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塔随想

位于钟山南麓的灵谷塔（左图），是1929年为纪念国民革命军烈士建的钢筋水泥结构九层塔，塔内壁镶嵌有于右任书写的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作北上告别演说词石刻。这位曾是南社诗人、同盟会员的国民党元老，还是个颇负盛名的书法艺术家，其墨迹，现今在大陆大概仅此一处了。他的书法艺术别有风韵，时人尊称他“草圣”。这就使这钟山南麓的自然景观，更兼有了书法艺术的人文景观，令人流连。

夏日，我又散步到灵谷塔，观赏他的书法，恰好遇见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子先在那里观赏了，她们还用手指头像小学生描红似的顺着那字体划着，以领会其神韵。看来她们也很喜欢这骨力刚健、结构劲紧、铁划鹰钩的字体。

我也默默地欣赏起来，自个看着看着，遂进入了斯人的艺术殿堂。不知那两个在“描红”的女子什么时候已经离去了。后来又进来一位老先生，他全神贯注地阅读演说词，时不时地从衣袋掏出纸笔抄下他感兴趣的词句。显然，他不仅喜欢于右任的书法，这时他已经被上世纪之初，孙中山抱病应邀北上讨论国是发表的演说词吸引住了。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无数次为革命演说的最后一次演说啊！尤其值得后人思索。在这石块上留下了他的思想，留下了于右任的笔迹。

最近，我读了一些于右任在南社的诗作，我便从欣赏他的书法艺术转向对他的诗作、人品更感兴趣了。他那有点像毛泽东狂草的书法艺术，显示了他那从长期革命生涯中练就的刚强性格。

但是，后来的时势使他犹如被关进笼中的雄狮，面对腐败下去沉醉于争权夺利的高官，“唯我独醒”而无奈，只有绝望、哀鸣。

于右任原只是一介书生，由南社诗人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国民革命早期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受孙中山之命潜回中国，在清王朝血腥镇压下办报宣传革命。报馆被封杀一个，旋即再办一个，百折不挠接连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主报》。他自己也几次被捕入狱。后来，清廷甚至下了“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的密谕，其时，坐牢、屠刀都没吓倒这位坚强的革命者。他一直驰骋在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宣传战线上，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强劲的号角。他作为南社诗人，用自己的诗笔战斗，写下了“倚剑一长啸，悲声万里闻”、“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于河山是泪痕”等慷慨激昂的诗句。这些虎虎有生的诗句往往借景托情，咏史寄言，含蓄曲折，而内蕴悲愤不平之气，寄托着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无限感慨。此时的于右任，不愧为革命的马前卒，一代豪杰。

问题是，国民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并扫除了各霸一方的军阀后，拥有实权者就大权独揽成了新的独裁者，很快也就腐败了。于是开始全力对付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了。其手段也是很残忍的。在灵谷塔的东、西两区域就各葬有一名被杀害的国民党早期党人。一是廖仲恺，1925年为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被执权的国民党右派暗杀于广州；一是邓演达，1931年因政见不一，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后杀害于南京郊外麒麟门，解放后才葬骨于国民革命烈士陵园。

因而，于右任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过去那种锐气反倒消退了。变成了虽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力的弱势文人。他虽当上了监察院长，而一切事都得听命于独裁一切的蒋委员长。他看透了自己参与创立的政权竟这么快就腐败了，到如今只靠一两个清官是治不了腐败的普遍性了。大陆解放前夕，他本想留在大陆，挣脱蒋介石的控制，但未能如愿，无奈被胁迫到了台湾，过了十几年孤苦的晚年生活。临终时写下了绝笔词：“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的遭际多么像那三闾大夫屈原，无奈中写“离骚”，以寄托愤懑之情。这就是一个投身国民革命者，由激进有为到颓丧失望的悲惨人生。

随想至此，我发觉自己正凝视于孙中山“北上告别词”刻石的最后一句话上：“大家不负我的希望，革命便可指日成功”。有人在这句话上搞拓片，上面还残留有许多墨渍。是对这句话有特别的感悟与猛省吧。

我又想，革命前辈总是寄厚望于后人，而后人如何？他的国民革命终于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支配。此话是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元老黄炎培说的。

历史演进至共产党取代被人民唾弃的国民党而主政中国的前夕。 1948年，这段历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起过要防止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曾满怀信心地以“人民民主的办法”应对。这已经是62年前的往事了。岁月更迭，历史变迁，而今思之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