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曾长期担任该院前身新闻系系主任，卸任后仍承担着学院新闻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之责。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中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对新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也有独到的见解。日前，笔者走访了丁柏铨教授。
时间：2004年10月16日上午
地点：丁柏铨教授寓所
王 豪：据了解，2004年6月，经专家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通过，您的专著型教材《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祝贺丁老师。
丁柏铨：谢谢！
王 豪：您原来并不是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后来怎么转变研究方向了呢？
丁柏铨：研究新闻理论，我是“半路出家”。（笑）12年前我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1992年11月，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在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基础上建立新闻传播学系，我被任命为主任。确切地说，我是从那时起开始新闻理论的学术研究生涯的。
十多年来，我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和新闻系的学科建设方面，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短处，因为只有认清了自己的短处，才能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比如，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的南京大学新闻系，根本不可能与人大和复旦相比，也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与方汉奇先生、丁淦林先生等前辈学者相比。因此，我个人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对当今新闻传播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上。因为这一方面的课题，对任何专家学者来说都是新鲜的、陌生的。这样，才能获得与其他学者、其他先进同时起跑的条件。这同时也是我主政期间新闻系的立系方针，是我十年中一贯坚持的理念。
董 秦：记得当时系里首次申报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课题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就是按照丁老师的这一理念申报的。
丁柏铨：是的。1992年年底建系，1993年首次申报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项目主持人是宋新桂老师。当时的情况是，只有“七八个人、五六条枪”。但由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申报课题获得了成功。我是这样考虑的：根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变催生了很多新的时代课题，需要我们从学术上去加以研究。在我们所申报的课题面前，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申报一举成功，这对全系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激发了我们坚持创新的信心。
王 豪：有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研究。记得您也曾给研究生们讲过：没有创新，学术上就没有出路。您能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对此加以阐发吗？
丁柏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唯有创新，才能获得学术生命；唯有创新，才能取得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唯有创新，才能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如果在提交给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所阐述的都是别人的观点，哪还有什么价值？
进行新闻理论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者使命和责任之所在。时代在发展。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生生不息的新闻实践，对新闻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从理论上加以思考、回答。因此，我们要敢于触及和勤于思考这类问题。我曾经在《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题为《新闻理论应该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的文章，提出新闻理论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的问题，并着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理论所作的重大调整。又如，新闻理论研究中经常提到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问题。研究中的创新就应当表现为：在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精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在今天条件下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应吸收哪些新鲜的时代内容。
王 豪：进行新闻理论方面创新研究的尝试，难免会遇到困难。碰到这种情况，您是如何处理的？
丁柏铨：我个人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创新，必须做到两个突破：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二是相对于自己原先的研究有所突破。超越前人难，超越自我也难，有时甚至感到举步维艰。要致力于发现别人尚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或“准处女地”，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密切关注、不断发现具有研究价值的新的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新闻理论研究较之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更为紧密，它是受到高层领导较多关注的领域，甚至会涉及诸多当下的敏感问题或话题。还以刚才提到的坚持新闻事业党性问题为例。我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涉及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党性原则，这个党性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只要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先进性还存在，我们就必须在新闻事业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在这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第二，我们所坚持的，是中共党性原则中的精髓，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是真理的部分。第三，中共党性原则的内涵是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变化的。在当今时代，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坚持中共党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与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想理论研究的创新，把目标定在为时代课题求解上，那么自由的、充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可行的。
王 豪：我记得您说过：“理论研究不能‘空对空’”。那么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怎样才能避免“空对空”呢？
丁柏铨：准确地说，应当是“关于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不能‘空对空’”。我主张：这类研究应当“解渴”、“管用”。我想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网络媒体在我国刚兴起不久，我就在《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新世纪新闻传媒的竞争》一文。该文主要谈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新闻传媒由此形成的新的竞争格局。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待于从理论上加以研究、探讨的问题。我也较早就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加以研究。在《新闻记者》上，我和胡菡菡发表了题为《直面WTO，我国新闻传播业应对挑战》，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因此，关于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既要创新，又要避免“空对空”。要努力思考前沿性的课题，对现实的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中寻找新的课题并对新的课题给出答案。这里我所说的“解渴”、“管用”，意即回答由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时要到位、有说服力，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研究要兼备学理品格和实际价值。
王 豪：《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在创新方面有怎样的追求？
丁柏铨：写作前我按照新闻理论教材的传统模式定下了结构框架，结果，遭到了系列教材总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的否定。他要求我在书中对新闻学概论中的一般性内容不作泛泛论述，而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我国新闻传播业的重大实践和与此相联系的重大理论问题为研究探索的起点。这就迫使我重新修改写作提纲，并对新闻传播现实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新闻事业紧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也有了迅速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许多新生事物至今仍然在发展变动之中，这就给新闻理论研究者进行价值判断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对变动中的事物做出判断，常常必须承担理论风险；对重大新闻理论进行近距离的研究，往往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是，越是艰难的东西，越是经过缜密思考和认真研究的东西就越与精品接近。所以，在这点上我非常感谢李良荣教授。
王 豪：您既是硕士生导师，又是博士生导师。您认为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怎样看书、做研究呢？
丁柏铨：怎样从那么多的书中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书去读，的确很有讲究。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提高读书的效率显得特别重要。研究生读书，首先要选择有独特思想和独特套路的书去读。独特思想是指观点不同于一般，能给人以启发；独特套路是指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说到研究生的研究问题，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进行研究，就不能算是研究生。研究生到底应该怎样做研究呢？首要的是要学会选择研究课题，敏感地捕捉前沿课题。对此，我就是很注意的。平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捕捉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比如，参加学术研讨会，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捕捉自己想要获得的研究信息和研究课题，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董 秦：丁老师还善于从学者的来稿中引发对问题的思考，从中发现和选择研究课题。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着大型学术年刊《新闻传播论坛》的主编。他对每一篇来稿都看得很认真、很仔细。
丁柏铨：是这样。很多学者的来稿，思想活跃，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从他人那里汲取营养，更利于激发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力。因此，我想告诉研究生们的是：要多参加水准较高的研讨会，尽可能多听值得听的学术讲座，从中汲取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从ā?ù?簠?????????????而激发自己的学术灵感。当然，常到图书馆、阅览室翻看最新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捕捉研究课题的好方法。另外，研究生的研究还应有长远的目标。比如，做毕业论文就应该这样做：经过深思熟虑，确定论文选题。然后，再把大的选题分解成若干小的论题，并将小的论题尽可能地写成研究论文发表。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学术信心，也会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大的选题下的小论题都出了成果，毕业论文还会成问题吗？
丁柏铨，1947年4月16日（农历）出生，江苏无锡人。1978年3月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后留该系任教。1986年4月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1986年10月晋升为讲师。1988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10月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1993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12月晋升为教授。2003年4月从新闻系主任岗位上卸任。2003年10月任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兼职教授。
唯有创新才能占领学术研究制高点——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丁柏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