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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198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理论与应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兰州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化传播方向文学硕士学位;2002师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柯惠新教授攻读传播学研究方法方向博士学位,于2005年获传播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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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的应用研究(二)
王锡苓 发表于 2006-6-2 8:27:00 阅读全文() | 回复(11) | 引用通告() | 编辑

由于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的上网操作后仍不知道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雅虎和网易(“不知道”的比例分别是50.6%40.4%71.9%79.8%)。使用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只有33.7%,知道“Google”、“百度”、“3721”、“中国搜索”等的分别为4.5%10.1%7.9%25.8%。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很难为自己(86.2%没有)注册电子邮箱。有的学生使用教师的邮箱与外地的朋友(英业达员工)联系, 85.7%的学生每周使用邮箱在3次以下。互联网充当信息沟通的角色在此并无太大贡献,尤其是其双向传播的特征已经转变为单向传播。网络只在帮助学生查询学习资料、关注新闻方面提供了平台,其他的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不知这样一种近似因噎废食的举措是否真的可以将不健康的内容拒之“网”外,或者真正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了解周围的世界?

⑸ 普通村民对网络的认识和态度

在这样一个目前还宥于校园的网络,当地农民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呢?“一个能了解外部世界的设备”(23.5%),“一种现代化的设备,具体用于什么,不太清楚”(10.5%),“孩子们学习的一种知识”(7%)和“能让人致富的手段”(6%)。这种认识与互联网在黄羊川定位为“以校领乡”的模式以及电子商务初尝甜果不无关系。

1 普通村民与“网民”对网络的态度比较

 
1对普通村民和“网民”进行置信度为99%t检验,除问题812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外,普通村民和“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均呈现显著性差异。总体来讲,与普通村民相比,“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比较倾向积极和肯定。        

调查显示,在一个由电视传播、人际传播为主要渠道的传播环境里,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1]。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发生在亲历过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对某些学生家长而言,互联网或“千乡万才”之于他们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们提供了能喝热水、能吃上带肉的汤面的午饭。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家长并不了解互联网为何物,而真切地认同“千乡万才”所行的好事,这也让他们对子女求学更加积极地支持了。对其他大多数未接触过互联网的村民而言,互联网与他们并不曾相关,他们仍旧面朝黄土地辛苦劳作。他们仍旧在电视眩目的光亮中获知着外部的世界,仍旧与熟人亲戚邻居谈论何时下雨、谁家在外打工的人赚了钱等,亲切的家长里短、熟络的人际连结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方式。遇到大事需要知道时,村委会组织开会传达,还会将印有“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减免农业税)的红头文件发给他们。黄羊川并未因网络的引进发生了与以往生活不相一样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孩子们看到了未来,家长们的目光也似乎穿越了大山的阻隔,看到了北京、天津对自己孩子的召唤。

四、分析与结论

CNNIC历年调查显示,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在欠发达农村,这些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正象此次调查所显示的,网络在农村社会未能发挥预期的影响,主要宥于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滞缓、社会形态呈传统农业社会,未能产生出与电子商务相应的生产、营销和服务的需求,其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在落后农村社会的渗透;

第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当地农民不具备使用网络的技能和素质。这种技术门槛的消除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由于当地政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使得政府在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中失却良机,致使在网络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当地政府未能深刻洞悉这一新传播技术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和可能带给当地社会的巨大作用。

第四,“黄羊川模式”将网络圈定在校园和“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两个点上,以期推动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种模式的设计蓝图缺乏对中国农村的全面了解,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人地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农业生产率低下的现实[2]。对网络传播技术寄予了超过其所能承载的发展重任。我们认为,与大众传播媒介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样,网络传播技术只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变量,它必须与当地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心理因素协调,方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作用。在黄羊川这样一个信息需求低下、使用技巧及能力匮乏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引进网络技术还不足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样不能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鸣谢:论文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部分资助,在此对熊景明老师及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该文发表在《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1] 在“获取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电视、外出打工和熟人朋友,互联网均列最后一项。

[2]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西北幅员辽阔,但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地区人均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间接表现为人地矛盾的紧张。(—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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