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五国/区数字鸿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柯惠新   王锡苓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的资助（教社科司函[2001]209号）

[中文摘要]数字鸿沟是信息社会存在于不同社会层面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国家之内，也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本文运用二手资料分析方法，对亚太五国/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数字鸿沟进行描述，探讨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对数字鸿沟的影响。本文还探讨了造成中国内地东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的内在因素，并结合亚太地区的综合现状，对如何缩小数字鸿沟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数字鸿沟；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

Abstract: The Digital Divide is multifold imbalance that exists not only within a country but also among regions or countries in various social aspe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five countries/region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China’s Hang Kong, Korea, Japan and China’s Taiwan by use of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method,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gender, education and age, which might have impact on digital divid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通常，数字鸿沟被理解为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起而形成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距。事实上，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种信息及信息手段上的差异就一直存在着。在电信领域，国际电信联盟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电话普及率的差距问题。1984年，世界电信发展独立委员会公布了一项题为《缺失的环节》（The Missing Link）的调查报告，指出国际电信发展差距的现状和普遍接入的问题，这是有关数字鸿沟研究的著名的文献之一[1]。

数字鸿沟对传播学者而言并不陌生， 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Tichenor, Donohue, & Olien）考察了大众传播实际上可能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gap in knowledge，也称为知识沟），并在一篇题为《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的论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2]。知识沟假说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考察媒介传播效果的主要变量。

80年代后，随着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简称ICT）的飞速发展，一些学者敏感地注意到不同社会群体在信息获取方面形成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是90年代以后，互联网日益渗透在社会生活中，数字鸿沟便成为一种比喻或标签，以说明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以及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在全面考察不同国家、贫富阶层、城乡、年龄及教育水平等因素之后，国际电信联盟于2002年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数字鸿沟进行了重新定义：“数字鸿沟可以理解为，由于贫穷、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由于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NICT）方面的不平等”[3]。在该定义中，除了对国家、贫富等因素考量之外，还将教育程度、年龄差异、居住地区等因素也纳入了数字鸿沟的分析框架中。

    在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将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区别为“数字鸿沟ABCD”四个方面：A(access)指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B(basic skills)指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C(content)指网上内容；D(desire)指个人上网的动机、兴趣[4]。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城市和社区研究中心网络实验室Wenhong Chen和Barry Wellman认为，“数字鸿沟是表现在全球、国家、社区和个人不同层面上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的多维度的不平等……数字鸿沟是巨大的、多面的，从某些方面说，它并未缩小。数字鸿沟是一种社会模式，在那些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在国家之内和不同的国家之间都会出现不同的变化”[5]。Wenhong Chen和Barry Wellman否认数字鸿沟是单一、某一个具体方面的差异，而是涉及技术和社会影响等层面的综合结果，并最终发展出一个研究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接入”和“使用”两方面，“接入”和“使用”又分别由“技术接入”、“社会接入”和“技术教养”、“社会使用”构成，涉及到技术本身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该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由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决定）是影响个人“技术教养”和“社会接入”的重要条件；国家和社会的信息发展水平和规模则影响个人对互联网的“技术接入”；社会支持程度将对“社会使用”造成深刻影响。这个分析框架将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细化到了较深的社会层面。

由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信息发展项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作、旨在研究ICT高速发展、扩散和使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Orbicom研究报告[6]，该报告认为可将数字鸿沟简单理解为ICT拥有者与不拥有者之间的差距；ICT象征着社会进化的历史机遇，并潜在地强调或加大业已存在的巨大的社会不平衡。与其他研究不同，DD将非ICT领域，如（模拟）电视等也纳入分析的框架中，提出了一套量化数字鸿沟并监测其发展演变的系统方法。其特点包括：一、对包括非ICT（主要以“使用扩展”来测量）在内的、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主要内容量化测量；二、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数字鸿沟比较；三、也可用于对某一特定国家/地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变化监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五个维度来分析导致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ICT设施、自主使用程度、个人技能、社会支持以及使用目的。考虑到各国/地区有关数字鸿沟的二手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以上五个维度进一步展开，形成了本研究的两个层面的分析框架：第一个是社会层面：包括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创新、政府政策支持、语言与本土内容、社会支持等；第二个是个人层面：个人接入计算机或互联网、技术技能、使用目的等。

