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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非典时期特别节目，在全国各类媒体的非典新闻报道的浩瀚信息之海中，犹如一块块冷峻而坚硬的礁石，突兀屹立，引人瞩目。它们不仅引起了大量来自观众的感动、沉思、追问，不仅使被访谈者一时间成为众人皆知的新闻人物，更使得《面对面》节目本身以及主持人王志声名鹊起，知名度和美誉度一时在受众群中乃至学术圈中迅速攀升，形成颇为耐人寻味的“〈面对面〉现象”。
这批访谈数量总共有七篇，访问了七位直接参与了非典阻击战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一线医护人员、医院院长、专家。囿于篇幅，在此不能对这七辑节目一一作详尽的分析，仅仅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三辑，分别为访广东省呼吸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访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访北京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因为这三位被访者的名字中都有个“山”字，而且与他们的交锋的确需要攀登高峰般的勇气，因此本文的标题便拟为“与三座‘山’的非常对话”。
为了找到这类相对比较严肃的访谈节目受受众青睐、学界赞赏、被誉为有深度有内涵的内在原因，笔者想引进近来在文艺批评领域较为风行的叙事学分析方法。实际上，早就有学者指出“电视是绝妙的叙事文本” 。然而，叙事学本身又是一门庞杂的理论体系，一代代学者们相继提出了许多天才的相互递进、相互补充有时又相互矛盾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将这些理论和谐地统一于电视文本分析这一相对特殊的分析方式的实际目标。其中，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起主要作用，如日赖特的叙事视角理论、普罗普的叙事功能理论、格雷马斯的叙事模式理论等。
一
这三辑访谈都是以当事人自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的手法来展开的，叙事学术语称之为固定式内聚焦视角 （法：日赖特）。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另外两种声音：
一是旁白。处在一种全知全能的零聚焦状态，以概要的形式把较为宏观的全景式信息告知给受众。另一个是主持人王志的声音，他在这三种声音里面地位有点特殊，他处于外聚焦视角，对所述事情的了解程度是最低的，但又时时掌握着叙事的节奏和将要叙述的内容。实际上他正代表着知道得最少的受众在不断提问，不断试图得到细枝末节。这三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在节目中交替出现，给受众一种全方位、立体化、客观公正地把握事件来龙去脉的媒体印象。由此，当事人（被访谈者）、全知者（旁白）、探询者（主持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受众）三者在节目中形成一种缺一不可的动态的平衡，叙事就在这种平衡之间逐渐展开。
叙事一旦展开，就必然包含着对矛盾的形成及其解决的叙述。叙事学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很大，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观点给了叙事学者很大的启发。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就认为，任何一叙事里都包含着二元对立的关系，他据此提出了叙事中的角色模式理论，并区分出了叙事作品中的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手。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妨粗浅地分析一下这三篇访谈里的二元对立角色的具体分派情况：
——主角：当事人及其所在部门；
——对象：攻克非典型肺炎；
——支使者：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作为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
——承受者：当事人及其所在部门（承受者和主角常常是统一的）；
——助手：社会各界、同事、专家、上级部门；
——敌人：非典型肺炎的流行与扩散。
因为有了这些二元对立的因素介入，才使得当事人的叙述具备了叙事的基本特点：敌人（非典疫情）的出现，使得主角（当事人）在支使者（道德、责任等）的支使下开展了对对象（消灭、攻克疫情）的不懈追求。在追求过程中，主角、承受者不断受到助手的帮助，为最终战胜敌人作好准备。——应该说，这的确是个故事性很强的叙事文本。
