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两种应用模式

王锡苓  李惠民   段京肃①

摘要 利用传播技术促进社会发展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互联网在西部欠发达农村应用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企业投资型，另一种为政府扶持型。研究发现，在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引进互联网技术，是当地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结果；传播内容与必须当地社会需求相结合，网络技术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的变迁。研究提出，传统的农业社会不能借助网络技术跨越工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

关键词：互联网技术  西部农村  “黄羊川模式”  社会发展  “金塔模式”

一、           前言

由于中国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城市与农村呈现显著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存在巨大差异。从社会形态上看，大城市、沿海地区、西部农村几乎涵盖了从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到农业社会三大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在严重的不均衡格局中，西部农村发展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本文要探讨的是互联网在西部欠发达农村的两种应用模式，其一是由台湾企业家温世仁先生（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投资，在甘肃省贫困地区古浪县黄羊川镇兴建的“网络城乡”。投资者认为，美国西部开发用了百年的历史进程才得以成功，中国西部开发，只要引进互联网技术，用该技术将黄羊川传统农业社会与信息网络对接，就可以成功地跨越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该理念及实践被称之为“黄羊川模式”）。其二，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政府与一些热爱互联网的精英们的共同努力下，以“网络连乡村、信息进万家”为目标实施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该工程解决了农民因不具备上网条件而无法获得网络信息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具体的做法是由县政府成立“金塔县网络信息服务中心”，该中心在其网站“中国金塔经济信息网”发布《经济信息导报》（中心人员根据互联网及经贸、农业、科技、气象等部门的各类农业和市场信息编辑而成）。县政府在各村级小学设立信息点，配置计算机、速印机等设备，由学校教师或学生定期下载《经济信息导报》，打印分发给学生，由学生放学后带给其父母和邻居。农民的回馈意见，逆序而行，由学校收集整理并通过电邮送回信息中心，信息中心据此导报内容进行调整（该理念及其实践被称为“金塔模式”）。

初步调查显示，“黄羊川模式”，除了对当地学生和部分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网络和计算机培训外，对当地发展并无明显改观。经过培训的村民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者寥寥，有人甚至用“网络乌托邦”比喻“黄羊川模式”。另一方面，“金塔模式”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据报导[1]，截止2003年由于网络介入为该县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大约两亿元人民币。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终将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促进社会进步。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阐述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中，传播媒介如何与当地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传播内容与当地社会需求相结合，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二、文献回顾

发展传播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肇始因素，是二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需要。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胜后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具有了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而迫切要求发展本国社会经济、促进现代化时，以社会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社会学研究，以西方现代化为范本，为其开具了国家发展的“药方”，以期帮助这些国家尽快走上现代化之路。在此宏观背景下，如何利用传播技术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就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D.勒纳（Dannel Lerner）、W.施拉姆(Werber Shcramm)、E.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为代表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增效器”，赋予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巨大的作用[2]。

20世纪60年代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和方式基本上源于上述三位学者的构想。然而，要把这些构想付诸实施，还缺少理论的引导和技巧的提供，这就使得实际效果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70年代初，经过反思、困惑和思索，新的发展典范逐渐浮出水面。总的来说，新的发展典范强调的是发展过程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系，并认为传播媒介的动员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从典型个案着手，对抽象理论涉及不多[3]。

80年代末，发展传播项目主要强调了两个内容，一是提高利益分配的质量，二是扩大民众参与[4]。对于学科的发展，则主要寄希望于新的传播技术，如卫星电视广播和通讯，尤其是电视观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大幅增加，使得研究电视在服务于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可能有新的发现。至此，发展传播研究已将其视野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具体的社会状况、传播环境、媒介内容等层面上来，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素材。

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广泛的受众调查起步的，主要内容是传播与现代化观念的调查。当时，国内学者开始借鉴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对城乡受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5]。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采用采访、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来探讨国内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与规律，属于基础层面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一些以传播学理论为框架对中国乡村传播现状的研究开始出现[6]，一些以我国特定地区、民族为主要对象的传播学研究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7]。这些传播与现代化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发展传播学的内容，也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三、           分析框架和研究实施

