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复信

老X你好！

你推荐我听百家讲坛讲王阳明故事，我认真地听了一讲。以为他是明代中叶历史人物，在认识论上推翻了其前代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说，创立了他的“心学”，倡导“知行合一”说。在知行关系问题的认知在历史上是有点进步，这是肯定的。但是，随着这一哲学命题的历史性发展，它已被明末清初更杰出的人物王夫之，所提出的“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的学说所替代了，不可否认这也是又一轮的历史性进步。

王夫之的这学说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也很接近《实践论》的观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上升以至无穷”。时至今日，尚未突破这个观点者。我几年前曾有短文《认识论中知行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专门论说了这一问题。而今，百家讲坛正在开讲王阳明，我又特地在网上下载了些有关的资料，你可看看。

我真不理解而今学术界的大师们推出王阳明是何意？是否在认识论中物质、实践的第一性地位还不巩固？是否行与知的辩证关系之说，还没有被今天的学术界所认可？

自从今年2月北大举办了《国学大师“天与人”对话》为题的讲座后，王阳明的“心学”在学界有点热起来了。大师们一再肯定了王阳明的哲学命题 ：“心即理”、“知行合一”。还强调了“心有一虑，行为也就开始了，分不出先后来”。但是，我以为“格物致知”，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了“格心致知”吧。

闲来无事，找不到说话的，随便与你聊聊。你不是说听了“百家讲坛”后咱们讨论讨论吗？我就先谈这些，你有何看法也谈谈。

冬安！                     

老Y  2010/12/17

网上下载有关资料：

王夫之与王阳明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 与陆王（即王阳明）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五、论知与行
   知行关系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教育家们的重点论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夫之的观点与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都不同。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
   就是说，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离开行，就无以知。显然，他不同意"知先行后"说。他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可见，他也不同意"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与行是不同的，各有其功用，二者相互为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他还指出"力行然后知之真"，知的目的也是为了"行事"。即力行不仅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而且是知的目的。
   基于这一认识，王夫之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着重力行实践，即"教必著行"。教的知识，虽不能完全付诸行，但是教师必须要求学生努力实行。学以致用，才达到了教学的目的。王夫之的知行观以及"教必著行"的思想，是合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教学论的，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及其"读书穷理"，和"格心"的教育的批判和修正。（“格物致知”不能变成了“格心致知”——读者）
2008-11-17 14:12

认识论中知行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开启中国实践哲学的新途径

1937年7、8两个月，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不久，抗日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在窑洞里就一口气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划时代的哲学著述，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哲学核心论题———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推动着一百年来中国实践哲学的发展。20世纪这百年革命斗争史中，实践哲学的应用与发展，可用三个历史伟人予以概括，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孙中山在国民革命时期，为了批判革命党人在莫测高深的革命面前，产生了动摇为难情绪，他遂从心理建设着手，一反千百年来的哲学理念“知易行难”，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命题。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强调了“行”的作用。初步将“实践”摆到了认识过程的前面来，从而鼓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斗志。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 “知易行难”之说， 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

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为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轻视自个儿的革命实践，承先行者批判“知易行难”的论点，写出了旷世的哲学两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树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一千多年的哲学命题，不是纠缠在“难易”上作简单的辩论，而是从辩证关系上作了深入的论述。这就给中国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

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始时，针对当时我们对这场改革既无经验又无样板可循的情况下，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通俗生动地阐述了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的观点，先不谈理论问题，干起来再说，行得通的就坚持下去，行不通的就换一种方法再干，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展。当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纠缠在理论上泛泛而谈，就延误时机了。

但是，改革二十几年后，为什么今天又强调起理论来了呢？这也可以从《实践论》中找到答案，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说，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而产生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才得以提高。改革初始，我们没经验，只有靠实践摸索着干，现在从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就要总结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以指导实践。这样，实践才得以提高。同样道理，我们过去欠缺技术，强调引进实用技术，向人家学习，甘做人家的下手，从实际操作做起；如今炉灶搭起来了，就要提倡自主创新、创世界品牌，这就要在理论上、基础科学上多用气力了。在这个循环系统中，抓住陈旧的理论认识不放，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反过来，只停留在一些不系统的实践经验上，不去提高理论认识，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对革命工作都有极大的危害性。

20世纪三位历史伟人，都是在革命实践中，为解决现实问题，上升到哲学思辨，排除了旧的哲学理念，提出了新的哲学思路，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他们的哲学思路，都有一条红线贯穿着，这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述的：实践活动、感性认识先于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所在。

20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