就是这几对相同的基本矛盾，组合而成了各不相同的三个故事文本，这确实很奇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事人所在的各不相同的位置、所拥有的各不相同和语调、所经历的各不相同的事件。他们之中，一个是因抗非典的卓越贡献而荣获五一奖章的医学权威专家，一个是临危受命，一举一动关系一千多万市民生命安危的首都市长，一个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造成自身单位疫情无法控制而不得不自我隔离的医院院长。正所谓一个备受赞誉，一个备受关注，一个备受责难，因此，他们的语调不可能一样：钟南山的语调可以称为平静地描述，王歧山的可以称为自信地证明，吕厚山的则更倾向于痛苦地倾诉。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自身的经历中提取出来、认为值得向受众叙述的事件大不相同。根据法国学者巴尔特的观点，叙事事件分核心事件和卫星事件两种。核心事件是功能性事件，直接引发下一事件，是叙事的大体结构，卫星事件是非功能性事件，围绕核心事件展开 。
在钟南山的叙述中，他的核心事件是：1、初次接触患者，发现该病非比寻常；2、排除各种可能，为其命名；3、向省卫生厅建议把重病号转至自己的研究所；4、不顾年迈，亲自查房，近距离研究疾病；5、主持出台临床诊断标准；6、顶住压力，主张国际协作共同寻找病原和治疗方案。
在王歧山的叙述中，他的核心事件是：1、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控制传染源；2、评估北京的医院设施和紧急调度能力；3、及时发布信息安抚市民的恐惧情绪；4、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最前线情况；5、想方设法控制人员流动，不使疫情扩散到周边地区；6、预估非典对北京经济的影响。
而在吕厚山的叙述中，他的核心事件则集中到了所在医院内部，分别是：1、院内初次发现病人，因措施不力造成疫情传播；2、努力做防护隔离工作，但客观原因使这些工作都没能做好；3、交叉感染人数大幅上升，有9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有人殉职；4、为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医院申请主动隔离；5、主人公承担沉重的心理压力；6、隔离及解除隔离。
因为完全不一样的核心事件的支撑，使得背景事件同为非典的传播与扩散的这三个故事有了各自独立的主题，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使连续观看的受众难以生出厌烦之心。其中更有许多卫星事件不时穿插点缀在核心事件的脉络线周围，使三个主人公的叙事显示出较为夺目的个性化色彩和人情味的一面，许多感人至深的场面正是卫星事件的出现带来的。比如钟南山在谈到自己亲身进ICU查房这一核心事件时，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家里人对自己的保护措施和默默支持：
“我的家人对我，我想应该是非常支持的。他一方面非常害怕我得病，所以每次回来是进行严格的……首先问一问我有没有去病房查病人，要是有的话在门口就得截住，完了脱下衣服，完了洗澡，把所有衣服拿去洗，但是尽管他知道我有，我们整天接触，而且包括他们有时候到其他地方都被别人所认为你不要过来了。因为什么？你的家人是整天接触这个病的，这个都知道。但是我想他们很理解我，所以从来没有对我或对做这个工作有任何的阻拦。”
这是一段相当富含感情的叙述，也可以称之为一个附属在核心事件下的卫星事件。从中我们不仅看得出家人对这个六十七岁的老人的心疼和关爱，也看得出钟南山对自己亲人深切的爱护以及对他们理解自己的宽慰和感动。总之，我们在这段叙述中听到的是和谐，是温暖，是冷面的病魔永远无法吞噬的人间真情。因为这一事件的披露，面部表情严峻、线条刚硬、工作节奏极快的这位医学权威性格中温情的一面就暴露在观众面前，使他的个性更加立体丰满，更加令人敬佩和难以忘怀。
还有许多卫星事件不仅有对事件的叙述，更包含着丰富的内在纠葛式的心理描述。如吕厚山的这段伤感的叙述：
“……晚上有的家人给我打电话骂我，说你的心叫狗给吃了。……他好象觉得我逼着孩子们硬要去到SARS病房去。当时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我放下电话我哭了。病要治，东西买不到，尽量的去满足，病人又要隔离，源源不断又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有活头没有。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我可以说这几天我哭的眼泪比我这一辈子还多。”
这是对自己当时心情的痛苦追忆，也是“叙述的自我”（坐在演播室里的吕厚山）和“经验的自我”（被人责骂而掉泪的吕厚山）的碰撞、交叉和统一。通过电视，我们看见一个斑白头发、慈眉善目的长者泪光闪闪地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历数自己当时的绝望、沮丧、委屈、无助的复杂心情，屡屡因为“经验的自我”力量的太过强大而不得不痛苦地弯下腰去，哽咽着中断叙述。这时候，一种人性的光辉笼罩在节目的上方，观众会觉得不管当事人应该对此后果负多大的责任，但他终于有了倾诉的场合和解释的机会（这辑访谈还有许多这类倾诉和解释）。——可以说，正是对卫星事件的发掘提供了这种场合和机会，也正是这种提供使得节目开拓出了深度，具备了普通访谈节目难以达到的深广的内涵和戏剧性的张力。