国家权力与制度、地方政府、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和普通农民通过互联网技术、传播内容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农村互联网特有的传播模式。其中，国家权力与制度为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宏观背景，在此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或抑制着农村社会发展；任何地区的发展进程都不能忽视其具体社会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积淀等，决定着网络与农村对接的具体条件；学校是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基层社会组织，起着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向农民传播新技术的桥梁作用；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必须与农民需求相结合，农民是新技术传播的最终归宿，也是普及和应用新技术的最终对象。上述因素共同影响农民对传播技术的接纳和采用，并最终决定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

⒈ 在黄羊川镇和金塔县共进行入户问卷调查600户/人，回收有效问卷587份，回收率为97.8%[8]。

⒉ 根据非参与性观察的现象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一定的核实和验证。

⒊ 对各县、乡一级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和农民等41人[9]进行了访谈。

⒋ 对网络版《经济信息导报》进行内容分析。

四、两种“模式”的理念与实践

“黄羊川模式”的投资人温世仁认为，信息网络时代的来临，使财富的定义和创造财富的方法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由于西部农村从一开始就没有来得及搭上“工业化的列车”，农民普遍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然而，数字科技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希望和生机，“数字科技的可怕性，在于它促使并带动知识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农业社会超越工业化的过程，直接进入信息网络社会，其实是可能的”[10]。这是因为，“通信的光缆干线比铁路便宜，软件开发中心比硬件生产线便宜。……‘超越工业化’不仅理论上可行，事实上已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证明其可行性是毋须置疑的”[11]。温世仁的这一理念，与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博士的预言不谋而合，或者说，是受了他的影响。托夫勒认为，正是因为成熟的现代信息网络通信科技和其效果的经济性，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超越工业化的演变过程，直接进入信息网络社会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与之相应，英业达集团设想在黄羊川建立“网络城乡”作为软件开发中心，它不仅提供相关的商务服务，同时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生态示范区”：除引用现代化社会习以为常的设施外，更示范最新的电子商务、远程聘用及有质量的生活方式，让数字化从网络城乡中心扩散到方圆五平方公里——未来网络城乡的所在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投资者已经在黄羊川投资建造了五星级酒店标准的“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为黄羊川职业中学提供了上百台计算机。中心能提供150人开会的视频会议室和全套设备服务，而黄羊川职业中学则是培养“网络城乡”软件园区技术工人的基地。网络城乡中心的商业模式以举办国际会议为主（探讨消除“数字鸿沟”和解决贫穷差距等议题），中心附近的乡村正是提供相应案例最适合的场所。前来开会的国际人士，将会带来不同的观念、生活习惯、知识技巧和金钱。为了拥有商机，村民们首先提供最原始的劳力、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久而久之，为了赚取更多外来人的钱，村民们也得接受新的价值观和社会习俗，从网络城乡学习“数字”技能。随着各种国际会议的召开，更多的“数字”项目将在四周活动起来，不知不觉周围的景观就会改变：虽然几公里外还是农业社会，但在中心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经转变成现代化的信息网络社会。中心将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吸引住在偏远地的乡民往国际会议中心附近迁移。接着，中心附近就会形成一个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小区。在此工作并立足的乡民们，也能把在“自然村”的家搬来。那些已经无法养家糊口的耕地得以“退耕还林”。通过更多的交流和发展，将会带动更多人往中心小区搬迁，刺激服务业的发展，自然环境也会得到适当保护。从散居到聚居的转型过程中，农业社会可以直接迈进信息网络社会，不需要经过工业社会的过渡，因此也不会带来社会问题和环境的破坏。

从以上投资者构筑的蓝图中可以看到，网络技术将作为促进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关键，是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力，以此培训农民逐步成为信息产业工人，实现“离土不离乡”的身份转变。

“金塔模式”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以低成本运行方式实施的一种网络应用模式。在网络建设方面，“金塔模式”巧妙利用“虚拟主机”，租用兰州市电信局服务器建立网站，既节省了资金，又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更解决了设备更新改造经费之虞。依托各村小学作为信息点，其基本配置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投入，每个信息点一次性投入约1万元人民币，其它经常性费用如蜡纸、油墨、纸张、上网费等，各信息点每年大约600元。农民获得的报纸是免费的。在信息传递发布方面，信息下载和回馈均由学校教师和学生完成，由小学生利用放学时间顺路带给父母或邻居，不需配备专职信息员，节省了人员工资和传递费用[12]。低成本运行方式符合欠发达农村的实际情况，成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方式。

