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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上，大陆新闻传播格局已打破旧格局、旧观念，但新的秩序尚未最后确立和成熟。综观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它折射出新闻价值观的嬗变过程。新闻价值观在新与旧、中与西、封闭与开放之间寻找历史支点。作为评估新闻价值的经验主义标尺，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在开放改革的背景下从一元逐渐走向多元。目前，新闻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就其社会效用而言，正、负面影响同时存在。多元的但必须是完整和谐的价值体系才有利于整合社会、调控社会，而理性的传播者与传播市场的有序性是新闻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保证。
一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十个年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经过二十年风风雨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到确立。伴随经济的改革，中国新闻传播业因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一方面，中国新闻媒介始终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成就，另一方面，改革的形势又在客观上要求新闻媒介必须不断地改革自身，并对改革开放的整体局面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综观20年来的中国新闻改革，如果说人们一直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新闻体制改革，那么，新闻观念的更新是整个新闻改革的先导已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是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状况[1]。与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指向陈旧僵化的经济体制形成对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新闻观念的变革确是中国新闻改革题中首要之意。新闻价值观是人们通过新闻实践所反映出的价值评价的观念形态，是一定时期社会共同具有的区分新闻价值高低、新闻传播正确与否的参照系，是决定新闻传播实践的理想和目标的指导性观念。因此，重新审视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新闻价值观的变迁，有助于探寻我国新闻改革的发展历程，并总结推动新闻改革的深层动因。
二
新闻价值观的确立和变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从属于一定社会新闻传播体系，受到新闻传播体系的性质、构成、变化过程的制约。新闻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必须联系整个新闻传播体系才能得到确认。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也为新闻价值观的内涵变化提供了宏观背景和必要的契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观念便集中体现了急剧变动的转型社会若干特点。 在新闻传播的视野中，改革开放首先是人的思想解放，即传播者和受众思想的解放。
在最初几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基本在致力于恢复其本来面目，例如新闻应具有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等，而并不是历史性的前进与发展。[2]但即使是这一遭受浩劫之后恢复传统的过程也充满了一波三折。
80年代初期，由新闻理论界首倡的民意调查意图在新闻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受众研究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准备。一些学者认识到，“新闻必须研究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并且尊重他们，服务于他们。这一点，恰恰是建国以来新闻工作中薄弱的一环。这时，‘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也使他们能够比较充分地研究。”[3]然而，新闻的受众研究没有受众的参与和配合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80年代初的调查者发现，当时我国有2.3亿文盲，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往往缺乏判断能力和参与意识，在要求他们表达自己对新闻传播的意愿时，往往一问三不知，拒答率和伪答率较高，直接影响到受众调查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在知识阶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历次政治运动中以言定罪的前辙仍心有余悸，不敢直言讲真话。最为明显的事例是1983年11月进行的江苏省受众抽样调查。由于当时国内政治上正值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些人误认为又要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当测定他们对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时，不少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受众答可信，使表示可信者的比率高达48.1%，是北京调查持可信态度人数的一倍。他们的回答远远脱离实际情况，显示出政治运动在受众心理上留下的阴影。而在部分高层人士中，或者因低估民意的作用而对民意调查持冷漠态度，或者视民意调查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存有戒心。新闻媒介则大都遵循“舆论一律”的戒条，不敢大胆报道民意调查的结果，更不用说如实反映舆论的热点和难点了。[4]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9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报纸读者调查显示，读者对报纸的需求倾向十分明确，意愿表达亦非常鲜明，表现出较强的主体意识。读者对我国报业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读者认为，我国报纸在传达、解释党和国家的法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宣传社会公德及优良的民族精神，帮助人们了解经济政策及市场信息等方面作用突出；就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及新的生活方式，介绍健康合理的生活和消费知识，满足人们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的需求，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需求，指导人们用先进的手段从事工作和管理等方面，读者对报纸的作用感觉一般；就报纸在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和呼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半数以上的读者感到不太满意。不少读者强烈期望这些问题能够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5]