二
一个好的节目的诞生，不光要有一系鲜活生动的事件和为这一事件的叙述而准备好的包容性和客观性，更取决于这一事件以何种方式进行叙事。结构主义认为，一个故事只具备一个深层结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要想把它叙述给别人，必须采取表层结构的文本方式。这些彼此千差万别的表层结构完善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把故事叙述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更好地体现故事本身的内涵和张力。以电视访谈节目这一特殊文本方式来说，笔者认为，因果关系的顺序性安排以及矛盾对立因素的突显是增强这类节目可看性和深度的重要手段。
因果关系的特点是顺延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前一个事件的结果产生了后一个事件。因为因果关系的强调，故事才显得真实可信、跌宕起伏。从对俄国学者普罗普提出的叙事功能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叙事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抽象结构的层面的一大作用是：揭示出隐藏在具体内容层面之下的事件的内在脉络和因果关系。在普罗普对俄罗斯民间童话的分析中，他提出了31种叙事功能。这31种的分类虽然繁琐，但在研究各类叙事的内在因果关系时是非常有用的。以“吕厚山：隔离之谜”为例，笔者在其中找到了18种普罗普分析出的叙事功能。它们分别是：
——最初情境（initial situation）：非典型肺炎出现在中国；
——对头进行试探(reconnaissance)：首例病例来人民医院就诊；
——圈套(trickery)：SARS病毒的隐匿性、无形性；
——禁止(interdiction)：国家规定医院不允许拒诊SARA病人，不允许造成院内交叉感染；
——违禁(violation)：有病人自己走了，或未对病人实行有效隔离；
——匮乏(lack)：采购不到物资，人员缺少应付烈性传染病经验，没有隔离病房；
——出发(departure)：被迫应战；
——斗争(struggle)：直接与SARS交锋；
——追赶(pursuit)：病魔不断袭来；
——依从(complicity)：无力控制病情蔓延；
——缺失(absentation)：人民医院作为安全场所、治病场所信誉的逐渐丧失；
——罪行(villainy)：交叉感染严重，93名医护人员感染，有人不幸殉职；
——施予者的第一项功能(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donor)：主人公接受考验，质问，攻击；
——主人公的反应(the hero’s reaction)：觉得委屈无助；
——获得具有魔力的器物(receipt of a magical agent)：有专家前来察看医院设施，肯定该院不适合收治烈性传染病人；
——中介(mediation)：医院困难被上级部门确认；
——补足欠缺(liquidation of misfortune or lack) ：上级宣布将人民医院隔离；
——归来(return)：隔离终于解除。
正因为这环环相扣的承担着承前启后的种种叙事功能的事件的不断披露，才使得事情的前因后果清楚明白地呈现在受众面前，“隔离之谜”才算真正被解开。如果缺少其中一环，如“匮乏”，我们就不能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人民医院控制不住非典病情，缺少了“获得有魔力的器物”，后面的“中介”环节就会来得十分突兀。所以，这18个环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围绕“为什么人民医院会成为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医院，院长吕厚山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主题作了详尽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在富含感情的同时也带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在这些访谈中，我们不光能看到普罗普叙事功能理论的不自觉的运用，也能看到矛盾对立因素的强调性突显给访谈本身带来的深度和丰沛的理性精神。这一大特点，在“王歧山：军中无戏言”之中运用得尤其成功。
王歧山作为临危受命从海南迢迢赶到北京赴任的代理市长，对北京的疫情是否真正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对危难的局面是否是有备而来，有没有能力带领一千多万北京市民走出非典笼罩下的阴沉的天空，这都是电视机前的受众最为关心的。因此，王歧山在这一次节目中，没有回避任何问题的余地，必须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矛盾作出有意识的突显和负责任的分析，并试图从宏观上向市民阐明这一非常事件下的总体形势和长远影响。因此，在这辑访谈中，虽然故事性的内容与钟南山、吕厚山的访谈相比，减少了许多，但一样引人入胜，原因就在于对矛盾对立因素的毫不躲闪的自我突显。另外，矛盾的有意突出还造成了节目内在平衡的打破和修复，造成节目本身起伏跌宕、高潮迭起的收视效果。
