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根据对《经济信息导报》的内容分析，对其主要涉及内容进行评估；……

⒊ 效果评估……

接着就出现了第二（相互搭配）和第三个阶段（重新定义），即在组织现有的条件下找出一个相应的解决办法，看它是否能够解决组织议程中明确的问题。如何在落后地区推动互联网信息，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却步的问题：地方经济捉襟见肘，何来多余的资金购买对农民而言价格不菲的电脑并支付上网费用？沈俊涛的第二个作为，是创新地提出租用服务器以降低成本，并通过网络报纸的形式传播农业信息。……

“创新扩散”中的组织结构分析：以“金塔模式”为个案 ……

议我国收视率调查行业规范和管理 ……

（一）  ……

王锡苓  李惠民  段京肃 ……

第四，互联网技术在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网络技术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只有与特定社会环境的诸多复杂因素相协调，网络技术才能与之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当地社会发展。因此，认为把网络技术引进传统农村社会，便能引起该社会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发展观念，不是陷入“数字乌托邦”的幻想，就是落入“技术决定论”的巢穴。 ……

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两种应用模式 ……

由于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的上网操作后仍不知道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雅虎和网易（“不知道”的比例分别是50.6%、40.4%、71.9%和79.8%）。使用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只有33.7%，知道“Google”、“百度”、“3721”、“中国搜索”等的分别为4.5%、10.1%、7.9%、25.8%。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很难为自己（86.2%没有）注册电子邮箱。有的学生使用教师的邮箱与外地的朋友（英业达员工）联系， 85.7%的学生每周使用邮箱在3次以下。互联网充当信息沟通的角色在此并无太大贡献，尤其是其双向传播的特征已经转变为单向传播。网络只在帮助学生查询学习资料、关注新闻方面提供了平台，其他的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不知这样一种近似因噎废食的举措是否真的可以将不健康的内容拒之“网”外，或者真正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了解周围的世界？ ⑸ 普通村民对网络的认识和态度 在这样一个目前还宥于校园的网络，当地农民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呢？“一个能了解外部世界的设备”（23.5%），“一种现代化的设备，具体用于什么，不太清楚”（10.5%），“孩子们学习的一种知识”（7%）和“能让人致富的手段”（6%）。这种认识与互联网在黄羊川定位为“以校领乡”的模式以及电子商务初尝甜果不无关系。 表1 普通村民与“网民”对网络的态度比较   表1对普通村民和“网民”进行置信度为99%的t检验，除问题8和12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外，普通村民和“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均呈现显著性差异。总体来讲，与普通村民相比，“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比较倾向积极和肯定。         调查显示，在一个由电视传播、人际传播为主要渠道的传播环境里，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1]。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发生在亲历过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对某些学生家长而言，互联网或“千乡万才”之于他们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们提供了能喝热水、能吃上带肉的汤面的午饭。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家长并不了解互联网为何物，而真切地认同“千乡万才”所行的好事，这也让他们对子女求学更加积极地支持了。对其他大多数未接触过互联网的村民而言，互联网与他们并不曾相关，他们仍旧面朝黄土地辛苦劳作。他们仍旧在电视眩目的光亮中获知着外部的世界，仍旧与熟人亲戚邻居谈论何时下雨、谁家在外打工的人赚了钱等，亲切的家长里短、熟络的人际连结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方式。遇到大事需要知道时，村委会组织开会传达，还会将印有“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减免农业税）的红头文件发给他们。黄羊川并未因网络的引进发生了与以往生活不相一样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孩子们看到了未来，家长们的目光也似乎穿越了大山的阻隔，看到了北京、天津对自己孩子的召唤。 四、分析与结论 据CNNIC历年调查显示，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在欠发达农村，这些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正象此次调查所显示的，网络在农村社会未能发挥预期的影响，主要宥于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滞缓、社会形态呈传统农业社会，未能产生出与电子商务相应的生产、营销和服务的需求，其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在落后农村社会的渗透； 第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当地农民不具备使用网络的技能和素质。这种技术门槛的消除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由于当地政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使得政府在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中失却良机，致使在网络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当地政府未能深刻洞悉这一新传播技术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和可能带给当地社会的巨大作用。 第四，“黄羊川模式”将网络圈定在校园和“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两个点上，以期推动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种模式的设计蓝图缺乏对中国农村的全面了解，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人地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农业生产率低下的现实[2]。对网络传播技术寄予了超过其所能承载的发展重任。我们认为，与大众传播媒介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样，网络传播技术只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变量，它必须与当地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心理因素协调，方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作用。在黄羊川这样一个信息需求低下、使用技巧及能力匮乏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引进网络技术还不足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样不能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鸣谢：论文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部分资助，在此对熊景明老师及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该文发表在《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1] 在“获取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电视、外出打工和熟人朋友，互联网均列最后一项。 [2]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西北幅员辽阔，但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地区人均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间接表现为人地矛盾的紧张。（—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