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与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
一       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大众文化，在一般的意义上与以包括电子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有关，在特殊的意义上，则直接与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媒有关。在我们看来，不论是现代技术抑或大众传媒，就它们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而言，其中的核心都是一个，这就是：技术性对于文化的介入。不过，两者与大众文化关系的角度又有所不同。技术是哲学的、美学的，而大众传媒则是社会学的、传播学的。技术是间接、抽象的，大众传媒则是直接、具体的。       本章与下一章就转入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本章中，首先对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加以讨论。       传播媒介是技术在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中的直接体现[1]。一部传播媒介史同时就是一部人类技术革命史，传播媒介的奇迹就是人类技术的奇迹。回顾历史，不难看到，从早期凭借信鸽、驿马、步行、帆船等人力、兽力以及自然动力进行的传播，到后来的蒸汽内燃机发明以后凭借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机械动力进行的传播，从活字印刷技术与人类的第一次印刷传播文化的革命。到广播电视与人类的第二次影象传播文化的革命，再到电脑网络与人类的第三次的多媒体传播文化的革命，贯穿其中的一线血脉都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技术[2]。自古迄今，人类技术的任何一次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都会引起传播媒介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更有甚者，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且，传播媒介一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也就立即成为人类技术的根本标志。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解放与限制、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在所有这一切人类20世纪的最大快乐与最大焦虑之中，传播媒介的崛起与异化都是众矢之的，最为人们所关注与诟病[3]。       这一切当然并非空穴来风。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深受美国经验学派的影响，已经习惯于对于大众传媒作为工具的考察，习惯于就事论事的传播过程研究，习惯于对于大众传媒的传播规律的探讨，也习惯于将大众传媒作为“它”；为我们所往往忽视了的，是欧洲批判学派的成果，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考察，是对于大众传媒与社会、人类、文化的关系与传播意义的探讨。就社会、人类、文化而言，大众传媒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置身于大众传媒之中的人类究竟吉凶如何？诸如此类的令西方学人寝食难安、梦魂牵绕的世纪追问，却始终未能引起我们应有的关注。       也因此，百年惊梦，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思考、反省中，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大声疾呼就仍旧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媒介即信息。       在我们看来，“媒介即信息”提示给我们的是一条思考、反省大众传媒问题的重要思路。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大众传媒如何去传播信息，当然更不是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而是大众传媒本身所传播的信息。大众传媒就是信息。对此，麦克卢汉曾以电灯为例加以说明：电灯的出现，其意义不在于它所带来的光明，而在于它所导致的传统时空关系的转换。譬如说,电灯使得人们在晚上不觉得很晚,或者在早上工作得很早，这无疑就影响了人们构建自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式，也影响了人们构建诸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感知的方式。而鲍德里亚的例子就更为醒豁：“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4]确实，大众传媒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我们可用可不用的工具，而且是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海德格尔说：人在世界中；我们也不妨说：人在大众媒介中。大众媒介既是工具又是世界。大众媒介首先就是世界[5]。而就社会、人类、文化而言，大众传媒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置身于大众传媒之中的人类究竟吉凶如何？诸如此类的令西方学人寝食难安、梦魂牵绕的世纪之问，显然也正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追问[6]。       不过，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追问毕竟也仅仅只是一个正确的起点。起点的正确并不就一定就能够保证结果的正确。例如，大众传媒当然也并非完美无缺。甚至还可以说，大众传媒当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并且，或许由于它与人类命运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严重的缺憾始终为人们所殷切关注并予以激烈抨击。这一点，在欧洲的批判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就“关注”的力度还是就“批判”的深度来看，却又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其中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就在于：始终未能从起点的正确走向结果的正确，换言之，始终未能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所可能出现的异化加以区分。       结果，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偏偏从一个正确的起点上再次迷失方向。在他们看来，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根本就一无可取之处，完全是一个作为人类的敌人的“他”。他们在大众传媒与原罪之间划上等号，把大众传媒所引发的一切都视作垃圾，一派大义凛然的清高风范，一味一厢情愿地站在与大众传媒殊死对立的立场上去批判大众传媒。却从来不屑去认真考察、把握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真正内涵。然而，他们的看法却与实际实在相差甚远。事实上，大众传媒所带来的固然并非都是福祉（如麦克卢汉所说），但也确实并非都是罪恶（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说），换言之，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既存在“异化”的一面，更存在“优化”的一面，因此，大众传媒所带来的一切，都必须也只能由此得到正确的阐释。   二       让我们回望历史，从历时的角度看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人类文化的演进，从媒介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口语媒介时期、印刷媒介时期和大众传播媒介时期。人类最早的媒介是口语媒介，时间截止到１５世纪（以印刷术被传入西方作为截止的标志。参见麦克卢汉等西方学者的研究）。这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口语媒介以声音作为载体，以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为特征，是一种双方同时在场的所谓实时传播，一种口耳相传的窄播，存在着吉登斯所谓“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或者哈贝马斯所谓的“对称性关系”，彼此之间完全平等而且角色之间可以互换，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面对面的传播方式，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又是一种民主的传播方式。１５世纪以后，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印刷术的普及，成功地改变了世界。可以批量复制的文字取代口语成为新的传播媒介，这就是所谓印刷媒介[7]。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传播媒介的脱离主体而存在，实现了信息的脑外储存，形成了所知与能知的分裂，导致了从直接交流向间接交流的转变。世界的存在不再终止于口语而是终止于书本。肖伯纳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中心，穆斯林把以色列人称之为书之人，海涅说犹太人的祖国是一本书（〖圣经〗），都是因此。