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不必说腐败横行、权力霸道的“人祸”，天灾更是番轰炸：地震刚走，大旱来了；大旱刚走，“地坑”来了；“地坑”还没填完，天就漏了，从西南下到西北；从中原下到东南，倒霉的都是老百姓，看来，老天爷真是“残联会员”——眼睛是瞎的。

眼下，又轮到抗洪了。

说到抗洪，突然想起看过的一篇介绍德国人抗洪的文章。德国境内有易北河、莱茵河，也经常发大水，闹洪灾，所以，抗洪也是德国人常干的事。他们的做法有那么几点给我印象极深——

第一，河道两岸一定宽度的范围内，绝对不允许有什么“违章建筑“，这是一条“铁规”，5万伏的高压线，入了法律的。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等等，政府的权力再大，也没人敢碰。不像我们这里，在“公共建设需要”的招牌下——狗屁！为了个人政绩和私利，连命都敢不要——非法的建筑不要说建在大堤边，只要有钱有技术，主航道上都敢建。

第二，大堤不允许一味地加高。因为只是加高大堤，无非是把洪水积聚成更大的破坏力，压到下游人的肩上，可能是保住了上游的一个地方，却害苦了下游更多的地方，这是极不负责、也极不道德的“嫁祸”行为。我们呢？黄河成了“悬河”，明明子孙后代头顶一颗“炸弹”，还拿无知当有趣，颇为自得地在教科书里炫耀。每逢抗洪，新闻里到处都是“加固加高”，先前不了解德国人的做法，还觉欣慰；现在再看新闻，心里直发毛。

第三，万一阻挡不住溃坝垮堤，尽量先保农村地区，其次是工厂企业，最后才是城市——这与我们正好相反。因为在德国人——包括整个欧美国家——看来，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发达，市民组织发动方便，自我保护能力强，钢筋水泥的建筑不易倒塌，有点准备就不至于造成多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农村地区人员分散，不易组织，更重要的是，一旦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在后重建的代价更大，远远超过城市的道路清淤和水电通讯恢复的成本。

第四，抗洪的现场指挥不认官位高低，而认水利专家，哪怕总统、总理到场，也只能在专家面前俯首贴耳。我们呢，一发大水，各级领导亲临现场固然没错，但不讲科学，县长到了，听县长的；不一会，市长到了，又得听市长的……总之，谁的官大，就听谁的。可洪水猛兽，哪管你长官大人是文科的教授，还是法学的博士？抗洪措施正确与否，长官的命令跟赌徒下注一样，碰点子吃糖，几乎全凭运气。于是，保住大堤万众欢腾；保不住大堤，就得赶紧清点人口，在避免死人上找“胜利战果”了。

文章中说，德国人还在河堤上做文章：每隔一段距离打一个备用的、可随时安装或拆解的钢桩，以便在发洪水的时候决定是否启用活动的“防洪墙”。当然，掌握这门技术的是专门的队伍，抗洪的主力军，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我一直纳闷：要说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也不少，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行“公款旅游”之实的，更是如同滔滔江河，势如洪水，怎么德国人这些并非“国家机密”的抗洪办法就“考察”不来呢？反倒是在柏林议会大厦、莱茵河边的“到此一游”风景照，官员们竟然有脸朝网上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