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尤其在当代很少有师长做死亡教育，死亡一直是一个沉重和难以启齿的话题。当死亡来临时，人们会陷入无限的痛苦与纠结中。

有幸拜读了傅伟勋先生《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对死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该书中，傅先生多次引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下的定义：“人是‘向死的存在’。”也是基于这一理论和认识的支撑，让死亡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在《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中，通过种种论述，傅先生主要阐释了死亡的尊严与死亡的品质两个问题。本书的开篇即“现代人的死亡问题”，道破了现代人对于死亡的漠视和焦虑。本书运用耶、佛、儒、道诸家，汲汲观照生死，观照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了脱生死的智慧，并以此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

生与死本是一体的两面，步入现代社会，个体的价值在生的世界里在不断被弘扬，从“天赋人权”到“人人生而平等”，一系列的政治理论的进化，使得人们维护自身生的利益似乎得到了最大化。但与此同时，整个工业社会，开始机械化、非人性化地处理一体，当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在白色的病房和陌生人的陪护下走向衰竭时，又有谁能够享受到死亡的尊严。没有死亡的尊严，生的尊严即使再冠冕堂皇，恐怕都是人类自己编织的美丽幻想，因为在本质上，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从这个角度联想下去，恐怕我们生时所拥有的权利都是政治的裹挟，这也是我们当反思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和一个入口。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逝者被祭奠和记忆的时间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傅先生，在本书中详细阐释了生命的尊严，在此不必赘述。我只谈谈自身就如何还死亡的尊严，谈下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对于死亡这一人生大事的漠视，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也向来是一个人类对于自身不够尊重的存在。在国家建立之前，部落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本着图腾崇拜和信仰，对于死更多的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情怀，尤其是部落首领的离去，往往被神话和传播成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在世界性的宗教产生之前，这种朴素的生死观，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一般而言，农耕文明讲究土葬，而游牧民族则讲究天葬，更有水葬、火葬，都因地域、环境、气候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是怎样，人们普遍相信结束的只是肉体，灵魂是可以上天或者是入地。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显然这种对死亡的尊重只局限于社会上层即统治阶级，到这时政治已经开始裹挟道德而顺流之下了。从埃及的金字塔到中国历代君王的陵寝，无不显示了后代对于先王先圣的膜拜与憧憬，但至于平民则没有这般待遇，以致穷苦人不得以席裹之而填沟壑。更重要的是，所有对逝者的尊重与祭奠，都局限于本部落、本集团、本国的人，对于同为人的异邦，往往视非人看。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动辄土城、活埋，这便是直接的体现，当然在现当代，热兵器也有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人类社会普遍将死亡的尊严，留给了君王和利益集团内部，对于异己向来是排斥的。

当然，以上的论述是从社会群体这个角度思考的，很显然傅先生更很重要的强调的是个人的人生体验。人对于死亡的惧怕，是由于对死亡的无知。正如在序言中讲到的，现代人天天讲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却常常忘记“生活品质”必须包含“死亡的尊严”。

我不禁想起来在新《三国》中曹操临死前的一段独白——死，不可怕。死是清凉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世人昨日看错我曹操，今日又看错了，也许明日还会看错。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我很欣赏这段话，曹操一生对于生和死的态度也让人折服。在本书中，曾依据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模型，末期患者的精神状态大体上经过下列五个阶段：否认与孤离；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抑郁；接受等五个状态，这也在一代枭雄曹操身上有所体现。虽说不能将每个独立的个体强加于这样一个模式框中，但毕竟还是有些相似的反应和做法。对华佗的处置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多疑心理，我认为另一方面也是他作为患者对于病痛的自我反击。但令人敬佩的是，曹操最终对于死亡的看法如此豁达，这种转变也不是单单在病痛来临到死亡前对于病情心理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他对于自我一生的认同和肯定，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看法和一生功勋的满足（当然是自我认同，而不简单的是历史对于他的评价），进而将这种肯定转变为对于死亡的泰然。由此看来，曹操像书中《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一书中的男女主角一样，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变化，相信生命将会以某种形式一直存在。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在其治国之策《管子·牧民》一书中有句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前段时间不断曝光的富士康公司的“连跳”事件，南方周末大篇幅地介绍和报道了有关富士康公司内部的情况，记者化身打工人员潜伏在公司将近两个月，用亲身经历揭示了员工内部的问题。在那里，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尊严，彼此不知道姓名，更不知道各自的经历和情绪，每个人之间称呼都是粗鲁的代号，生活在底层的人之间没有基本的尊重，大多数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挣大钱”。也许这也是现实生活所逼，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难以做到如作者所说的关于生活尊严十项内容。

记得今年3月5日在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当这个许多大学毕业生被称作“蚁族”的时代，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上行遇阻的社会、正在板结的阶层，形成了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大学校园中，有人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有人开始选择逃避生活。沉迷于网络而不是书本中，在还未走上社会之前已经对社会和未来失去信心，在经济基础的保障下没有幸福和尊严似乎并不现实。

诚然，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上行受阻的现实，但这并不是我们“未富先懒”的理由，不是成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流行的借口。适逢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早已没有“天之骄子”的自豪，不能靠大学生的身份去轻易获得社会资源。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大学生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必须面对从零开始的现实，放下“高贵”的身价，用勤劳和智慧去寻找幸福，赢得尊严，因为尊严不是别人的施舍（那叫怜悯）。

库布勒·罗斯在一项介绍她一生事迹的电视节目“生活下去，至死为止”中说：“一般人误以为死亡是一种威胁，其实死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乃是一种挑战。”问题是在于，我们面临死亡这一挑战时，是否能够自然安然地告别美好的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的问题是生活。“人人生而平等”是死亡学的事实起点，“人人必能超越死亡”是死亡学的理想终点。一个人庸庸碌碌一生，毫无目标、动力和斗志，那么对于死亡无疑是畏惧和担忧的。或者不如说，生活品质和死亡品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其实，高龄化到死亡的过程，不外是训练每个人培养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双重实存态度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