 “金塔模式”的始作俑者沈俊涛原在甘肃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在2000年任金塔县政府副县长期间，感受到当地农民在农业信息匮乏状态下饱受种植与销售脱节之苦，在为农民解决信息传播管道和发展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他认识到“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历史上计划经济行政指令式的长期控制，农民在技术、市场信息的获得上缺乏必要的能力、管道和手段，尤其是政府部门拥有的大量信息农民无缘共享。而作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他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把政府与农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地沟通，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把政府的决策分散到了千家万户，避免了长官意志造成的风险，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13]。对农业生产特点的清晰认识、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农民支持的把握，以及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沈俊涛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信息入户“最后一公里”的设想并付诸实施。在实施中，沈俊涛将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作为开端，走访180多户农民家庭，了解他们对农业信息服务的意见和要求，向农民进行农业信息化的宣传。通过对红光村等四个村的试点，到2001年下半年，在基层领导的支持下，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开始在金塔逐步推广。

五、两种“模式”的效果分析

两种互联网的应用模式，导致了明显不同的社会效果。“黄羊川模式”除了在黄羊川职中引进计算机和网络教育、培训外，在当地社会并未获致投资者预期的效果。投巨资兴建的“国际会议中心”目前尚未举行任何主题的研讨会，商业运营未见成效。期望与效果之间的差距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当地政府缺乏创新意识，更缺乏组织动员当地社会积极利用这一契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意识，致使这一创新的推广缺少制度化的保障。

网络引进黄羊川伊始，投资方未与当地政府接洽商议，而是直接与黄羊川职中商讨引进计算机。直到“国际会议中心”兴建计划提出后，政府出面协调收购农民50亩耕地作为用地，并在水电、交通、敷设宽带光纤等方面提供了最大的帮助（89.4%的用户使用政府敷设的ISDL）。但政府的介入仅限于此，从观念上他们更寄希望于投资方能够在产生直接效益的项目（如土豆加工）上提供帮助。另外，投资者的台商身份让他们更持观望态度，更没有将其看作振兴黄羊川发展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络的普及。

其次，黄羊川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其所属的古浪县是甘肃省十八个干旱县、四十三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2003年全县生产总值92012万元人民币，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占35.13%。人口39.81万，农业人口37.52万[14]。位于县东北部的黄羊川乡是中国西部最贫穷的乡之一，干旱贫瘠导致其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落后的现状。尽管经历了80年代农村责任制的改革，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黄羊川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2003年，黄羊川人均纯收入1350元。在英业达进驻之前，当地农民仅仅依靠电视和外出打工人员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国家实施的“村村通”工程在这里并无明显作用，农民普遍自己安装地面卫星天线接受境外频道，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画面看一些热闹。

再次，“黄羊川模式”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仅反映在“校园网吧”实施的“电子商务”上。“电子商务”的主要业务就是帮助有需求的农民在网上出售种植的土豆、大蒜等农作物，并适当收取信息费。据“校园网吧”统计，自2002年开始第一次在网上完成农作物交易（将当地产的芹菜买到银川），到2003年共完成网上销售额52多万元。显然，此“电子商务”是一种被动型的校园服务的方式，市场需求远未发育成熟。

除了在进入黄羊川路口处赫然树立着“中国黄羊川网络经济长廊”（2005年再次追踪调查时，发现牌子上的内容已经更改成行政宣传标语）的标牌外，我们并未在当地观察到更多的网络经济的迹象。当我们对此表示疑义时，黄羊川职中的负责“校园网吧”的教师胡万龙认为，网络对当地农业最大的推动作用在于，经过互联网的促销，一部分农民已经将传统种植的土豆、小麦改为经济作物（如蒜苗），后者可以为农民带来比前者高出2到3倍的效益。但调查得知种植经济作物需要大量的水利灌溉，对于缺水现象十分严重的黄羊川而言，无疑捉襟见肘。由于缺水，许多乡民每天要步行20公里去取水。许多农户家庭仍喝着积聚的雨水或雪水。数据显示，黄羊川水地面积占所有耕地面积的9.2%。显然，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的农田是无缘经济作物的。通过经济作物带动黄羊川农业的增收可能只是理论上的设想。