从而，印刷媒介以文字作为载体，以间接的面对媒介的交流为特征，主体的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转向了主体不在场的通过媒介的交流，发送者与接受者被间离开来。   　　口语媒介与印刷媒介之间区别的关键是面对面与面对媒介。在口语媒介，任何意义又必须直接依赖于当下的特定语境（包括手势、姿态、行为），说者、听者甚至语境都是融会在一起的。对话由说出的东西（言语）和未说出的东西（语境）所共同构成。在说者与听者之外，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对话是根本无法理解的。那么，对于局外人来说，“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巴赫金的回答颇具深意：“我们缺少‘词句之外的语境’。这个语境使‘这样’对于听者具有特定的意义。”例如，面对冬末春初之际的茫茫大雪，两个人可能进行一场令局外人感到迷惑的“这样”的对话：           这种“都看到”（窗外的雪片），“都知道”（季节）以及“共同的评价（厌恶冬天， 盼望春天）正是言谈所直接依赖的，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言    谈实际的、活生生的含义中，是言谈的支柱。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获得词句的说明或表达。雪片在窗外，时令在日历上，评价在说话人的心里，不过，这 些仍暗含在“这样”一词当中。[8] 换言之，在口语媒介，语言符号是由能指（物质媒介）和所指（观念性含义）组成，其含义有着明确的指涉功能，因此它是及物的。一旦将对话从特定语境中抽出，意义就难以理解了。这意味着：对于口语文化来说，一种语境中的语言不可能被另外的语境所理解。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宣称：口语媒介的空间是一个活生生的耳朵的世界与声音的空间。它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对于说者与听者，都融会着直接而亲切的意义。   　　至于印刷媒介，一位土著人首次解触文字时的感觉颇为值得注意：   　　我渐渐领悟到，书页的记号是被捕捉住的词汇。任何人都可以学会译解  这些符号，并将困在其中的字释放出来，还原成词汇。印书的油墨困住了思想；它们不能从书中逃出来，正如野兽逃不出陷井一样。当我完全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时，激动和震惊的激情流遍全身……我震惊得浑身战栗，强烈渴望自己学会去做这件奇妙无比的事情。而他的父亲在看到地图时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父亲认为，这全是胡思乱想。他拒不承认这就是他在波马河渡过的溪流，他说那儿的溪水不过一人深。他也不承认广阔的尼日尔河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河网。用英里计量的距离对他是毫无意义的……地图全是谎言，他三言两语对我说。从他的口气之中听得出来我冒犯了他，怎么开罪于他的我当时却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可当时并不知道，我弹指一挥、虚晃几下就横扫千万里的作法贬低了他徒步跋涉、疲惫不堪走过的距离。我用地图高谈阔论，这就抹去了他负荷重物、挥汗如雨地跋涉的重要意义。[9]       这就是印刷媒介，声音的丰富空间以及耳朵的魔力世界都被一抽而空。语义从语音中剥离出来，文字成为思想的语法，世界从“可视的”转向“可读的”。人类对于对象的把握要经过抽象的思维──概念、语言这个中介才能够得以实现。一切现象都是虚假的，只有在透过现象把握到了它的本质的时侯，才可以称之为“真实”。而且，由于抽象的能力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因此人们不再依赖他人，而是直接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这就形成了一个崇尚理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对话是在理性领域中进行的，对社会行为、个人行为的认可转向了对于理性的认可。正是靠着这个新的文化，人类开始不求他人只求自己，不再是个人被他人拒绝，而是个人拒绝了他人。更为重要的是，在印刷媒介，直接交流消失了，特定的语境消失了，说者与听者不再共同存在，而是两种彼此分离的活动。作者写作时，读者的阅读是不在场的，读者阅读时，作者的写作也是不在场的，斯宾格勒发现：“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所谓远方不仅指扩张距离，而首先是指持续、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话和听话只发生在近处和现在，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10]利科也指出：“无论从心理的还是从社会的观点看，文本都必须使自身‘脱离语境’，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新的语境中‘重获语境’——即由阅读行为予以完成。”[11]这样，人类的对话就不再直接指涉对象，它的被指涉物不复在场，可以是已在，可以是曾在，也可以是将在。文本与被指涉物永远保持一种间接、距离、想象关系，这就构成了印刷媒介的与口语媒介恰成对照的超越性、抽象性、思想性等根本特征。       迄至本世纪，人类文化开始了从印刷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12]。在二十世纪，大众传播媒介异军突起，从道路──纸路──电路，从口语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13]，以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第一次把信息传输方式与物质运输的方式区别开来（从电报开始）。这样，假如口语媒介表现为时间关系重于空间关系，印刷媒介表现为空间关系重于时间关系，大众传播媒介则表现为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的结合。它在空间上使整个地球成为区区弹丸之地的村落，在时间上使整个社会文化都与传播网络系统同构。最终，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了空前的延伸。[14]由此，与印刷媒介相比较，大众传播媒介尽管同样是面对媒介，但是又有其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从面对文字转向了面对机器，从而彻底完成了从人与人的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向人与物的主客之间的信息传输的根本转换，开始了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实现的从点对点向点对面的传播新时代。   三       大众传播媒介的横空出世是人类传播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其意义非同一般。为此，在从历时层面加以讨论之后，还有必要从共时的角度再作讨论。       在传播学研究中，传播一般分为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类。实际上，从“假于物”与不“假于物”这一角度，还可以把它们简化为两种，即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前者是点对点的传播，后者是点对面的传播，并且，后者较之前者，一个最为重要的差异，就是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大众传播媒介[15]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从面对面向面对媒介的重大转换？为什么会在说者与听者之间插入大众传播媒介这样一个媒介机器？显然，这并非传统社会的需要。以纵向结构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简单社会，封闭、单一、整合、排他，处处强调依附、亲族、地缘、特权、机会以及向心的凝聚力；在管理过程中的手段是直接控制、直接垄断、直接延伸；在思维过程中的模式是是即是、否即否、此即此、彼即彼，非是即否、非此即彼，尽管并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是却绝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语境也是“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因而，从传播的角度而言，传统社会就必然是一个无中介的直接交换社会。显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点对点和面对面的传播无疑是最为适宜的。而且，在有限的意义上，也确实可以作到信息的分享与信息的传递。哈贝马斯曾经把这样的传播环境概括为“公共领域”，认为它的特点为：面对面和直接交流（即口语性），并且以古希腊城邦和18世纪的沙龙、咖啡屋、俱乐部、剧场作为它的典型环境，确实颇具卓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却逐渐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现代社会从以纵向结构为核心的简单社会转向了以横向结构为中心的复杂社会，两者之间的区别，从福山的低信任度社会与高信任度社会、希尔斯、帕森斯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滕尼斯的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涂尔干的机械社会与有机社会的对比中不难看到。在这当中，社会的日益走向开放、多元、分化、交融，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也因此，中介的出现就是必然的[16]。所谓现代社会，无非就是一个多中介的间接交换社会。社会的多元、分化必然导致差异，差异又必然导致矛盾与互动，吉尔兹所谓的“妥协和交易”、布尔迪厄所谓的“场”，马克斯、恩格斯所谓的“合力与力的平行四边形”，都是对于这一现代社会特征的揭示。