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美国到处都是加工制造的工厂，位于纽约市华盛顿广场附近的三角女式衬衣公司就是其中一家。1911年3月25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悲剧就在这里发生。 

【事件】“三角女式衬衣公司”在毗邻的埃斯克大楼租用了最顶上的3层。有将近500名员工在里面工作，绝大多数是车衣女工。4点40分，第8层的车间突然窜出火苗，顶层10楼的办公人员由于及时接到一个警告电话，撤向屋顶而得救。烧得最惨的是第9层，上来就是火势凶猛。事后人们发现，很多女工就烧死在缝纫机上。其余的工人惊惶失措地扑向窄小的电梯和楼梯。但电梯迅速失效，始终没有到达过 9楼。

更为悲惨的是，步行的楼梯被锁住。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做法——防止女工偷窃工厂产品。车衣厂雇主为了节省租用场地的费用，尽量使得缝纫机安排紧凑，在有限的空间里，挤进尽可能多的设备和工人，再加上车间四处散放着易燃的布料和纸箱，火势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而过度拥挤的车间，又使得工人无法轻易逃生，一些无法忍受被烧死的青年女工，纵身从80英尺的高空跳下，人行道上到处是惨死的坠楼者。

    146条年轻的生命，在半个小时里被毁灭了。

【事后】《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媒体对火灾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也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检讨。整个社会由于这一事件，处于震惊之后的强烈反省之中。

4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午，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锥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人们的负罪感最终落实为一步步的具体措施：

　　纽约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作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这146个生命也永远活在美国人的书籍中，活在每年的纪念活动中。50周年的时候，美国有纪念他们的游行集会。今年是90周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专题纪录片，看到对火灾幸存者的采访，这名当时19岁的女工，活了100多岁，今年刚刚去世。当时的新闻照片，如今保留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这些照片也上了网——今天的美国人，为这些90年前的受难者，建立了纪念网站。

直到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市议会又以44：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一场火灾改变了美国，一点也不过分！

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类似的灾难也在中国发生了——

【事件】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火灾，87名女工因为工厂紧锁大门、窗户封闭而无法逃脱，葬身火海。

【事后】多年之后，香港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从贴牌的意大利公司那里要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到现在却因为当地不配合，找不到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和家属的联系方式，目前，这场惨剧已经湮没在更多的火灾惨剧中，从在公众的视野消失。

没有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赋予的权利表现形式；新闻作了例行的报道之后就不再发声；没有人——不管是官员、学者或民众引起良心上的不安或者唤起某种责任感；没有什么调查委员会——还是香港同胞站出来帮助追讨部分赔偿；更没有立法上的推动以及对死者的纪念……没有，什么也没有，都过去了。

于是，就在广东这个中国最早的制造业基地，随便上网查查，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找到动辄死伤数十人、上百人的火灾惨剧：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兴业雨衣厂火灾，夺去72条生命。

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特大爆炸火灾事故，大爆炸差点毁掉半个深圳，死亡18人，受伤873人，其中重伤136人。

1995年9月2日，广东省顺德市桂州镇竹山电器火机厂总装车间发生火灾，造成22人死亡（其中女性21人）、45人受伤。

同年12月8日，广东省广州市广涛阁芬兰浴中心发生火灾，烧死18名女工。

1996年1月1日2时10分，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青湖村胜立圣诞饰品有限公司发生火灾，烧死20人（其中女工13人），烧伤109人。

1996年7月17日1时55分，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端溪酒店二楼肥肥火锅城发生火灾，造成30人死、13人受伤。

1998年2月13日9时55分，广东省广州市华润化妆品厂（股份制企业）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1人受伤。

……

这里，让我们顺便看一下在新疆的那起把整个民族的心都烧得滴血的火灾惨剧：

1994年12月8日16时2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火灾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死者中288人是学生。

火灾后，除了处罚几个倒霉蛋官员而外，本拟修建的纪念馆至今杳无音信，回响在人们耳边的是那句无耻之极的“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面对悲剧，一个社会是否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的试金石。90年前，美国的新闻界承担了他们监督报道、呼唤社会良心的职责；美国的工会和民间团体是促成改革的中坚力量；州议会作为立法分支，成功地表现了他们是民众利益的代表……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类似的“连锁反应”呢？难道中国的新闻界不愿意行使监督权？难道中国人缺乏社会良心？难道中国的立法机构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表？

对比之下，我只能说，90年后，中国还没有能够像美国那样，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权力机构、行政机构、监督机构合力应对侵害民众利益的正常、健康机制。虽然也拥有“劳工神圣”的口号，但对于劳工生命和权益的尊重，还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停留在八股味呛人的官样文章上。

不仅仅是火灾事件，矿难、水旱灾害、食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强制拆迁逼死人命，等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