       自从黄羊川职中网站www.yellowsheepriver.com运行以来，前来参观考察的人数多了起来，黄羊川镇也有了少数的餐饮和交通服务，但规模小、档次低是其突出的特点，而且远没有带动当地服务业大幅增长。最大受益者是为修建国际会议中心投入劳动力的村民们，这一工程为当地农民提供了近100多万元的就业收入[15]。

第四，学校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程度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推断，却始终成立[16]。“黄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领乡”的路子，由于网络的介入，黄羊川职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生源、就学率有了很大提高，辍学率比任何时候都低[17]。当部分优秀师生在英业达集团支持下走出黄羊川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当一批批支教的大学生和海外民间团体来到黄羊川职中讲学交流，这些信息的互动对学生观念的震动是巨大的，这些信息裹挟着现代社会的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竞争意识袭来，让学生们直接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冲击和激荡，对他们学习、实现自己理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调查显示，不仅学生，甚至包括他们的家长都在学生未来的出路抱有一份希冀：走出大山，学习本领，报效家乡。面对问卷中一排排寄托着美好理想的笔迹，笔者不禁惆怅：不知这些能够走出大山的孩子又有多少能够回到贫瘠的故乡呢？这显然不是一人一县所能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在黄羊川职中的运行模式是独特的，由英业达集团提供的软件支撑着学校局域网，其中，学习软件、课件十分丰富。考虑到网络的安全问题和学生思想教育的现状，学校局域网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了预先处理，将一些新闻网站（如CCTV网站）和有关学习的内容下载到局域网的服务器中，学生直接从服务器中查询相关内容。即职中的学生接触的“互联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InterNet。对这个措施学校认识是为了学生思想的纯洁性。学生们也认同这一做法。当我们问及如果登陆了不健康的网站将如何处理时，学生异口同声地答到：“我们不看！”

由于这种“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的联网操作后仍不知道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不知道新浪、搜狐、雅虎和网易的分别为50.6%、40.4%、71.9%和79.8%。同时，使用过搜索引擎的有33.7%，知道“Google”、“百度”、“3721”、“中国搜索”等分别为4.5%、10.1%、7.9%、25.8%。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很难为自己注册电子邮箱（86.2%的人没有电子邮箱）。有的学生使用教师的电子邮箱与外地的朋友（大部分是英业达集团的员工）联系，大部分人（85.7%）每周不到3次使用电子邮箱。互联网并未充当起信息沟通的角色角色，尤其是其双向传播的特征在这里已经变成单向的传播管道。除了提供学习数据和部分国内外新闻外，互联网其它的功能已被完全遮蔽。不知这种近似因噎废食的举措是否真的可以将不健康的内容拒之“网”外，或者真正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了解周围的世界？

黄羊川农民接触的大众传播信息较之金塔更为单一和稀少，两地在接触报纸媒体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金塔日均读报时间22.56分，黄羊川1.83分），报纸信息的传播强度明显不同。

通过对两地农民电视态度的方差齐性检验，金塔农民并不是完全通过电视获知外界的事情，经济的活跃、市场信息的开放都是他们信息交流的管道。因此，电视并不是为他们提供全部信息的唯一信道，比如读报，他们对广告的接受程度相对要高。总起来看，金塔传播系统更为多样和立体。由于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电视中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相比并无天壤之别。因此，消费需求和广告就成为引导他们最好信源。相比较而言，除了打工者回乡带回的零星信息外，电视便是是黄羊川张望世界的唯一窗户，他们对电视的依赖程强于金塔。

接触电视时间大致相同的情形下，不同社会环境的群体对电视所传播的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经济更加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其信息的闭塞使他们对电视的依赖程度较高。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电视里反映农民生活的节目信息太少，以致于成为这些地区影响农民收看电视的主要因素之一。