读者在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正是我国新闻界长期存在的遗憾。同时，它也表明，读者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参与性更强，而且，读者对自身在新闻传播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角色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已不再是新闻媒介教育的对象，而是新闻媒介服务的主体。他们有权利要求媒介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受众主体性的崛起可以说是新闻观念开放的重要标志。
面对受众对新闻改革的强烈愿望以及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传播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进入80年代以后，新闻工作者从读者的需要出发，提出党的机关报应改变报纸面貌。报纸要以新闻为主体，新闻要做到“新、短、活、广”，新闻必须强调时效性，要“抓活鱼”；新闻应“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新闻应强调可读性；报纸内容应更加丰富。[6]
198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对我国新闻改革滞后于改革开放社会进程的局面深为不满。78.7%的新闻工作者从自身实践中感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的效果“很差”、“较差”或“一般”，新闻报道在受众中的信誉“很低”、“较低”或“一般”。有新闻工作者认为，当时的新闻传播模式在内容结构上的特点是：信息量少——可读性差；内容失真——可信度低；舆论一律——可亲性差；回避热点问题——可用性差。更新新闻观念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普遍呼声。
据这次调查，研究者认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观念的更新度水平已在总体上达到了‘实践——成熟’阶段，一个与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闻观念的更新形态已具雏形。”信息观念、受众观念、效益观念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和认同。68%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新闻传播的首要职能是传递信息。在通过新闻媒介保障受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和舆论监督权方面，新闻工作者与受众的期望有着相当的共识。这些观念的确立，表明作为改革主体的新闻工作者已突破了旧有观念的限制。尽管新闻实践和理想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新闻观念的更新毕竟为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7]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开放导致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多采。社会生活是人的思维和观念的现实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
至于价值观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尤其是和人们行为的联系，社会学理论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理论认为价值观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一个社会能够逐渐形成一些特殊的行为方式，因为这些行为方式是社会价值观的逻辑结果。另一种理论则认为，价值观是一种对社会行为的事后思考，也就是一种解释，目的是通过解释，证明社会中业已形成的习惯、生活方式等是合情合理的。[8]这两种理论都有一定道理。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但价值观又不是一夜形成的，而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并不断地发生变化或得到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当然，价值观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行为产生反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9]
价值观是抽象的观念形态，同时也是十分感性的存在。一方面，价值观是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中所遵守的原则，是抽象的；另一方面，人们具体的行为和行为的产品又是价值观的物化形式，是极其感性的。价值观可以透过人们具体的社会行为体现出来。
在新闻传播领域，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媒介功能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历次受众调查中，人们都表达了对媒介功能多样化的要求。
例如，80年代上海进行的一次新闻传播受众调查中，研究者Likert的态度量表，让受众对媒介的作用发表看法。当问及不看报纸会否与外界隔绝时，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被调查者各占一半。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离开报纸，生活照样可以过得去。这表明报纸的环境监测功能在受众的认识中存在着较大分歧。[10]
同时期的一项对人民日报读者所进行的调查也证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决定了读者兴趣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读者总是根据各自的兴趣选择自己爱读的报纸的。”[11]由于读者在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接触媒介的动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调查列举了6项读报目的供读者选择，以发现读者的兴趣指向，结果表明，人们的读报兴趣依序为：“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获取国内外新闻”，“学习各种经验，指导工作”，“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娱乐消遣，丰富业余生活”。读者的兴趣反映在报纸内容上，国内外的政治新闻受到多数读者的欢迎。法制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等次之。