而这无疑就迫切需要协调。形形色色的中介环节正是协调的产物。国家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控制市场，就是一个例证。现代主义的“拒绝交流”、“拒绝解释”则从相反的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是社会分化中对立、排他和拒绝协调的反映）。至于大众传媒，当然应该是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中介环节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一个中介环节。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线性函数显然已经无效，只能是非线性函数，因为每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使结果的可能曲线弯曲，同样，不但口语媒介，即便印刷媒介也已经无效（它的出现也与文化与社会性的事物的分离和宗教与世俗的分离有关，同样是中介环节），只能再造一个独立于种种力量之外（哪怕只是在形式上）而且能够协调种种力量之间的交流的传播媒介，哪怕是一个媒介机器，这，就是大众传播媒介[17]。       “面对面”与“面对媒介机器”之间的转换正是因此而得以实现。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看到转换背后的历史必然，而是想当然，因而对此颇为不满。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例如哈贝马斯。后者就认为大众传媒的出现导致了至关重要的 “公共领域”的消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看到了转换背后的历史必然，因而认为大众传媒只是重构而不是取消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例如汤普森。我们的看法也是如此。大众传媒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死亡，而是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新生。在这里，所谓“公共的”就意味着“通过大众传媒的转换而使得大众能够参与其中的私人事件或公共事件”，而它们本来都是发生在大众之外，都是本来根本就与大众无缘的，至于它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大众传媒的转换”，则一切都以是否能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否值得一“见”或值得一“闻”、是否可能在"公共领域"赚来泪水或笑容为准。因此，这里所说的“公共”确实没有传统的“交流”的涵义，而是“玩的就是心跳”与“过把瘾就死”。哈贝马斯竟然出人意料地认定在当代社会“公共领域”已经消失，原因在此。事实上，经过重构的“公共领域”已经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着根本的不同内涵[18]。进而言之，对于大众传媒，这些学者颇为不满的原因还有：个人的缺席以及个人的不再独立、直接地与世界相互交流。这无疑意味着从根本上否认媒介机器的作为中介，更无法接受媒介机器的作为世界。在一些学者看来，主体必须在场、必须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交流的必须的前提。而让主体去面对一个脱离自己而存在的媒介，对于这样一种有中介的交流，尤其是通过媒介机器的交流，他们是绝对无法容忍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看法、完全是出之于一种简单思维，事实上，这种有中介的交流，尤其是通过媒介机器的交流，恰恰是必须加以关注的。也是大众传媒最为突出的贡献。正是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人类第一次面对了一个与人一样强大、一样聪明的媒介机器。这个媒介机器可以是“它”（工具），可以是“他”（敌人），也可以是“你”（朋友），既作为工具，更作为世界，不仅是人类交流中介的极大收获，而且是人类生存世界本身的极大丰富。而至于个人不再独立、直接地去进行参与(不在现场)，而是转而通过大众传媒的中介去进行参与，平心而论，置身现代社会，我们也只能如此。就像我们为了加快旅行的速度而不得不乘飞机、坐火车，这确实不太“自然”，但是却更“文明”了一样。当然，如此一来，公共经验与真实空间是分离的、公共经验与交流语境也是分离的。与此相应，." 通过大众传媒的转换而使得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私人事件或公共事件"也转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更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无疑给人类带来了一些新的困惑，但更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任何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都会引发一种潜力，同时也会压抑另外一种潜力，凡事有利就肯定有弊，大众传媒的出现也不会例外。对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因噎废食以致疑神疑鬼呢？任何新的东西都会有风险，这是很正常的。       具体来说，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根本改变起码有下列四个方面：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播的方式。过去的传播都是在社会群体之中进行的，都是通过群体参与的方式在家庭、邻里、村落、学校、社区中完成的，而大众传媒却与社会群体无关，是在非群体参与的的方式下进行的，是由个人去直接面对媒介[19]。这较之以群体参与作为特征的组织传播无疑更为自由。因为后者只是在强制基础上接受的信息（更不要说下达红头文件、作大报告、讲课等等，其中的内容是不能称之为新闻的）。只有在大众传媒中，信息才被承认为资源而不再是指令，而且同其他资源一样主要实行市场配置。与此相应，换言之，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从群体参与走向非群体参与的内在特征则是：距离的消失。距离与人体和人际传播密切相关，哈贝马斯、贝尔、杰姆逊却都发现大众媒介被“抽掉了距离”。杰姆逊说：“电视机的出现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当你在看电影，或是在读报纸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视觉形象,例如……你看到一张关于中欧某地的大屠杀的照片,你依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切仍然发生在外界,仍然是他性的,和你没有直接联系。这样,这一信息就仍然保存了某种客观性,对你来说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但是,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机是你家庭的一部分,就像你的汽车或洗衣机一样,是属于你的,电视是属于家庭的东西而报纸或新闻纪录片仍然是外部的,是关于遥远的另一现实的;报纸、电影上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不在眼前的东西。而电视却不一样,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20]而斯图亚特·霍尔的概括更为简洁明快：动物奶牛的视觉符号实际上就是（而非再现）动物奶牛。因此，大众传媒与印刷媒介不同，对于后者的解读必须借助想象与记忆，因为文字与世界之间界限分明，世界的终结之处才是文字的开始之处。所以文字与实在世界之间的转换就隐含着两者的距离（所以要用“陌生化”去消解）。而大众传媒却是即时的，与现实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它就是现实生活，也就是感官经验[21]。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播的内容。过去的传播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哪些内容可以传播，哪些内容不能传播，都是有明确规定的，绝对不准越雷池一步。而现在的传播却是信息，只要是信息，而且只要有人关心，就“传你不商量”。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独立于一切力量之外，奉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要有人来买的，就是信息；只要卖得出去的，也就是信息。更有甚者，事务的常态不是新闻，变态才是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人们都在工作不是新闻，罢工才是新闻；官员奉公守法不是新闻，贪污腐败才是新闻。西方新闻界流行一句很形象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报忧不报喜，一味追求突发的、反常的、新奇的、怪异的东西，提供的也不是受众应当知道的东西，而是受众想知道的东西。美国人把土豆片、炸薯条、巧克力糖这些热量高、没营养，但却能吸引人的食品称为“垃圾食品”，新闻界的这些色情、暴力、交通事故、火灾、台风的被当作胡椒面、味精滥用的新闻也可以被称做“垃圾新闻”[22]。杜鲁门总统由于无法忍受所谓新闻的纠缠，曾写信给一位记者说："我想请你们扪心自问，总统总还有偶尔正确的时候吧?"可惜的是，他不知道，大众传媒对于他那“偶尔正确的时候”根本不感兴趣。一部美国传播学教科书干脆给读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它所有国家还多吗？里根政府时期联邦社会福利开支每年在增长吗？美国老年人比其他人更富有和享有更高收入吗？暴力犯罪率在下降吗？等等。作者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如果你不相信或感到惊异，那是因为你受电视的影响过大。因为电视没有正确地反映这些真实情况，而是给人以相反的印象。