员在工作之余潜水搜集湖底垃圾，拯救那些被渔网缠身的小鱼，画面生动，质朴，感人肺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它已经深深打动我们的心，黒泽雄先生在与我私下交流的时候说这部片简易的理解方式是近乎完美的，甚至完全可以作为日本中学生的环保科教教材。目前这部片已经被我们英国，日本，德国三个电影节组织邀请参赛，我以一个多年电视从业者的经验告诉你它一定可以获得奖项。
冷凇：说的很有道理，作为中方助理我陪您与苏维女士看片的时候都在不断的翻译，说话。到最后自己也感觉许多片子特别有说教气，解说过于繁多了，期间您曾经开过一句玩笑：说看这些作品好像是在“上课”，是这样吗？
哈里特：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中国仍旧在以用一种教育的方式做纪录片，制作人是老师，纪录片是教科书，我们这些观众们就是学生。许多纪录片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这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它为什么美丽，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个英雄是谁，他生活在这里多久了，它付出了那些贡献。我强烈的感觉这些片子与观众不是一种平等的心态在交流，很像是居高临下的教材，观看这样的纪录片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听课”。我们外国评委对此类片子的不适应是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在英国搜集到的大部分纪录片作品都是基于环境事件和动物群体的，很少有像中国这样聚焦人物的纪录片，我承认这是一种很好的体裁与创作方式——“人物片”，我们也需要去学习——但是似乎每部纪录片说着说着就都变了味道，主题跑到一位位英雄人物身上了，大家的目光也由那些对环境和动物的思考紧急转弯到对这个人的思考上了，很耐人寻味。
冷凇：的确，纪录片的发展好像DNA一样，总是需要不断的以全新的技术与艺术创作形式来突破自我局限，这样才能承螺旋上升的趋势。对一种艺术创作方式的过度滥用必然会带来观众审美能力的停滞不前甚至大滑坡。您说的情况在中国我们也称为“典型片”，就是树立一个个典型人物，让大家去模仿学习，我们的新闻节目，专题片（在西方统一称为纪录片），纪录片都育“赞人物，树典型”的历史遗留痕迹，即使在当代社会高度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哈里特：这就引出一个纪录片的“可信度”问题，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创作者主观的选择，但如果运用太多叙述，讲述太多环保“英雄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纪录片过于主观了，难以令人信服。纪录片能否让人信服是一个底线，现在西方很流行“戏剧纪录片，或者叫故事纪录片”（docudrama）这是一种纪录片与电视剧的综合体，情节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运用电视剧的创作手法搬演重现出情节，当这种节目若干年前刚刚出现时人们都很吃惊，觉得这就是“真实”，可见它令人信服了，但是时过境迁，真实的标准也随之转变，现在人们不在相信了，而是当成一种纪实的电视剧去欣赏了。
冷凇：很久没有英国纪录片界的消息了，可否谈谈近期的市场情况？另外很希望您能多给我们国内的纪录片爱好者们一些建议？
哈里特：现在世界纪录片领域都面临频道专业化与媒介垄断化带来的危机，英国中国都一样，人们得到的拍摄纪录片的资金逐年递减，给本来就面临困境的纪录片领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做纪录片的人每天都在动脑筋怎样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情。自然与野生动物类的纪录片是众多种类纪录片中成本最高，耗费人力，精力，物力，财力最为庞大的一类纪录片，当然它的史料价值，社会价值，与研究价值也是最高的，所以预算的多少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是否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我询问了几位独立制片人，每部纪录片的制作成本，他们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这样少的资金去完成一部耗时一年两年，时长50分钟的作品实在太难为大家了。
但是，预算少并不是大家生产劣质品的理由。我想无论是那个国家的纪录片工作者都应该学会调用“视听艺术”，“剪辑艺术”和“叙事艺术”三种手段去制作纪录片，这样即使没有很多的资金也可以完全实现吸引观众提高收拾率的目的。视听指的是两者之间的配合，以视为例，首先要拍到故事而不是讲清楚故事，这点我与冶夫先生所见略同，我们都是反对以大段落采访这种偷懒的方式去表达的；“听”的艺术在中国大有潜力可挖，很多编导抱怨自己没有学过音乐和音效，其实要掌握这些内容的基本部分是很简单的。我们不需要大家都成为作曲家和音乐家，只要拥有一个音乐资料库再学会几个软件，剩下的就是凭自己对影视艺术的感觉了——相信大家花费很少的时间就可以掌握，你会发现原来声音可以如此容易的被掌控。
“剪辑艺术”实际上也是编辑“顺序”的技巧。同样的场面，如果多重角度，前后交换，长短交叉，平行对比，关系镜头等技术使用娴熟，可以达到惊人的效果。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节奏的速率，大家可以看到西方的纪录片节奏明快，在单位时间内信息量丰富，而中国的纪录片则似乎喜欢娓娓道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不会有很多人有耐心去听你讲述一个如此拖沓的故事，快总是比慢好的。
“叙事艺术”是三者中最难掌握的，是一种境界。因为悬念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掌握的，有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冷凇：是的，好像讲故事的技巧就来源于“悬念”。如何吸引观众跟着你走，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段提出特定的问题，让观众们带着问题去看，同时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再抛出另一个问题，如此反复交替，同时设置无数个铺垫，在后文呼应。