国报纸读者调查显示，人们的读报目的更加多样化，对报纸功能的期待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研究者就阅报目的所设的十一个选项中，“了解国内外时事”成为大多数人读报的首要目的。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按兴趣程度依次为：国内突发性事件、国内重大人事变动、国家政策与法令、批评报道和揭露腐败分子的报道。改革动态、珍闻趣事、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市场信息、交友处事的原则与技巧、领导人的家庭与个人生活也都成为当时读者感兴趣的新闻题材。[12]读者需求的多样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日渐多元化，也反映出各种外来文化对人们观念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人们自然地要求新闻媒介多层次、多方位地满足他们的期待。而且，受众调查显示出读者的个人阅报目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人们的新闻需求随着社会生活的开放而日渐多元化。
新闻价值观的变迁也得益与新闻传播事业自身的发展，尤其信息传播市场的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迅猛发展。以报纸为例，1978年，全国仅有报纸186种；1985年前后，出现办报高潮，全国报纸增加到1445种；到1993年底，全国报纸总数达到2040种。[13]在报业结构方面，就各类报纸所拥有的读者群规模而言，到1994年，全国性综合类报纸的传统优势地位已被打破，地方省市级报纸成为拥有最大读者群的报种，文摘类报纸、晚报居于其次，行业报、生活服务类报纸、经济类报纸虽然拥有的绝对读者数量较少，但拥有着相当数量的稳定读者群。[14]在报纸的版面篇幅方面，报纸的扩版增期势头一直没有停止过。至1997年，我国除了新华社、中新社之外，共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63种，广播电台1416座，电视台943座，新闻从业人员55万人。[15]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表明，新闻传播的格局正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不断成熟，新闻媒介的竞争愈益加剧，新闻传播中的市场考虑促使新闻的传播渠道日益丰富，可供人们选择的信息传播方式日渐增多。这种变化又为满足受众多元化的需要，传播更为丰富的信息，报纸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三
在实践层面上，我国新闻传播已打破旧有的格局和观念。综观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改革所走过的历程，新闻传播观念不断更新，新闻传播格局一直处在确立的过程之中。新闻改革的发展轨迹可以折射出新闻价值观的嬗变过程。
新闻传播的过程就是新闻价值的实现过程。作为对新闻的评价尺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价值观的演进离不开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而且，一定的新闻价值观的形成是新闻传播者与受众共同作用的结果。传播者对新闻的价值评价与受众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当两者的新闻价值观一致时，这种价值观就能使得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处于相对和谐稳定的局面；当两者的新闻价值观不一致时，这时的新闻传播就事实上面临着多种利益选择，“必须在多元的利害冲突中寻找平衡”。[16]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传播者和受众由于立场和认识上的差距形成的新闻价值观的不一致往往是现实状况。在新闻改革的道路上，新闻价值观始终在传播者与受众、新与旧、中与西、封闭与开放之间寻找其历史支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价值观的演进必须在新闻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在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
20年来，新闻价值观与新闻传播的外在发展过程一样，有进有退，有顺有逆。根据发展的历史线索，本文将新闻价值观的演进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3年，新闻界拨乱反正，重提新闻价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17]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新闻界从观念上正本清源的要求。
新闻界开始屏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错误观念，承认报纸是以传播新闻为要务的大众传播媒介。针对新闻媒介缺乏新闻的困境，提出报纸的新闻性，打破了长期以来只重视新闻政治价值的观念樊篱，而转变为既注重政治价值，也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这标志着新闻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初步回复到其本来的意义。基于受众的需要，新闻价值成为新闻传播中必不可少的标准。在实践上，一些报纸纷纷加强新闻报道的数量和时效。假大空的报道方式被抛弃，短快新的新闻被提倡。除了时效性，这一时期人们对新闻价值的关注还集中在维护新闻的真实性，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观念。
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重提这些基本的新闻价值标准是对新闻传播传统的回归。不过，这一时期联系新闻真实性问题，新闻界对“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引发了较大争议。[18]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有关新闻价值的争论基本上表现出：人们开始把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探询它的基本规律。这才是标志着一个新时期开始的创新因素。
第二阶段，1984年——1988年，在改革和更新观念的口号下，一些“新”的价值观被提出。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商品经济的理论被提出。这一突破为新闻价值观念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保证。
从新闻传播的功能入手，人们认识到，新闻传播不仅具有政治宣传功能，而且具有传播信息、指导经济、服务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功能。特别是信息概念的引进，立即使“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这样，过去那种单一的党报观念被打破，以政治性和指导性代替新闻价值标准的习惯被破除。新闻姓“新”，其本质是信息。于是，信息类的新闻、信息类的新闻媒介纷纷涌现。
首先是新闻的内涵大大扩展。新近发生的事实是新闻，新闻背后的事实也是新闻，能够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预测性信息同样是新闻。其次是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变化主要表现在报道新闻的出发点从过去的政治性和指导性为主转变为以信息和信息量为为主。一些报纸提出“不拘一格选头条”，正说明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而且，新闻价值的多元存在已初见端倪。