不过，你尽管可以指责大众传媒的偏颇，但是你却不能说，“人咬狗”之类的信息就没有新闻的价值。应该说，较之过去过去建立在愚民和民愚的基础上的媒介封锁[23]，“传你不商量”无论如何已经是一大进步。当然，信息的大量增加所导致的，并非只是正面的东西，它也可能是噪音，还可能什么也不是。大众传媒很可能只是为传播而传播，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传播什么，而只是一种传播需要，只要传播就行。这样一来，信息的增多，造就的又反而可能只是“单面人”[24]。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播的对象。这是一个没有年龄、性别、身份、地位、阶级、地区、国家差别的对象。封闭、单一、整合、排他的简单社会消失之后，强调依附、亲族、地缘、特权、机会以及向心的凝聚力的人与人的差别也随风而去，而在开放、多元、分化、交融的复杂社会，种种力量的分化、矛盾、互动，又必然寻求着彼此的沟通。大众传媒正是以这一彼此沟通的所有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传播对象，显然，这些传播对象只能是作为信息的人、符号的人而出现和存在。有学者不屑地将传播的对象称之为“乌合之众”，其实，这也不能算错，因为大众传媒的对象只能是一些放弃了自己的年龄、性别、身份、地位、阶级、地区、国家等一切差别的同病相怜、臭味相投的“乌合之众”。人们发现、只有大众传媒的对象才不需要任何的知识准备，这无非是因为这些对象都是“乌合之众”。吉登斯发现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现象，他称之为：“远距作用”，即传播的内容往往会引起“天涯海角”的所有不在场的人们的共同兴趣，奥妙何在？无非就在于面对大众传媒的所有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时间、空间的特定差异，都是一些同病相怜、臭味相投的“乌合之众”。有些传播学者把"大众"理解为"乌合之众"，即消除了任何等级差别的人群。当然，这样的人群只是相对于媒介而言的，虽然在任何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等级差别的，但是这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部长还是门房，是老板还是雇员，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时都一视同仁。这与组织传播全然不同，组织传播的对象有严格的等级序列，在传播内容、范围、时间诸方面往往要按照等级行事，不可逾越。恩格斯曾经表示赞同英国法学家H.S.Maine把近代社会变革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并且指出它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3 ，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人们不仅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不受强制地选择和接受信息，以便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策。国际新闻史学研究表明，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报纸传播信息的特征是同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原则一致的，不管是谁，只要支付一定费用，都可以买到一份报纸，都可以自由地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也不同于封建社会中"邸报"一类传播载体，这类载体只发给一定级别的官员，民间自由传播信息的载体被视为非法而受到禁止。所以，"乌合之众"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互相独立、互不统属、自主选择信息的自然人群。对于他们而言，信息是一个公共情人，只要你买得起，它就是你的[25]。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播的话语。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经验包括时空经验都已经完全改变，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内容、对象也已经完全改变，大众传媒的传播话语自然也必须加以改变。这就是：从有机的、向心的话语转向无机的、离心的话语。其中蕴涵着的，是时间的中断与空间的膨胀。我们可以称之为：马赛克话语。任何一条信息都被大众传媒以令人耳热眼红心跳的叙事方式组织起来[26]，难怪传播学家会宣布只要提供了五个W就可以算一条完整的新闻。而所有纷至沓来的信息，则被大众传媒以一种彼此无关的、非连续的方式拼贴在一起，从政治运动到色情明星，从股票指数到球场臭闻，从为炒做某某文人的报屁股文章的专集出版而开的会议的报道到某老干部没保住革命晚节因嫖娼而入狱……电视节目是时间性马赛克，报纸是空间性的马赛克。一天接一天的报纸却又是时间性的马赛克。在大众传媒的传播话语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地球村的喧哗与信息的爆炸。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播的性质。过去的传播尽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了重大作用，但是却仅仅限于符号的传递，然而大众传媒却不仅仅如此。它不仅传递符号，而且改造符号，甚至——就是符号。这就使得大众传媒的传播也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舆论》一书中指出：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异常复杂，难以把握，更难以完全直接经历。为此，人们在与之发生关系之前，必须将它改造成一种较为简单的模式。大众传媒承担的正是这一"改造"任务。事实上，人们正是根据大众传媒所提供的现实的"副本"去与现实发生关系的[27]。所以人们才会感叹：“海湾战争有三个参战者，布什、萨达姆和CNN”。 总之，社会成为大众传媒的反映。世界则按照大众传媒的编辑出现在人们面前。没有进入大众传媒的就不是现实。与大众传媒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现实。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媒。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一次媒介事件、电视战争。“在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之前，这场战争已在全球的想象中降下了帷幕。”[28]其中心并不在于人们相信哪些画面、事件、形象是真的,也不仅仅局限于媒介建构"我们头脑中的图画"（沃尔特·李普曼语），而是着重于特殊情境下的社会文化结构.其中包括"大众传播如何透过媒介真实来限制或决定人的行动",反过来"人们如何透过使用媒介来建构、维系或修改自己能够了解的主观真实”以及"人们如何可能以其主观活动改变他们遭遇的客观真实"。一切都不再是来自家庭、邻里、村落、社区，而是来自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媒介成为主要源泉；现实转而成为媒介的反映。与此相应，媒介所提供的已经不是一种反映，而是一种超现实，媒介就代表着世界，世界按照媒介传播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只有进入媒介的才是现实，没有进入媒介的则根本就不是现实[29]。屏幕映像（即媒介真实）比其参照系（即客观真实）显得更为重要,就象一场经过电视技术与艺术手段加工过的足球转播,,有时往往比真实球赛现场的感受要来的更为精采纷呈、更为令人欣慰一样[30]。   四       大众传媒当然也并非完美无缺。甚至还可以说，大众传媒当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并且，或许由于它与人类命运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严重的缺憾始终为人们所殷切关注并予以激烈抨击。这一点，在欧洲的批判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不论就“关注”的力度还是就“批判”的深度来看，却又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其中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就在于：始终未能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所可能出现的异化加以区分。       具体来说，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两种缺憾。其一是从大众传媒的功能中延伸出来的缺憾。这无疑是经验学派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大众传媒作为工具，当然也有其缺憾，例如，“虚拟”、“批发”、“媚俗”、“炒作”，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些缺憾都完全为大众传媒本身所固有，并且都是从大众传媒的功能中延伸而出。因此，这类缺憾，严格而言，只能称之为大众传媒的特点，而不能称之为大众传媒的缺点，事实上也根本就没有办法要求大众媒介加以改正，除非把大众传媒本身消灭掉。因为大众传媒的缺点无非就是它自身优点的延伸，大众传媒的优点也无非就是它自身缺点的延伸。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有其长处与短处，也都会有其令人遗憾之处。衣服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御寒能力急剧下降，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拒绝穿着衣服。何况，当我们在讨论大众传媒的缺憾之时，实际上也并非是从功能论，而是从价值论出发。换言之，我们并非是在讨论大众传媒作为工具有什么长处与短处，而是在讨论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有什么重大的遗憾。