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代工经济

 企业代工并非中国的产物，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经济体迎来了20世纪的第一次繁荣，逐步形成了欧美品牌主力军。欧美企业不断高涨的人工成本，促使其开始寻找低廉的加工贸易伙伴（改革开放后，在国际关系上，经常听到一个亲切的名词“伙伴”，原来是这么来的——读者），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地区逐渐成为这些品牌代工的主战场。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创新并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在这20年左右的亚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迅速崛起（我们过去所赞羡的亚洲“四小龙”原来是出卖臁价劳动力发家致富的，后来我们跟着“邯郸学步”，搞起招商引资来了。——读者）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已将其自主品牌带进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中，这些品牌企业的产能和高涨的人工等成本在鲸吞着他们的利润，转产成为这些企业继续发展和升级的迫切需求（靠代工发展起来的“
四小龙”懂得，他们得找个替身了——读者　）。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于是，中国这块“处女地”就成为他们的理想的投资对象了，主要是看中了廉价劳动力——读者）。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2008年前后，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这是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必经的路子吗？可以接受？的确这与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做法有所不同——读者）。
　　但最近几年来，这种代工方式日渐式微，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今年两会就已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形式”议题——读者），对于低成本的优势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低成本的优势最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是因为农民工的收入低但目前在很多地区的“用工荒”说明我们的农民工已经不便宜，而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是无限供给，也就是说我们低成本的优势，恐怕在未来十年要告一段落（分析得有力，连时间都已估算出来了——读者）。我们过去总是讲“珠江模式”、“深圳模式，并作为中国的样板得到宣传，为全国仿而效之。我们试图把比较优势的每一滴血都榨出来，这实际上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掉到比较优势的陷阱里，被锁定在一个路径里（说得严重点有利提高警觉——读者）。这种代工模式确实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问题，我们长久高度依赖这一类产业（前几年中央就提出自主创新、创品牌的要求了，不能老是代人加工——读者），使得转型的成本非常高。实际上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
　　全球性的代工产业链从欧美传递到亚洲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再经过中国这30年来的接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右走”，那么，这些必然存在的全球代工业务，在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一是将继续向中国的内陆转移（近日中央召开的开发西部各省联席会议，与此也有关的吧？——读者），一是向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等低成本地区转移，再度转接“向左走”。这是全球代工链条利益分配难以改变的规律。

（这是19世纪以来西方领先进入工业社会后，殖民地方法的创新。从过去的武力侵略争夺市场掠夺资源模式——日本“七七”武装入侵我国不也打着“大东亚共荣圈”吗？到如今温和地建立经济合作伙伴模式的“全球代工链条利益分配”。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与进步吧？这是否工业社会发展过程必经之路呢？请思之——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