为了从思想上确认新的新闻价值观的合理性，人们找到了合适的理论注脚。新闻观念的改变是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指令性安排，社会的信息传播因此以纵向传播为主；在商品经济中，市场的调节作用日渐增强，信息传播的特点则表现为以纵横交错的网络传播为主。[19]社会更是一个传播的网络结构而不是一个线性结构。因此，新闻传播的功能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这一时期，新闻价值观进一步突破禁区，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新闻透明度等敏感问题一一被提出。但尽管如此，新闻传播者在实践中体现出的价值选择，仍与受众的观念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使得新闻传播处在不平稳的发展格局中。
第三阶段，1989年——1991年，重新确立新闻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方针。 新闻界开始对新闻改革的历程进行反思，认识到中国的新闻传播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党报的党性原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出发点。就新闻选择的标准，“正面宣传为主”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新闻价值观进一步开放，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价值重构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新闻的商品属性突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生产的动机、目的、服务对象来看，新闻的生产与其他领域的精神生产不同，它已具备商品的基本条件，即：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主要用于他人消费，经过市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那么，对作为一种商品的新闻选择的标准该是什么呢？
基于新闻的商品属性，新闻选择的标准呈现出复合化趋势。 首先，新闻传播要服务于宣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新闻传播的中心也随之转移。经济内容在新闻报道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但新闻传播“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指导方针反而在观念上进一步加强，人们对其内涵的认识较前一时期更趋深入。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报纸从来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从来反对以反面宣传为主，人民的事业是应当歌颂的，而且，严格的说，正面宣传应当包括一切积极的、建设性的宣传，包括批评报道在内，只要是积极的、建设性的，都是正面宣传。”[20]
其次，新闻传播要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处在急剧变革过程中，一些昨天被认为有价值的新闻，今天也许已经不是新闻；过去不被列入新闻范围的东西，或许正是今天价值很高的新闻。市场经济为新闻选择提供的范围、内容、价值取向客观上都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大不相同。新闻传播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实质上是对受众的空前认同。广大受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市场对新闻传播的多元需求而得到体现。
第三，新闻传播要服务于新闻媒介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新闻媒介的产业性质得到肯定，随之而来的便是新闻传播业内愈益激烈的竞争态势。新闻媒介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业务的竞争。新闻媒介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面对传播市场，通过新闻的传播占有较大的市场分额。获利等因素介入新闻价值取向已是在所难免。
这样，新闻价值观趋向于多元，新闻既要有重要性、显著性、指导性，又要有实用性、趣味性、知识性、接近性。 从受众这一面来看， 人们对新闻的价值评判标准愈益显示出多层次、复合化的特点。 例如，1994年全国报纸读者调查[21]显示，人们心目中一张理想的报纸应该具有可信度高、可读性强、信息量大、客观公正、格调高雅、时效性强、富有特色、积极健康、实用性强等特点。
在传播者这一端，“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多种利益关系以及受众的多种需求，摆正新闻传播在社会传播网络中的中介位置，坚持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同时，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在冲突中求平衡”，是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新闻媒介必需的价值取向。[22]全国正式称为党的机关报的并不多，但基本上都是党领导下的报纸。它们的价值取向被认为“首先是看所办的报、所宣传报道的内容是否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这就需要我们强化大局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党的工作中心去确立自己的中心”；“还要看报纸登载的大量新闻是否能把握社情民意，这就需要我们强化群众意识，把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视为党报的第一信号”；“还要看能否实行坚持正确导向和提高引导水平相统一，这就要强化质量意识，坚持按新闻规律办事”。[23]这种看法可以说具有典型性。新闻媒介面临新闻价值的多元选择，作为传播主体既不能“兼收并蓄”，又不能顾此失彼，而必须进行价值整合，构筑起适应多种需要的价值体系。但在实践上，价值观的整合过程还存在一些矛盾尚未解决。如，在坚持真实性和时效性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应如何协调新闻价值的各种新要素以及政府、受众和广告商之间的不同需要，尤其是应如何操作？这仍然是实践中的难点。
四
从新闻价值观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作为评估新闻价值的经验主义标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新闻价值观的演变趋势是从一元转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尽管新闻改革在具体内容上有其独立性，新闻价值观的演变已显示出它和社会发展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当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新闻价值要素一般也相对固定、变动较少；当社会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处于急剧变动之中，新闻价值要素也会随之发生增减、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和演变原本就是社会价值观的一种体现。社会价值观能决定新闻媒介价值观的产生，而新闻媒介所倡导的新闻价值观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24]有时则是间接的，需要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