也因此，错误地对大众传媒本身所固有亦即从大众传媒的功能中延伸出来的缺憾的批判，恰恰正是经验学派自身的一大缺憾。       大众传媒的第二种缺憾，是在人类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产生的，或者说，是在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本体中延伸出来的缺憾。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之所在。       而这就涉及到对于作为人造物的大众传媒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并不存在所谓人造物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处理的完全是人与天然自然界的矛盾，同时，在农业社会也不存在所谓异化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充其量也只有灾害。只有工业社会才存在所谓人造物的问题，因为在工业社会处理的是人与人工自然界的矛盾。同时，也只有在工业社会才不仅存在所谓灾害的问题，而且存在所谓异化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尽管从形式上看人造物是人以外的东西，但就内容而言，人造物却是人自身之中的东西，是人自身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在创造人造物的时候，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在这当中，一方面，人不断主动把自己的功能赋予于物，通过对人造物的使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不断通过人造物来体现自己的性质与功能，走向物化，另一方面，人造物也不断从完全被控转向一定程度的自控，从完全被调节转向一定程度的自调节，从只有物性到开始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走向了人化。结果，人造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竟然表现为同一个过程。人的物化必然引起人造物的人化。人造物的人化也必然引起人的物化。然而，在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人造物的人化可以是无限的（代替功能即人造物对人的代替可以是无限的），但是人的物化却只能是有限的（物对于人的取代必须是有限的）。不难看出：在整个过程之中，由于人造物的强化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的危险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人造物不能不大发展，否则人类就不能真正获得自由[31]；然而人造物又不能大发展，否则人就会被人造物所完全取代，人转而完全变成了物，或者，人就会完全被人造物所操纵，成为了物之物，人类也仍旧不能真正获得自由。人造物的优化的程度与人的异化的程度就是这样地成正比的存在着。这实在是一个根本的矛盾，然而又是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矛盾。始终在人造物的优化与人的异化的激化与缓解之间，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两难的尴尬处境。       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恰恰就在人造物的强化与人的异化所导致的矛盾的激化之中。然而，真正的困难与困惑也就在这里。由此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经验学派把大众传媒仅仅作为一个工具，甚至与一把菜刀、一只钢笔无异，错误地在大众传媒的功能上去简单地寻找原因，自然不但始终一无所获，而且令人遗憾地放过了真正的困难与困惑。而批判学派的深刻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缺憾，就在于自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本体中延伸而出的人的异化。       确实，大众传媒的根本遗憾，恰恰就在于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与一把菜刀、一只钢笔相差甚远。大众传媒已经不仅仅是“它”，而且有可能是“他”；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物，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了自主能力的生命，一个作为本体的世界。这无疑与大众传媒日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控、一定程度的自调节以及一定程度的人性密切相关。人创造了媒介机器，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现在媒介机器又具备了生命，这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大众传媒，简直就是人造的上帝。如此一来，大众传媒不再惟人类之命是从，而开始了自我觉醒，并且以自己的意志去面对世界，介入生活。结果，大众传媒对人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小，而对人的独立性却越来越大，并且日益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与此同时，人类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能力却从绝对转向了相对，从全面转向了局部，从随心所欲转向了力不从心，而且，失去控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波普尔在剖析人造的世界即世界三时说：“世界3的对象可以是实在的……它们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人们可以说，世界3在起源上是人造的，而它一旦存在，就开始有一个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会产生以前不能遇见到的结果，以及新的问题。”[32]果然如此，“以前不能遇见到的结果，以及新的问题”就是如此这般地出现了。       显而易见，在这里，所谓“新的问题”是指：有了自主能力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正如符号学家艾科所说:符号学在原则上是研究任何可以用来说谎的事物的学科。假如某些事物不能用来说谎,相反地它也不能用来说出真相。可是，假如能够“用来说出真相”呢？当然也就能够“用来说谎”。而大众传媒就恰恰如此。至于所谓“以前不能遇见到的结果”，则我们现在已经不难看到，正是指大众传媒所可能导致的根本缺憾。当现实已经为大众传媒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就与按照人类的意志去发展一同具备了出现的可能性。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毫无疑问正是大众传媒的所欲、所愿，正是大众传媒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之所在，也正是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之所在。事实上，与界定任何一个事物时的做法一样，对于它自身的根本缺憾，它自身一定要能够为之负责，例如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天生的残疾负责，因此残疾就不是这个人的根本缺憾，具体到大众传媒，它无法为自己的“虚拟”、“批发”、“媚俗”、“炒作”等问题负责，因此他们就无法被视之为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但是由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包含着 “异化”的可能，倘若大众传媒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异化”）去发展，就必须为自己负责，由此所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也就可以称之为：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   五       那么，大众传媒自己的意志究竟是什么？因此而导致的根本缺憾又是什么？       与工业社会的一切人造物类似，大众传媒同样是一部机器——媒介机器。透过它的种种人性想象的外衣，诸如信息的分享、信息的传播，等等，我们发现，犹如资本的进入工业社会完全就是欲望的象征，大众传媒之所以诞生的动力之源也完全可以溯源于欲望的推动。应该说，没有欲望在工业社会的招摇过世[33]，就不可能会出现大众传媒的大行其道。大众传媒机器就是一部欲望机器[34]。欲望的诱导、制造、复制、批发、消费、催生，是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公开的秘密[35]。       由此出发，大众传媒首先加以放逐的就是：时间。我们知道，时间是人性的深度、连续、历史、记忆、意义的立身之本。一切的一切也都只有“通过时间才能被人征服”（艾略特）。而所谓“面对面”的传播媒介所维系的，也正是时间。然而，大众传媒的出现所导致的，却是时间的终止。当大众传媒成为传播过程的中介，并且变面对面为面对机器，时间就成为永远的现在（杰姆逊就发现：“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时间就被空间化了，人性的深度、连续、历史、记忆、反省、意义转而被欲望的冲动、感受、放纵、游戏、泛滥、宣泄所取代。空间资源，成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唯一对象。一切都是短裂，无机、孤立和支离破碎的，一切都是马赛克化的，而大众传媒所对之加以取舍的唯一标准，则是是否能够让人“耳热”“眼红”“心动”。人们在大众传媒中所发现的“时间的终止与空间的膨胀”，实际上就是人性的终止与欲望的膨胀。