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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

    潘知常,1956年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兼职教授。1989年被评为河南省与郑州市的“青年精英”,并被授予荣誉称号,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被聘为教授。历任南京大学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主任、《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副主编,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广播受众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年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学会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企业形象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范围主要为美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文化与美学、媒介文化、媒介研究等。同时长期从事企业、地区与媒介等方面的各类策划、设计等应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先后出版了《众妙之门》(黄河文艺,1989)、《中西比较美学论稿》(百花洲,2000)、《中国美学精神》(江苏人民,1993)、《生命的诗境》(杭州大学,1993)、《美的冲突》(上海学林,1989)、《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2002)、《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1997)、《生命美学》(河南人民,1991)、《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上海学林,1995)、《审美教育的最佳时期》(海燕,1993)《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上海人民,1998)、《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郑州大学,2002)、《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2002)、《流行文化》(江苏教育,2002)、《独上高楼——中西美学对话中的王国维》(文津,2004)等学术著作14部,《传媒批判理论》等编著5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曾获省政府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三项)、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著作一等奖(一项)、北方十五省市社会科学著作优秀奖(一项)、北方十五省市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一项)、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专著《光明日报》“光明杯”三等奖(一项)、中国青年优秀美学著作奖(二项)、中国传播学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学术奖励二十余项。历年来主持、参加国家社科项目、省重点项目、省一般项目、省教委项目、南京大学重大项目等共十一项。同时曾主持横向项目《南京城市形象研究》、《南京河西新城区文化特色研究》、《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化特色研究》等十余项政府与地区形象设计与策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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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潘知常: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富人”
潘知常 发表于 2008-9-24 21:15:00 阅读全文() | 回复(0) | 引用通告() | 编辑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富人”

http://www.cyol.net 2008-09-24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最近我在讲课或者作报告的时候,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这30年里,你们最熟悉或者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结果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选了这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这句话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在这句话的鼓舞下,很多中国人作为“一部分人”也确实“先富起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表现,却不让人满意。相当数量的“先富起来”的人,并非“仓廪实而知礼节”,竟然是“饱暖思淫欲”,包二奶、超生、赌 博、联手黑社会。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人,必须学习做富人。

  “富人”,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但事实上还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人的概念。我经常说,“富”而不“贵”,那只是“土豪”,而不是什么“富人”。真正的“富人”必须是“富”而且“贵”。这里的“贵”,就是有文化、有品位、有境界。

  什么才是“富”而且“贵”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巴菲特,他是世界第二大富豪,他捐了310亿美元给盖茨基金会,而没有像中国的很多富人那样,把钱留给自己的儿女,或者去大肆挥霍。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只是“赢家”的天堂,它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所有“输家”也就是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只能靠“赢家”的道德自觉,靠“富人”主动为社会重新分配财富。

  西方在出现两次财富高峰的同时,也出现了两次慈善高峰,第一次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时代,第二次是盖茨和巴菲特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我要说,这就是“富”而且“贵”。在很多中国的富人看来,只要合法赚钱、合法纳税,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这其实是不够的。真正的富人必须是“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有9%来源于富人的慈善捐款。中国呢?国家财政收入中每年富人的捐款连0.1%都不到,捐款的富人不过1%。

  再看一个例子,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它的沉没,我们似乎更关注文学家杜撰的爱情故事,却忽视了船上欧洲富人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个个富可敌国,却没有一个人提出非份的救生要求,更没有人通过贿赂的方式上救生艇以逃生。生死关头,真正显现“富贵”本色。

  我并不是说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都存在问题(而且,其中也确实不乏真正的民族精英),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富起来的人是有问题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与中西方的富人所置身的不同社会背景有关。西方的多数富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能力的提高而正常致富的,所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致富是因为他的道德自觉,也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更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当他致富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但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提高。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富人是靠社会的转型——例如双轨制、炒股票、房地产——一夜暴富的。也就是说,往往并非靠创造财富而成为富人,而是靠“分配财富”、“转移财富”而成为富人。对他们来,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富人,对不起,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只是不“仁”而富而已。事后呢?自然也根本不会去想。什么“回报社会”?什么以更高的道德自觉、更高的文化要求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来要求自己?他们统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结果是富而不义,甚至是为富不仁。

  由此,我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大声呼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富人。(南京大学教授 潘知常)

  来源:中国青年报(J-03)

中国青年报·教育时评:http://edu.cyol.com/content/2008-09/24/content_23705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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