哈里特：是的，“悬念”这个技巧是我们从电视剧，肥皂剧里面学来的，它不仅仅体现在叙述中，在题材的选择上的表现也值得研究。众所周知，中国的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脚下像矿泉水一样品质的抚仙湖仅仅是一个特例，我知道中国的矿区和很多高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速发展都是以环境为代价的，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可喜可贺，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纪录片是表扬，赞扬式的，毫无批评与悬念可言。大家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了，更多的是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和谐比例，可仍旧有许多地区的问题值得人们关注。我们在西方纪录片分类中专门有“调查类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爱好者们应该多多抱着解决社会环境问题，提出疑问与悬念的态度去寻找题材，这样会很吸引人，作品也有价值得多，多设置些悬念，多调动音频手段丰富艺术性。
冷凇：您说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我很大共鸣：中国的纪录片作品的语气是“赞多贬少”，其实这也是中西方电视文化中的一个差异，我们的文化讲求“天人合一，重和谐，讲团结与和气，强调文化的趋同性”，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强调个性，重批评，提倡文化的多样性”，我留学期间导师曾经告诉我，批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虽然这话有些偏激，但是不无道理。希望中国的环保与自然类纪录片能够更多的关注当下社会现实，走出“典型人物与礼赞”的怪圈。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世界野生动物与自然类纪录片电影节的概况？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哈里特：世纪野生动物与自然类纪录片已经有了25年的举办历史，因此已经很好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与有些国家每年一办不同，我们是隔年举办一次，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缺少资金，而是出于纪录片作品的问世周期考虑。一部优秀的自然与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选题和制作周期最低也要花费两年时间，因此如果每年举办必将导致许多导演沉不住气，将半成品打包参赛，实际上不利于精品的生产。我在业余的主要工作就是拉赞助，BBC，壳牌石油，和其它一些矿业组织都很荣幸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知名度高，因为我们邀请的嘉宾不仅仅是业内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是面对公众开放，大学生，居民都是我们最好的客人。再过两个月，你会发现布里斯托城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我们的盛会，大众参与是最好的宣传方式，这也是我给中国.玉溪国际环保纪录片节的建议之一，希望贵组织可以面对大众，如果能够在玉溪的电影院或者广场点映，那将会达到难以置信的效果。
另外，与中国各大电视奖项单一的特点相反，我们组织对环保和野生动物纪录片有非常细致的划分：“野生动物行为”、“环境保护”、“环境调查”等等。另外我们还有对每部作品的预算有一个评估，因为许多片子是大制作，像此次参赛玉溪环保纪录片节的BBC的作品《谁来拯救我们的地球》。许多是类似《水下环保人》一类的小片，预算可能还不足前者的百分之一，因此评判时要综合考虑。
最后，我们在电影节期间展出的绝不仅仅是作品，还有影视设备，包括前期的后期的。置身于我们电影节中，你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当年最新式的水下，高空等极端环境中必备的影视器材的展出与演示——不要忘记，影视技术的发展似乎永远是走在观念的前面。
冷凇：您的这些宝贵意见都很值得大家深思。的确，中国的电影电视节是过于沉思了，如果把电影电视节做成一种大众狂欢的形式一定会效果更好，竞争平台的细分也有助于大家的公平竞争。另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您刚刚提到世界野生动物与自然电影节的商界赞助商是壳牌石油和一些矿业集团，我们玉溪环保纪录片节的赞助商之一是“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玉溪卷烟厂”。这些单位和组织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对环境有所破坏的，特别是矿业，也许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在为环境做一种补偿吧。
哈里特：是的，我们需要那些有道德良心和公益意识的企业的关注与支持，我需要说服他们这里失去的那里可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长这么远。最后我很希望中国的电视同行与观众们继续关注环境与野生动物，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朋友。
（冷凇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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