在此基础上，再看所谓的“新闻”、“消息”、“访谈”、“报道”、“纪实”……就不难发现，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一种话语，那就是时尚话语，其中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要求无非是：最新、最快、最刺激、最时髦、最有意思、最引人瞩目、最令人捧腹、最令人难忘、最令人震惊、最令人羡慕、最令人伤感、最令人沮丧……等等。也因此，大众传媒所热衷的并非现实世界，而是虚拟世界，也并非现实世界的形象，而是现实世界的类象。这虚拟的类象最与梦境类似，本身也并不揭示任何真实的东西（因而反思能力就成为多余），而完全是欲望的象征。借助于它，生命可以不再经过理性的中介就直接得到满足，人们不必经过任何过程就能从类象本身获得所谓的意义，广告的形象就是意义，广播的话语就是意义，电视的画面就是意义，主持人的音容笑貌也就是意义，如此等等。何况，这虚拟的类象事实上与是否真实无关，而只与技术的可能性和传媒机器的制造能力有关。这样，对于欲望的满足也就不受类象是否真实、是否有意义、是否合乎理想、是否尊重历史等等的限制，从而，不但可以自由购买、自由预定、自由消费，而且可以无限复制，因此，大众传媒也就最终得以形成了一个以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传媒已经是一个具有了自主能力的生命，已经日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控、一定程度的自调节以及一定程度的人性。       由此我们看到，欲望的无限扩张。这正是大众传媒得以无限扩张的人性基础。大众传媒的最大特征，正在于以欲望推销欲望、以欲望催生欲望，在于时时刻刻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最终实现物对人的统治[36]。它恰似一列欲望号街车，一旦上路，倘若失去了驭者的驾御，就会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远离人类预定的目标（须知，大众传媒毕竟只是追求工具合理性的最佳方式，但却不是追求价值合理性的最佳方式），一路狂奔而去。       而这，正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一幕。在大众传媒的百年历程中，大众传媒所导致的种种根本遗憾，或者是由于它对于自己欲望的无限扩张本性的自我放纵，或者是由于它欲望的无限扩张本性的被人为利用，总之都是它挣脱驭者的驾御而一路狂奔的必然结果。       那么，究竟是谁应该成为大众传媒的驭者？无疑正是人类自己[37]。批判学派的失误，恰在于只看到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异化的一面，没有看到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优化的一面，没有看到大众传媒作为世界包含着“优化”与“异化”的两重属性，更没有看到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是否始终是一个主动者。主动权是否始终控制在人的手上。我们知道，所谓媒介机器所隐含着的，无非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的超越。媒介机器的力量实际就是人类的力量。因此，人类与媒介机器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认识关系，而只能是价值关系，在认识关系中，人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但是在价值关系中，人却必须是主体，也只能是主体。在人类与媒介机器的关系中也完全一样，它根本不同于认识关系，而只能是价值关系，面对大众传媒，人类同样必须是也只能是主体，大众传媒必须为人类而存在，必须体现人的目的、价值，必须走在“优化”的道路之上。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优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异化）去发展[38]，大众传媒也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作为你我关系），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不是作为物我关系），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不是敌我关系），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然而，现在的严峻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作到[39]。       大众传媒究竟是甜美的圣杯还是邪恶的潘多拉魔盒？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1] 以西方的传播学研究为例，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经验学派是对于传播规律的研究，欧洲的批判学派是对于传播意义的研究，两者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但究其实质，却无非都是对于技术问题的关注。其间的区别无非是：前者往往就技术论技术，着眼技术的规律，而后者却自觉地将技术还原到社会之中，着眼技术的意义。再以欧洲的批判学派为例。麦克卢汉的研究发人深省，其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就在于：发现了技术的本体层面的文化内涵；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考危言耸听，其中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发现了技术的异化层面的文化内涵；英国当代文化学派的研究深刻翔实，其中最令人信服之处在于：发现了技术的能动层面的文化内涵。显而易见，贯穿其中的主题始终是一个，这就是：技术。 [2] 英尼斯发现：自从大众媒介出现以后，人们就开始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未来而不是以过去为中心了。变革的轮子开始转动起来。（参见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这正是技术的本性。 [3]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当代文化的考察不论是从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艺术学、美学的角度，从大众传播媒介去透视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中心。 [4]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5] 在传统哲学，语言被看作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隶，一直只是内容的体现。二十世纪哲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内涵。由此来看媒介，才会意识到：在日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用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影等媒介构筑的语言世界，这个世界与日常世界一样重要。当纳粹德国的一个宣传专家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时候，传媒在二十世纪社会里的本体地位已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6] 不同的传播方式会导致所传播信息的改变，这在大众传媒中最为典型。例如，在印刷传媒中，所传播的信息毕竟都还是相对固定的，但在大众传媒中却连所传播的信息都是不固定的，创作、导演、表演、后期制作，这四个阶段，犹如在信息通道上布满的电阻、电容、变压器，不断对所传播的信息加以转换。其最终结果，不是所传播信息的唯一性的增强，而是所传播信息的唯一性的消解。就接受过程而论也是如此。不论是录音带、录像带、电影拷贝还是影碟，都无非是各种储存信息的软件，它们储存的只是电子信号。而电子信号还原为信息，却有待各类视听设备即硬件的工作。不难想象，要求各类视听设备的不失真，事实上也是绝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所说性质的改变还并非是指的这一点，而是指的大众传媒就是世界。   [7] 印刷文化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技术进展：作为记载工具的文字，作为制作书籍的的材料，作为把文字印刷到纸张上去的印刷术。一位历史学家说：古登堡使路德成为可能。 [8] 转引自克拉克等著：〖米哈伊尔·巴赫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５０页。 [9] 转引自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０、１７９页。 [10]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８０页。 [11] 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９页。 [12] 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带来了深深的恐惧。面对第一次把信息传播与物质运输的方式区别开的电报，发明者美国的莫尔斯在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中说：上帝究竟干了什么？而人们对电线的感觉却是：“严冬的疾风吹出某种悦耳的、神秘的、幻觉般的声音,人们远远地就能听到它,这使乡间村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公众的头脑里充满了迷信,许多居住在电报线附近的人在听到劲风吹过电线发出的声响时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不怕劳累,远远绕过久已走惯的道路,为的是避免靠近电报线下面穿过,尤其在大阳落山以后更是如此。”