在这次访谈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几对矛盾突兀而立，逼人思考：
——突如其来的凶猛疾病VS缺少经验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反应机制；
——极强的传染性VS控制传染源；
——疾病数不受控制地迅速上升VS北京医疗设施面临危机；
——公众恐惧心理上升VS政府公开疫情宣传防护；
——大批外来人员出逃VS控制疫情蔓延；
——北京周边地区自行封锁来自北京的道路VS中央要求联防联控，共渡难关；
——市民抢购物资VS保证首都供应；
——经济受到影响VS政府对经济恢复的信心。
这些令人关注的宏观矛盾的提出和分析无疑是本辑访谈节目的最大卖点。在主持人和王歧山共同完成的叙述中，这些非常尖锐、敏感的矛盾次第提出，一再地打破二者之间作为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本身作为“公开的人际传播”所暗含的和谐与平衡，使访谈本身带有一种交锋的特质，令旁观者屏息静气。而矛盾在提出之后，又逐一被王歧山毫不回避地通过分析、举例、叙述等有说服力的言语予以化解，使和谐与平衡又重新回到面对面而坐的二者之间。然后再打破，再恢复……如此一来，一种紧张而又坦率的节奏，跳脱而又透彻的视角贯穿于整个节目之中，使受众欲罢不能，在总体上对这些北京市代理市长的实干、务实、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形成深刻印象的同时，自己也不能不产生一种纵览全局、天降大任、成竹在胸的豪迈之气。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因果链条的连缀和对立关系的突显是相辅相成有时甚至合二为一的。矛盾是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因果链条的每一段都包含着一对对它的发展起主要作用的矛盾。如钟南山的访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核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造成这些核心事件发生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如“初次接触病例，发现该病非比寻常”这一核心事件中就暗含着“SARS已经出现”和“医务人员对它一无所知”这一对矛盾，以后的事件正是由这一对矛盾引起并发展下去的。纵观《面对面》节目的七期非典特别访谈，每一期里都理得出清晰的因果链条和附着在链条上的一对对大小不一的矛盾对立关系，这些关系也常常是延续性、关联性的，有着前因后果的发展脉络。仅从王歧山访谈的矛盾对立关系排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左边的各项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从上往下正好构成一个复杂有序的因果链条。而右边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情况分析也具备息息相关、统一整合的链式结构和一气呵成、前呼后应的内在逻辑力量。
三
《面对面》非典时期人物访谈节目的成功，还得益于主持人的倾听艺术和提问艺术，得益于主持人对于事件表层结构构建工作的适时介入和积极引导。前文已述，每一个事件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深层结构，这个结构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就已完成，想要把这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再现出来，必须采取文本方式，将它的深层结构转化成表层结构，方能为人所感知。而表层结构是千差万别的，正象詹姆斯所说的：“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万种方式” ，它以何种方式呈现事件的深层结构，直接关系到事件再现的真实性、全面性、深入性以及受众接受的兴趣、愿望的强度和认同程度。因此，表层结构的设计和建构对于叙事作品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普通文本的叙事作品中，表层结构往往是由一个主体来设计和建构的，这一个主体完全操控着事件的叙事视角、叙事功能，操控着事件的取舍和详略等生杀大权。因此，表层结构的建立是相当私人化、单方面的行为，设计原则易于遵守，设计目标也易于达成，只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结构技能，如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场景连缀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等。