比较而言，“金塔模式”对当地经济的促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金塔一个以种植为主的农业县，全县13.8万人口中，农业人口为11.2万，耕地面积43万亩。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260元，高出同年黄羊川1588元。由于日照充足等自然条件，该县盛产油料、棉花、瓜果等90多种农产品。棉花是该县重要的经济作物，居于农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204年，全县棉花总产量9483万斤，农民来自棉花的人均收入可达到4000元[18]。据“中国金塔信息网”报导，到2003年为止，“全县各信息点先后从国际电子商务网站下载各类信息15万条，网上发布招商信息900条，产销信息1.8万条，提供各类农业信息近10万条，网上签订农业订单57个，辐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5万份，为全县能人、协会和流通大户提供发布信息牵线搭桥，使全县棉花、孜然、黑瓜子、早酥梨等10多类农副产品、矿产品在网上找到了销路，销售金额达3.2亿元”。金塔县基本形成了“集电子商务、产销信息发布为一体的信息服务网络，为促进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另外，当地政府在信息化发展中具有创新意识，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其制度化管理之中，逐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将服务当地农业生产作为政府主要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电子政务进程。

如果能够称“金塔模式”为农村信息化进程中较为成功的模式的话，那么，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地政府的积极参与与推介。地方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发展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使得在沈俊涛创造性地提出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时，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网络公共服务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到政府行政权力结构之中，在制度上保证了这一发展模式的普及和广泛应用。

其次，农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一些热衷网络技术并具有行政领导力的个人的作用不可小觎。其作用在于抢占先机地掌握了最新技术，成为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领军人物。而由于这些精英人物的地缘性，他们在积极推行这一新技术中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使得普通人群接受新技术的速度加快。但是，这种新技术一定是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合的，所传播的信息又是普通人群所需要的。“金塔模式”实践，与其始作俑者沈俊涛等人的努力分不开。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即沈俊涛在创新地提出这一模式并身体力行过程中，他个人所具有的身份（副县长）影响，如果设想沈俊涛是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掌握并酷爱网络技术的普通人，在他提出“金塔模式”之后，能否将其推广普及到广大农民中？笔者不敢肯定，至少，在时间上还需要更长的等待。比较而言，温世仁先生也同样的新技术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但由于当地政府的缺位，致使网络技术并未产生应有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中，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再次，农业信息传播必须符合当地社会需求，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为谁传播的问题是农业信息化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对发布至今共95期《经济信息导报》的主要标题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农业实用技术、农业市场分析与预测、良种推介、农业气象预报农业生产等信息是其主要内容。《经济信息导报》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传播信息，向农民介绍种植、养殖、病虫害防止、家畜家禽疾病预防等知识。在农业实用技术中，养殖、种植及其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构成《经济信息导报》的主要内容。有了大量与当地农时、气候、特有农产品市场走势、供求信息、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密切联系的信息内容，才能被农民所接受，也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假以时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沟通的通畅，其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是可期待的。

最后，通畅传播与回馈管道，使信息发布者及时获知农民的需求，传送他们最急欲获得的信息，提高了信息传播的使用价值和传播效果。网络信息服务中心→互联网、村级信息点→《经济信息导报》→农民以及农民需求→村级信息点、互联网→网络信息服务中心成为双向贯通的传播途径。这种互联网应用和推广模式符合西部农村特殊的发展情况。

六、结论

通过两种网络应用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第一，我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作用不可或缺。西部农村信息化发展既需要国家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创新意识是政府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首要条件。

第二，欠发达地区农村传播体系主要由电视传播和人际传播构成。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在西部农村的现状不尽如人意：电视媒体在传播农村农业信息方面与农民的信息需求之间有一定差距，报纸媒体的传播范围狭小，这些都对农村信息化全面、立体、多途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不利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技术、观念的扩散和普及。

第三，欠发达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是影响其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知识贫困、文化贫困进一步遏制了对技术的学习与采纳，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与繁荣。经济衰蔽与凋零又进一步束缚了农民受教育的动机和需求，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西部落后农村和农民被甩在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列车之后，成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由信息化）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农民受教育环境，提高农民学习、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技巧，促使他们分享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新成果，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