（转引自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3] 虽然在现在还存在报刊书籍等书面文化，但在制作、发行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依靠电子传播媒介，报纸的新闻传递使用电传，报纸的图片有时从电视中摄取，由电子书与软片组成的电子图书馆的问世，等等。 [14] 所以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革命开展得最为广泛的那些岁月里，一个也许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却是，在几乎每场冲突之中，最为有力的武器却是摄像镜头。”（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从此，人类的视觉就被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新的视听资源深刻地改变了。甚至，人类的视觉竟逐渐改变了关注的焦点。例如，“当人们看到经电脑处理后清晰的火星探索图片以及在太空中对和平号轨道空间站进行维修的宏大场面时，人们已经不再惊讶于能看到这些画面，而感到更多的是这些画面带来的新奇感。”（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显然，对此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 [15] 美国传播学研究者沃纳丁等人指出，在传播学者的研究中，不论对“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定义，其中都包括了三个基本要素:1.传主是个企业或组织，2.受众是数量众多的分散各地的人们,3.媒介是能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确实如此。例如,美国传播学学者德弗留尔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这么一个过程,职业传播者使用机器媒介来广泛地、迅速地和连续地传播信息，希望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受众中唤起传播者所期待的观念,从而从各方面影响受众。";美国传播学者欧苏利芬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这么种实践和制作,它依靠股份资金、工业化生产、正规管理和高技术以及个人日常消费等手段,通过现代印刷、视屏、声音和广播等媒介,向不知其名的受众提供娱乐和信息。""（转引自黄星民《大众传播广狭义辩》，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1期）丹尼斯·麦奎尔认为：,"传播文化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等等。   [16] 人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是只有在动物那里，生产与消费才是直接统一的。文明的进步表现在中介环节即符号系统不断增加、扩展，其结构是在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因为生产与消费是分开的，不断的进步才成为可能。所以，恩格斯才把“相互联系”称之为：“事物的真正的终极的原因”，佛教说的“因缘合，诸法即生”，也是如此。人们习惯于用“缘分”而不是用“必然”来概括其中的奥秘（万物都从相互关联中派生出自身，但对自身来说，却是什么也没有），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这也很容易出现异化：生活与其意义不再接近，目的失去了联系，中介环节成为生活的直接目标。它们的符号属性不见了，人们不再重视它的所指，而只注意它的物质性。这时人自身就被物化了。人类连自己的真正的需要都忘记了，因此也就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存在。作为中介环节的这一悖论，在大众传媒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17] 事物的原因永远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合成的，综合的。大众传媒是人类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合成的武器。是为世界的丰富性、偶然性、复杂性服务的。现代世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反映”扩大到了“反应”从“必然性”扩大到了“偶然性”。这正是大众传媒得以出现的前提。 [18] 大众传媒所导致的以技术的方式进行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无疑与传统的以自然的方式进行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中的内在机制，值得去专门予以探讨。例如，这样一种在身体之外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就颇值注意。这是一种延伸到我们身体之外的某种想象力，我们简直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意识投射在身体之外去客观地观看，信息处理也被从我们的大脑中挪到了我们眼前而不是眼后的屏幕，这在人类实在是一次转换。“谁与这部机器分开，谁就被排斥于未来之外。”（托夫勒：《第四次浪潮》，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应该说，在这当中，蕴涵着人性的丰富，更蕴涵着深刻的人性危机。 [19] “乡村、家庭和教会，曾经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心理认同感、社会引导和道德上的肯定。”“如果没有适当的调节机构，个体就很容易受大众媒介的通俗文化这样的核心公共机构的操纵和利用。”（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20]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l92页。 [21] 在这方面，香港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的改革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给新闻加点糖”，“七情上脸”，这在过去实在是闻所未闻的。凤凰卫视的宣传口号有这样一句：“新闻原来可以如此轻松”。这使得我们真正切近了大众传媒的本性。 [22] 所谓新闻越来越水，观众越来越傻。默多克发家的起点就是报纸加春药。他经常说：英国人需要色情，美国人需要色情加暴力，而他则需要英镑加美元。 [23] 1671年，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一个总督就曾如此致信英国政府：我们这里既没有自由的学校，又没有印刷品。 [24] “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 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事，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 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墒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 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杰里米等著：《墒：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５页）。杰弗逊总统也说：“现在报上看见的东西，什么也不敢相信。一切放进被弄脏的报纸之中，真相本身也会变得可疑。我要补充一句，不看报的人比看报的人还要信息灵通。”确实，要得到一点消息却要忍受大量的垃圾信息。奥森·韦尔斯的《公民凯恩》在缔造了自己的传媒王国后，晚年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不禁怀念起童年时的"玫瑰花蕾"，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25] 大众传媒从来就是平民媒介。即便是在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1500万，经济达到崩溃边缘，大众传媒也没有受到影响。 “广播则成为人们消遣的东西，有数百万个家庭每晚都在收听广播剧《阿莫斯和安迪》”。埃里克·巴尔诺说：“许多人在大萧条期间卖掉家具、衣服，却舍不得卖掉收音机，因为他们不管广播播送什么，都怀着极大兴趣收听。收音机是人们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摆设。”（《美国广播电视简史》，赵淑萍等译） [26] 大众传媒所制造的“主观真实”只是为了更有利于它对现实的虚构。尤其是数码成象技术。它所制造的主观真实”干脆完全就是假的，就是一个超级神话。这样，大众媒介就导致了传统的真实观念的崩溃和新的真实观念的诞生。这一新的真实观念中蕴涵着意想不到的特殊功能：“相信”就是存在（真实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大众传媒只传播它所理解的生活（时尚、奇观），但是却要求受众把它当作全部的客观世界去加以接受。人们往往以为在大众媒介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实际上却只是影象而已。令人吃惊的是，社会的凝聚力偏偏已经不是来自政治、经济，而是来自文化，尤其是来自大众传媒。“电视上都说了”，成为人们下意识中的判断标准。正是有见于此，美国有人甚至模仿科学家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移动地球”名言宣称：给我报纸，我就能制造战争。 [27] 在大众传媒中，张艺谋已经不是电影的张艺谋了，他已经远远大于他的电影，这当然未必是他炒作的结果，而是大众传媒所导致的形象效应。