与以往大多以美国、欧盟或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为主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次研究集中对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地区的数字鸿沟现状进行系统描述和比较，使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认识我国与相邻发达地区/国家的差距，研究时间范围为2001年到2003年。拟比较的国家/地区为与中国大陆地理位置相邻、且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这样选择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比较这一地理圈内，中国内地同以上发达国家/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对如何缩小数字鸿沟提出自己的思考。此外，对我国东西部数字鸿沟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也将为我们努力缩小鸿沟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为了保证比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研究中我们选择和使用的多为各国/地区政府机构网站公布的数据，还有一些学术研究数据也是我们参考引用的来源。遗憾的是由于研究经费与研究时间的限制，本次研究不可避免地缺少了许多重要的实证数据，这些遗憾同时也是我们下一步继续关注的课题。在此要说明的是，笔者参与的2003年底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亚太地区信息发展项目组织的“亚太地区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给予了我们这次研究诸多的启发与思考，同时也催生了本次研究。

二、亚太五国/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描述

（一）  分析框架

在综合比较以上众多定义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数字鸿沟的定义：“数字鸿沟指存在于全球、国家、社区和个人等层面，在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方面所呈现的多维度的差距”。与Wenhong Chen和Barry Wellman将数字鸿沟视为社会不平等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造成数字鸿沟现象的不仅有社会不平等因素，也更由于性别、年龄、居住地区等客观因素使然，因此，使用具有更客观表述的“差距”或“差异”似更为贴切。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富国与穷国之间，而且还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这一现象迫使我们从一系列社会结构发展及经济等因素中探索其形成的根源。笔者提出从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两个维度作为分析的主线，从包括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政策、语言与本土内容、社会支持、个人接入、技术技能和使用目的等考察数字鸿沟的形成及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本研究分析框架

社会层面包括以下方面：

⒈ 基础设施建设  ICT基础设施建设是分析数字鸿沟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地区、社区、个人利用不同水平的ICT技术（硬件、软件、宽带等），将影响到国家/地区利用其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效率、数量和多样性。

               ⒉ 政府政策  毋庸质疑，政府政策对国家改革发展进入到知识经济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度量基本取向于经济发展。世界上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无一例外均是由政府力荐、采取适切措施的结果。

⒊ 语言与本土内容  语言和本土内容成为许多非英语国家或群体互联网接入与使用的明显障碍。从互联网发展起始，英语语言就主宰了互联网的主要内容。目前，超过50%的互联网用户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同时70%的网站和96%的电子商务网站都是以英语语言为内容的。

⒋ 社会支持  除政府支持以外，非政府组织、社区也可能采用一系列措施，提高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使用。这些社会支持在训练人们掌握互联网使用技术方面至关重要。

个人层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⒈ 个人接入  与个人社会经济状态密切相关，收入是影响互联网扩散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估计，在一个国家内，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差距是收入差距的2倍。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内，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数字鸿沟的差距也是不同的，差距最大的是英国，相差6个百分点，最低的是丹麦，相差2个百分点[7]。

⒉ 技术技能  能够接入互联网和有能力有效地使用互联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远比转换电视频道或拨电话号码要复杂得多。使用互联网需要计算机知识、社会认知、相应技能等。技术技能与个人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

⒊ 使用目的  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也是社会鸿沟，一些研究表明，接发E-mail和网页搜索是人们在网上实现的两个重要活动，一般人们利用互联网来传播信息（e-mail）、搜索资讯、参与市民组织、与公共权威人士互动。然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更倾向于在网上消费而不是生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