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今天下午在山东大学所作学术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中国新闻网8月4日）

    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是危言耸听还是直逼现实？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后者，但是，在笔者看来，高校校长“请客费”之和，远远超过了培养千名教授的花费，甚至可能数倍于此，如果对大学现实有所了解的话。据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的资料显示，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并成为区政府想要建设一批五星级酒店的主要原因。如果依此类推的话，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并不是在哗众取宠，相反，道出了大学难看的一面。要知道，我国大学的花费绝大部分来自于纳税人的贡献。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在笔者看来，校长之所以“请客吃饭”是高校高度行政化和日益官僚化的隐喻。高校行政化使得高校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事务，有限的经费耗费在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上。高校行政化导致教育资源是按权力格局分配，使得一些人的主要精力不是做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忙于应酬、接待。由此，岂能不催生校长“请客费”的怪象。

    人大校长纪宝成曾说：“我们感觉现在对学校的评估检查太多了，这个评估检查往往是政府来组织的。”而这些评估检查不但占用了大学校长们的时间，也导致了“请客费”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归根结底，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是大学日益官僚化的结果。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认为大学越来越不像学术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那么，在行政化和官僚化之下，公务员有公款消费，大学校长的“请客费”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校长“请客费”是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性质的背离。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而且，这种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更是导致了大学校长“请客费”的尴尬困境。

    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促使我们反思和反省大学的本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就曾做出这样的解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对大学精神有着同样理解的还有曾主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他认为“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正因为如此，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既是对大学的一种无声讽刺，更是对社会的提醒。

    大学校长：“请客吃饭”还是服务于教授？一个只知道“请客吃饭”的校长，能奢望他们服务于教授吗？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它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它不仅要产生知识和思想，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大学是知识精英的集聚地，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希冀它成为“社会的良知”和“理性社会的最后堡垒”。因此，在高校校长“请客费”可培养千名教授这一怪象面前，大学不但要扪心自问，更应和社会一道去追寻解决之道，以满足公众的期待。（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