在大众传媒中，张艺谋已经是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在他被“消费”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受众的情绪都得以宣泄。总之，信息在到来、在过去，一切都不可当真。 [28]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2页。 [29] 人类自己的眼冒金星，并不就是世界的光彩。实际上颜色、气味、声音都并非世界的本来状态，而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对它们的反应。媒介也如此，作为人类的神经系统的延伸，人类只能借此去认识世界。自然，生活在假象之中，我们依旧可以生活，不知道世界的真相，我们也仍旧可以与世界共舞，但是我们却必须意识到假象的存在，意识到任何一种媒介，都肯定是有缺陷的。 [30]  因此，在“媒体即信息”之外，麦克卢汉所揭示的“媒体即按摩”也同样值得注意。麦克卢汉说媒介是“止痛耳机”，在病人太痛时，就带上它，声音大得足以忘记痛，确实如此。梭罗也曾描述说：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象全人类在为他放哨。……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或缺，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地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而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早就是没有瞳仁了。在此意义上，我们无疑应该在培根的“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之外，再加上一个“传播假相”。 包办了一个误以为是世界的世界，一个关于世界的幻觉，麦克卢汉提示说：自我延伸的同时也在自我截除，这十分重要。媒介使得世界失真但是又掩盖这失真，在复制世界的同时又篡改世界。有一首摇滚唱道：“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在媒体的按摩中，我们也只能如是说。   [31] 加缪指出：“一个享有自由的媒体固然也会有好有坏，但是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它却不可能变得比坏的更好……自由无论如何都为情况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而约束却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转引自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2]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12页。 [33] 需要注意的是，大众传媒所对应的所谓“欲望”，与人类原始的欲望并不相同，这是一种在技术（与市场、全球）时代被催发出来的超欲望。佛罗伊德反复强调的爱的欲望、死的欲望，就是在技术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它们是一种无生命的技术、机器的欲望。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又用“无机的生命节奏”对之加以强调与区别。再如对于快速的欲望也并不原始，而是被认为地再创造而出的。因此，像快速食品一样，快速传播适应的也正是异化社会中对于异化生存的特定需要。 [34]刘易斯在《精神分析、电影与电视》一文中指出：“事情很清楚，技术的要素和利比多/情欲要素两者共同相互作用，从而在总体上构成电影机器。”（艾伦等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其实，整个大众传媒都如此。正是技术与欲望两者的共同相互作用，在总体上构成了大众传媒机器。 [35] 大众传媒完全与人类的欲望对应，因此大众自然会对媒介感兴趣。很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可能对监视环境或接受指导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一些温和的令人愉悦的刺激感兴趣。”（沃纳·赛佛林等著：《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人类的欲望蛰伏于梦想和期待编织的意识深处，往往很难觉察。只是在有了幻想的现实之后，这些欲望才会卷土重来，而一旦“媒介代替了伙伴”，成为幻想空间，就会把人吸引到其中。正是通过媒介，人类“经由理想或为满足内心需要而在内在意念中建立起来的有关自己的理想化形象” （霍尼：《自我的挣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这样，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在大众传媒中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加以实现。 [36]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写道:人们为争取休息自由、大众教育和社会安定所进行的斗争，原是希望自己一旦摆脱了种种束缚之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社会伟大的文化成果,如莎士比亚、贝多芬甚至康德的作品。相反,他们现在却转向思·鲍德温、约翰尼·默塞尔或埃德加·格斯特〈均系大众文化的所谓明星〉。就这一点而言,大众传播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力的一种社会麻醉品。其麻醉作用可能十分有效,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因。人们用几代人的努力换取来的宝贵时间，现在却被大众媒介占用了。在自由的时间中，他们不是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大交道，而是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交道。钱钟书在《窗》中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或许，大众传媒的受众就是那样一些“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的人？ [37] 严格地说，人类也并非真正的驭者。真正的驭者实际只是“利益”。人类所能够做的，也只是深刻而明智的意识而已。意识到这一点，会使得人类在作出种种选择时更为慎之又慎。在这方面，以为“亡羊”之后还可“补牢”，无疑是极为错误的。何况，媒介机器所导致的灾难往往有其渐进性、隐蔽性，一旦发现，事实上就往往已经无力自拔。 [38] 按照大众传媒自己的意志发展，就会出现符号的异化。在传统社会是物的异化，在当代社会中却是符号的异化，后者的关键是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符号异化的特点在于真假易位和虚实不辩。这可能表现在符号异化的形成原因上，也可能表现在造成的后果上。这个符号世界是人造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道在制造过程中做了什么约定与承诺，也知道符号世界的界限何在。但是一旦真假易位、虚实不辩，就会出现异化。 [39] 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世界，大众传媒创造了第二个世界。被囚禁在宫中的法国的路易十五，在读了伏尔泰和卢梭写的著作之后，这个王冠落地的国王方才大彻大悟：“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确实，以印刷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启蒙思想是推翻他家王朝的有力武器。不过，那个时候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都还没有机会进入大众传媒，因此还基本上只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流行。如果借助大众传媒加以传播，其威力更可想而知。有人甚至断言：今后只有一种文化，即大众传媒文化。我们当然无法摆脱大众传媒对于人类生活的霸权控制。因为离开了大众传媒，我们就无法生存。何况，大众传媒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大众传媒所带给我们的创伤。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我们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这一切时，我们会堕入一种什么样的无助和疯狂。不过，传媒世界又实在令人困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传媒制造的虚幻？也许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在演戏？也许我们自己说出的话也并不属于自己，而更多地属于大众传媒的灌输？而且，究竟是大众传媒有病还是人类自己有病？究竟是无聊的人制造了大众传媒还是大众传媒制造了无聊的人？这一切都期待着我们的回答。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媒不但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因此，防止大众传媒的肆意越位（过去是不到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对它的作为世界但却并非唯一的世界以及鞭长莫及的领域的说明，对它的无法代替思想、无法代替审美、无法代替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无法代替日常生活本身……也应作出深刻的说明。只有对于大众传媒的神话加以揭露，说明它不过如此，它与其说是一个杰作不如说是一个玩具，从而让它去掉种种的虚荣心，象童话中的皇帝一样，穿上朴素的服装，才能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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