这一点，写过小说或报告文学的人应该都不难体会。但是到了电视访谈节目中，表层结构的产生背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成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双方协作共同完成的东西，由两个完全不同有时立场还相当对立的主体通过交流与对话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原先因为私人化、单面化而产生的表层结构建构的安全感和平衡感随时有了被打破的危险，这就极易于在双方之间造成不信任感和提防心理。尤其对于被访谈者，他往往是事件的当事人，在访谈之前，出于利己原则，往往对事件中谈些什么有所准备，也就是说，他已经基本设计好了事件的表层结构。在访谈中，如果访谈者按照他设计的表层结构来配合他，那是最好没有。但访谈者也知道，这种亦步亦趋式的访谈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也没有什么看头的。因此，出于节目深入性和可看性的考虑，他同样已设计好了一些跟事件有关的问题，也即表层结构的架子，他也希望被访谈者与自己相配合，共同在自己设计的这个架子上敷上血肉。这些不同的心理目标极易造成节目行进中的信息栓塞和交流障碍——访谈者想知道的被访谈者不愿谈，被访谈者讲述的访谈者又不感兴趣。因此，打通这种栓塞，挪开这种障碍，是访谈节目取得成功，获得事件真相和叙事深度的关键。这一点，《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的做法还是较为成功的。
王志在这几期《面对面》节目中，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主持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称为敦厚和犀利的统一。在访谈过程中，他既不是完全落入对方的表层结构被讲述者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刚愎自用、完全依照自己心目中的表层结构和访谈目的逐一提问，而是以独到的目光在交流中发现、寻找两者的契合点，并由此生发开去，通过细致入微的提问和再提问，接近事件的内核，了解事件的真相，在迂回曲折之间达到深入性和可看性的统一。
首先，王志善于倾听，并能够敏锐地从被访谈者的叙述中捕捉有意义的符码，并就此将访谈深入下去。王志在被访者叙述时，眼睛总是温厚而机敏地看着对方，绝不偷空去看问题提示纸，表现出的专注和耐心是相当突出的。在倾听的同时，他还十分善于捕捉信息，放大有意义的符码，他的许多精采的问题是在专注地倾听之后顺着对方的叙述提出的。罗兰?巴特曾经就读者阅读文本的本质指出：“事实上，我们关心的不是显现一个结构而是生成一个结构……因为如果说文本从属于某些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并不是统一的、自成一体的、确定不移的，它是断片、残屑、断裂和不断被湮没的网络，一切都处于运动和一种巨大的‘分解’变化中，这种分解带来信息的重合和消解。” 王志的倾听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阅读，但这种阅读并不是私人化的，而是“替公众阅读”，因此，他还担负着引导公众就对方的叙述“生成一个结构”的任务，使很有可能千差万别的受众关于这些叙述的“断片、残屑、断裂和不断被湮没的网络”能顺着节目的意图产生“分解”和“信息的重合和消解”。王志做到这一点的途径主要是捕捉有意义的符码予以强调与放大，并据此深入提问。比如在《吕厚山 隔离之谜》中，有这样一段交谈：
——吕：所以我非常觉得对不起大家。我想我是真的没有想到SARS在我们医院里，会有这么长时间，打的正好是我们医院的软肋。
——王：你们的软肋是什么？
——吕：我们软肋是没有传染科，没有传染科的人才，我们的流程不合适，我们对这些传染病的防治意识从我来讲没有那么强。知道是SARS，但是到底SARS会怎样？根本不了解。
“软肋”是一个比喻意味的能指，但它的所指是什么？吕厚山没有说清楚，使它成了一个易为受众忽略的指涉性符码。于是王志就将它抓住，予以强调，询问“软肋”的确切含义，于是，才引来了吕对自身及其医院的不足的坦率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志对事件文本的“阅读”又超越了巴特所说的“生成一个结构”的层次，而是积极引导了叙述走向，把被访谈者逐渐引向自己设计的表层结构的框架，只是这种引导了无痕迹，少了牵强与生硬，显得非常自然和圆润。
其次，王志在尊重被访谈者提出的表层结构的同时，也适时介入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激发被访谈者深入讲述和剖析的愿望，帮助受众更理性地领会事件的内涵和实质。王志通常的做法是将对方和自己的两种意见对举，并请求对方进一步阐明。这种对举具备强大的驱动力量——如果要让受众相信你理解你，必须拿出有利于你自身的事实根据，袒露自身的思想斗争和心路历程。这样，访谈的深度就一下子出来了。不妨看一看《钟南山 直面‘非典’》中的一段对话：
