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复信
老X你好!
你推荐我听百家讲坛讲王阳明故事,我认真地听了一讲。以为他是明代中叶历史人物,在认识论上推翻了其前代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说,创立了他的“心学”,倡导“知行合一”说。在知行关系问题的认知在历史上是有点进步,这是肯定的。但是,随着这一哲学命题的历史性发展,它已被明末清初更杰出的人物王夫之,所提出的“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的学说所替代了,不可否认这也是又一轮的历史性进步。
王夫之的这学说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也很接近《实践论》的观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上升以至无穷”。时至今日,尚未突破这个观点者。我几年前曾有短文《认识论中知行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专门论说了这一问题。而今,百家讲坛正在开讲王阳明,我又特地在网上下载了些有关的资料,你可看看。
我真不理解而今学术界的大师们推出王阳明是何意?是否在认识论中物质、实践的第一性地位还不巩固?是否行与知的辩证关系之说,还没有被今天的学术界所认可?
自从今年2月北大举办了《国学大师“天与人”对话》为题的讲座后,王阳明的“心学”在学界有点热起来了。大师们一再肯定了王阳明的哲学命题 :“心即理”、“知行合一”。还强调了“心有一虑,行为也就开始了,分不出先后来”。但是,我以为“格物致知”,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了“格心致知”吧。
闲来无事,找不到说话的,随便与你聊聊。你不是说听了“百家讲坛”后咱们讨论讨论吗?我就先谈这些,你有何看法也谈谈。
冬安!
老Y 2010/12/17
网上下载有关资料:
王夫之与王阳明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 与陆王(即王阳明)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五、论知与行
知行关系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教育家们的重点论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夫之的观点与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都不同。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
就是说,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离开行,就无以知。显然,他不同意"知先行后"说。他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可见,他也不同意"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与行是不同的,各有其功用,二者相互为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他还指出"力行然后知之真",知的目的也是为了"行事"。即力行不仅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而且是知的目的。
基于这一认识,王夫之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着重力行实践,即"教必著行"。教的知识,虽不能完全付诸行,但是教师必须要求学生努力实行。学以致用,才达到了教学的目的。王夫之的知行观以及"教必著行"的思想,是合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教学论的,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及其"读书穷理",和"格心"的教育的批判和修正。(“格物致知”不能变成了“格心致知”——读者)
2008-11-17 14:12
认识论中知行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开启中国实践哲学的新途径
1937年7、8两个月,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不久,抗日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在窑洞里就一口气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划时代的哲学著述,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哲学核心论题———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推动着一百年来中国实践哲学的发展。20世纪这百年革命斗争史中,实践哲学的应用与发展,可用三个历史伟人予以概括,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孙中山在国民革命时期,为了批判革命党人在莫测高深的革命面前,产生了动摇为难情绪,他遂从心理建设着手,一反千百年来的哲学理念“知易行难”,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命题。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强调了“行”的作用。初步将“实践”摆到了认识过程的前面来,从而鼓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斗志。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 “知易行难”之说, 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
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为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轻视自个儿的革命实践,承先行者批判“知易行难”的论点,写出了旷世的哲学两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树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一千多年的哲学命题,不是纠缠在“难易”上作简单的辩论,而是从辩证关系上作了深入的论述。这就给中国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
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始时,针对当时我们对这场改革既无经验又无样板可循的情况下,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通俗生动地阐述了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的观点,先不谈理论问题,干起来再说,行得通的就坚持下去,行不通的就换一种方法再干,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展。当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纠缠在理论上泛泛而谈,就延误时机了。
但是,改革二十几年后,为什么今天又强调起理论来了呢?这也可以从《实践论》中找到答案,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说,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而产生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才得以提高。改革初始,我们没经验,只有靠实践摸索着干,现在从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就要总结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以指导实践。这样,实践才得以提高。同样道理,我们过去欠缺技术,强调引进实用技术,向人家学习,甘做人家的下手,从实际操作做起;如今炉灶搭起来了,就要提倡自主创新、创世界品牌,这就要在理论上、基础科学上多用气力了。在这个循环系统中,抓住陈旧的理论认识不放,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反过来,只停留在一些不系统的实践经验上,不去提高理论认识,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对革命工作都有极大的危害性。
20世纪三位历史伟人,都是在革命实践中,为解决现实问题,上升到哲学思辨,排除了旧的哲学理念,提出了新的哲学思路,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他们的哲学思路,都有一条红线贯穿着,这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述的:实践活动、感性认识先于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所在。
20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