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与“小政府大社会”

王传言

据9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GDP这个更有价值的指标来看: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异等几方面构成了中国人均GDP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原国民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房地产、金融、股票、矿产资源)在近两年均遭遇了不同的变故,当前社会发展将如何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

国家发改委正在着手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预计今年应该能够出台。 但到底能不能出台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该收入分配的改革所涉及到的利益集团太多太复杂。而在该细则草稿中关于收入分配仅仅是对于居民收入的分配。这一点跟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总体方向有所偏差，自然，也跟“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模式相去甚远。

国民收入分配其实涉及到政府、企业、居民三方面的利益分配。而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大蛋糕，其中任何一方占据的大的比例，另外的比例就会减少。而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企业与居民收入的规模。即在国民收入的蛋糕既定的情况下，只有尽量减少政府收入的规模才能增加居民与企业的收入水平，而抛开政府收入规模仅仅讨论如何调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些舍本逐末。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少，即财政收入的规模会越来越小。小的政府仅仅负责对外的国防安全，对内仅仅负责社会的秩序维持。而将广大的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释放出企业与居民本身的潜能，当潜能迸发的时刻也就是经济繁荣的原动力。这样，“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模型就已经形成了。

而在中国现行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政府收入规模的比例中远远跟“小政府大社会”分道扬镳。2009年全球70亿人口，人均GDP 4300美元，中国去年人均GDP 3800多美元，还没有及格；去年地球上城市化率50%，就是一半人住城市，一半住农村。去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6%，今年可能达到50%，就全球70亿人口角度来讲刚刚及格。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城市化率和国民财富，就是今天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可见，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在增长，而政府收入也在增长。但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在增长率上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规模。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调整国民收入的水平显然是没有抓住根本的行为。而这样的收入分配调整方案也是在国家发改委的领导下，多个部门统一制定的决策。这样，难免会沦落为多个部门之间的博弈，最后形成一个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多方妥协的方案。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坚持“量出为入”的原则，即严格按照政府的职能进行收入的确定而不是“量入为出”。而目前的政府财政收入坚持的原则仍然是“量入为出”原则，这已经跟“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越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