——钟：……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更加要到第一线。而我自己就是对每一个病人都来观察，因为我始终想找出他的规律，所以，所有的病人对他的口腔，对他的咽部，我都进行仔细的检查。
——王：到你挨个儿去看他们口腔的时候，你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个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了。
——钟：是的。
——王：即使你是专家，但是非典肺炎对于你来说同样也是很未知的，而且危险是一样的，你应该比大家更知道它的危险性，你是怎么考虑对你个人这种风险？
——钟：我知道它是有强烈的传染性，从学术的角度我更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你不做一些了解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光是听人讲，另外一个我也有点相信自己，我想身体好的人，不会每个人得病的。
——王：你身体确实是好，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年龄。
——钟：我也想过，但是想得不太多。占我头脑比较多的，还是找到这个未知数，我想比较多是这个。
在整辑访谈中，钟南山更为关注的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和攻克，不愿意多谈自己的情况，在王志“如何使自己的团队具备凝聚力”的问题下，谈到了“以身作则”的原则和自己亲自察看病人的做法。于是王志就“亲自查房”举出相反的意见“非典型肺炎传染性强”来引导他袒露出自己迫切想知道非典病因的心情和对自己身体情况比较自信的想法。紧接着，王志又一边同意他对自己身体的评价，一边又举出他年龄已老抵抗力肯定会有所下降的不同意见，于是钟南山只好把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和盘托出。——在这一番你来我往的交锋中，王志的机敏、体贴，钟南山的无畏、无私，都较好地得到了表现，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类两种意见并举的提问，在本来就以矛盾突显见长的《王歧山 军中无戏言》中，更是比比皆是。如：
——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在我这个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你上任的时候，我看了这个数字是当时是300不到400，昨天的数字是2750。……那跟你的严厉措施这是成反比的，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市政府的措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市民们恐惧没有减低，反而在增加。
……
王志代表受众，向自己的父母官提出的这些问题因为对比手段的运用，显得非常犀利和泼辣。对这些问题，王歧山都有相当精彩的应付裕如的回答。这种智慧、气魄、胆略的比拼是这辑访谈中最为出彩的部分。可以说，正是王志犀利的提问成就了节目中王歧山务实、负责、实事求是的公众印象，并透过两者通过交锋共同建立起来的表层结构向受众传达出了尽可能多的深层重要信息。
第三，王志注重对叙述中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的提炼与把握，注重事件脉络的梳理，努力增强事件表层结构的可信程度和说服力。王志在节目中常常非常细心地核对细节，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力图在事件与事件之间找出承继关系，理清事件的脉络。《面对面》节目虽不以说故事见长，但王志有意识地增强事件的故事性和跌宕起伏之感，常常会在不断的追问中使受众如身临其境，亲眼看见事件的发生。而他自己不置一句评论，由受众自己顺着他的提问去思考得出结论，使表层结构作用于受众的明显程度降至最低，达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效果。这一点，和小说叙事中的“隐含作者”的作用相类似。看一看王志和吕厚山的这一段对话：
——吕：一天以后，4月6号西城区的一个流调组，CDC的流调组，到医院来告诉我们她家里头好几个人都病了，我说赶紧隔离，转走这个病人。
——王：那转走以前是安置到什么地方，是普通病房还是隔离？
——吕：还是在那个，我们没有隔离病房。它是一个观察室，不是天井。是在观察室旁边的，是有窗户的。是有窗户的那个屋子。
——王：那观察室里还有多少人呢？能够接触到吗？
——吕：她们屋里可能还有好几个病人，最少两三个。
——王：那两三个病人撤出来以后到哪？
——吕：到旁边去了。
——王：旁边什么地方，就是隔离区还是非隔离区？
——吕；我们当时没有隔离区，没有建隔离病房隔离区，没有。这是我们当时的状况。
——王：后来这三个人有问题吗？