总结20年来新闻价值观中的创新因素，最基本的是新闻开放观念的确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价值要素，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信息性、商品性、服务性、指导—，监督性。
信息性的提出，是对新闻本质的复归，也是对新闻事实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新闻传播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这已经是共识。新闻改革的真正启动正是从信息切入，它使新闻传播者和受众通过新闻得以沟通和互动，使新闻成为维持社会传播网络的重要机制。新闻通过传递信息保障社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各种意见的充分交流，从而促进社会进程。
商品性是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体现。商品性的提出标志着新闻媒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新闻媒介的产业性质确立，新闻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除传受关系又增添了市场交换关系，形成新型的传播关系。但商品性作为新闻的一种客观属性被过分强调时容易因忽视其他价值要素而导致新闻传播失衡。
服务性是指新闻具有满足受众特定需要的性质。20年来新闻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受众地位的提高。人们已经认识到，受众不仅是作为新闻传播的客体而存在，他们更是传播过程的接受主体。服务受众是实现新闻其他价值的根本途径，服务性是新闻与受众的基本结合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媒介从服务受众的角度选择新闻才能赢得受众。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的服务性还将大大提高。
指导—监督性一向就是我国新闻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体现了新闻的宣传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新闻的宣传价值，只从指导性、工作性出发取舍新闻，造成了新闻功能的单一化，新闻协调社会关系、传播信息、服务受众生活等多种功能均被忽视。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单向的指导性逐渐转变为双向的指导—监督性，即，新闻有监督社会、反映舆论，批评社会违归行为，引导舆论、作为社会预警机制的功能，既有指导，又有监督，它们是一种性质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上，新闻的指导性和监督性越来越被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指导性和监督性并重，使现在的新闻传播越来越具有内在张力。这其实是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有机结合的结果，是新闻媒介摆正“中介”位置的结果。
上述新闻价值观的确立，就其社会效用而言，不单单会产生正面影响。改革的实践证明，片面强调新闻价值的某一个要素往往不利于社会调控。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新闻价值观自身需要进一步整合，上述价值要素相互之间可能是协调的，也有可能是相互割裂、对立的。多元但必须是完整和谐的新闻价值观体系，才是新闻与社会良性互动。
注释：
[1]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3页。
[2]同上。
[3]钱辛波《新闻民主的催化剂》，《中国传播效果透视》，陈崇山、弭秀玲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8页。
[4]参见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中国传播效果透视》，陈崇山，弭秀玲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27~28页。
[5]参见喻国明等《中国报业：面对结构性转换——1994年全国报纸读者调查分析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57页。
[6]参见方汉奇、陈业劭《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260页。
[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中国传播效果透视》，陈崇山、弭秀玲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
[8][9]参见[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108~110页。
[10]参见祝建华《上海市区新闻传播受众调查》，《中国传播效果透视》，陈崇山、弭秀玲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274~275页。
[11]人民日报读者调查组《人民日报全国读者调查报告》，《中国传播效果透视》，陈崇山、弭秀玲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315页。
[12]同[5]。
[13]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495页。
[14]同[5]。
[15]人民日报社论《党和人民之福》，1997年9月9日。
[16]夏文蓉《新闻传播与经济体制的对接与错位》，《新闻传播论坛》，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140页。
[17]同[13]，489页
[18]参见[13]。
[19]参见[13]，490页。
[20]甘惜分《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视点》，1993年第2期，25页。
[21]同[5]。
[22]同[16]。
[23]周正荣《党报总编辑的新闻价值取向》，《新闻通讯》，1996年第12期，4~7页。
[24]参见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以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3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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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1988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91年在本校读研，1994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多年关注媒介研究和受众研究。作为主要成员或主持人，先后参与“面向二十一世纪传媒布局研究”、“大众媒介与都市文化发展”、“大众传播与都市文化建设”等课题的研究。曾与人合著《教育传播学》、《舆论传播学》、《新闻文体写作》、《广告文案写作》等著作，并有《论舆论传播与引导》等数十篇论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