在这细致入微的外科手术一般的细节核实过程中，虽然没有一字提到责任如何归属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提问的脉络中、谈话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一个隐含的声音：这样一家上规模的三甲医院竟然无能力隔离一例传染病人，我国的卫生防疫系统脆弱到了何等不堪的程度！从这段对话中，有头脑的受众稍加思考便能得出同样的感慨，因此，虽然“隐含作者”是沉默无语的，但是，王志富有目的性和层次性的提问又使受众被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鞭策着，一点点接近它的藏身之所。
最后，王志能够根据自己的访谈对象及其所叙事件的差异，在追求“平视”的同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对话姿态和观察角度，给对方造成面对着一个最佳倾听者的感觉并激发对方一吐为快的欲望。事件能否以最佳表层结构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取决于当事人愿不愿意诉说，愿不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王志非常用心地想方设法在心理上取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引导对方敞开心扉，而这种引导又是因人而异的。面对王歧山这样一个作风务实、临危受命的政府高官，王志以充满挑战性的问题开场：“发布会记者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问题，你最害怕问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这正是王歧山喜欢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发言方式，于是他毫不回避地提出了“切断传染源”的重大任务，显得直面挑战毫不退缩，而这也正是接下来一连串尖锐问题得以提出的基础；而对于钟南山这位呼吸科专家来说，最佳的契合点应该是与非典治疗有关的医学问题，于是，王志准备了充分的医学知识，从询问非典疫情出发，把钟南山包在自己提问的圈子里，然后从宏观形势到微观治疗，从团队合作到个人生活，从医学实践到思想历程，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使钟南山在不知不觉之间敞开心扉，透露了许多一般采访不可能得到的细节，也使一位可敬的老专家的形象立体化地展现在受众面前；面对吕厚山这样一个快被网上的咒骂淹死的医院院长，王志所做的并不是“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而是以温厚宁静的眼神、细致入微的询问和沉稳耐心的倾听为他营造一个适宜的倾诉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背负着骂名的人来说是无比难得的。吕厚山在这个空间里，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一步步地历数那可怕的日日夜夜，动情地重温自己的无奈与无助、委屈和痛苦，在帮受众解开隔离之谜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许多受众的谅解和宽恕。
《面对面》节目之所以常常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和较高的期待，正在于它与众不同的制作策略和个性化的主持风格。在一个繁华喧嚣、各种势力都力图挤进电视机争夺受众的时代，不是每一台自称沉稳、睿智、有内涵、人性化的节目都能穿透喧嚣脱颖而出的。在诸多的访谈节目中，《面对面》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叙事学的规律特点：先是慎重地选择素材，进入他们视野的大多是引起众多人关注的、适宜以访谈形式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其次，它的制作过程中对事件来龙去脉的追索、对矛盾对立关系的突显、对真相的细致调查、对事件本质的深入挖掘，也都是相当突出的；再加上主持人在事件表层结构构造上的气氛营造和积极引导，使得节目本身拥有了非常平等、客观、真实、生动的外观，具备较高的可看性和说服力，从而赢得较大的受众市场。“非典”人物专访系列的成功正是这诸多因素相互协作的成果。
但是，作为一个运作不到一年的新节目，从叙事学角度来说，《面对面》在有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比如因为对理性框架的追求、对表层结构完美的努力而在无意当中剪切掉了谈话节目作为人际交流所应有的现场感；主持人作为外聚焦的一个点，在精耕细作地梳理事件的同时，个性化的表现还不够突出；有的访谈节目如王歧山的那一辑，可能因为制作得较为仓促，零聚焦的视点基本没有在访谈中出现，只剩下当事人一方和探询者一方，缺少了纵览全局的概述性旁白。概述有分联场景、驾驭题材、扩大内涵、留下空白、控制距离、引导接受、体现风格的重要作用 ，它的缺失，使整个访谈少了可资凭据的客观事实的罗列和发展脉络的明示，对访谈的效果的实现、受众对访谈内容的全面准确接受是有一定影响的。 | 
刘旻，镇江人。O型血，天蝎座。苏州大学传播学2002级研究生。 
与三座“山”的非常对话——央视《面对面》非典节目叙事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