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内容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关键词：拉斯韦尔 宣传研究 芝加哥学派 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与青年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

青年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因其宣传研究而声名远播。谢利曾经将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与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布鲁默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并称为对媒介效果研究的三大贡献。（周葆华，2005：30）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比如黄旦就曾指出：“翻阅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杜威、库利、帕克们的一丁点影子，整个儿仿佛就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主要观点的具体展开甚或解释。”（黄旦，2005）而罗杰斯的表述则显得更狡猾一些：“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罗杰斯，2002：211-212）我发现，在传播学史上，很少有人关注到青年拉斯韦尔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紧密联系。作为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拉斯韦尔先后受到杜威、米德、帕克、伯吉斯等学者的重要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他留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梅里亚姆的博士学位并于1922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教师。因此，如果拉斯韦尔身上没有半点芝加哥学派的烙印，有点难以置信。
其实，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本身是多元的和复杂的。如果说以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强调的“传播”是一种仪式或一种信息的共享和互动，那么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则常常强调“传播”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与技术，这是他们不同的学科方向使然。有学者指出：“拉斯韦尔们在进行宣传分析时已不能保持‘传播是关系’、‘社会存在于传播’这样的观点和基本立场。从芝加哥学派那里使用的communication（“传播”、“交流”）到拉斯韦尔使用的propaganda（宣传），名词的转换意味着研究主题的转换：从关注传播作为人类关系的本质以及媒介建构‘大共同体’的希望，转移向了研究大众传播和媒介对舆论可能的操控。”（周葆华，2005：26）这些判断多少有点武断。在芝加哥学派内部，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个意义明确，没有歧义的概念。除梅里亚姆外，芝加哥学派中还有其他重要学者如帕克也深入研究过宣传，他们也极其关心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操控。
根据凯瑞的观点，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先驱杜威——一位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气质的学者——身上，传播定义的矛盾就已经存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开篇就表达自己对传播概念的两种认识：“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Dewey，1916：5）这里的传递与传播就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含义，前者构成帕克的传递观和控制观，而后者强化了米德的交流、参与和共享观。“他（杜威）在著作中利用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作为其创造力的源泉……也正是这种冲突使得他在某些地方误入了歧途。我们用不着满心欣喜地重复他的洞见，或不自觉地重复他的错误，我们应该抓住他对‘传播’一词在理解上的矛盾，拓展他的思想，利用这一矛盾活跃我们的研究。”（凯瑞，2005：4）所以，拉斯韦尔的具有控制色彩的传播观就其问世时而言，是芝加哥学派的一脉。
具体说来，《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在以下方面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
在米德那里，该书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对于“符号”、“互动”或“象征”的界定。在拉斯韦尔的许多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米德的影子：“选择宣传为研究课题，源于对战争或和平的非象征性事件中被象征性事件占据的场所进行检验这样一种愿望。”（拉斯韦尔，2003：2）也就是说，拉斯韦尔把宣传看作是对暗示性符号的直接运用。
在帕克那里，拉斯韦尔得到了关于传播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启发。他把战时宣传看作是一种控制手段，这种控制手段能够帮助社会大众统一思想，投身到对敌人的战争中去，也可以瓦解对方的统一观点，使敌人的阵营被分裂。他把宣传界定为：“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宣传的功能——宣传具有统一思想的功能：“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而只能依赖重复理念。平民的思想是通过新闻报道，而不是军事训练，才被统一起来的。宣传正是帮助和支持这一过程的方法。”拉斯韦尔还接受了帕克的另一个观点，即新闻媒体是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最好的工具之一。在工业社会中，面对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次级群体，宣传是一种能“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仇恨、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拉斯韦尔，2003：22，23，177）不仅如此，拉斯韦尔尽管没有将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列在他的参考书目中，但毫无疑问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本书中，帕克曾对一战中的宣传作过如下的论断：“如果说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增加了毁灭性的力量，那么传播与信息渗透的增长则使文明人陷入了一场内部的和致命的搏斗。在这些无处不在的宣传环境中，存在着分裂与动乱的潜在威胁，这可能完全改变了战争的特质就像手枪曾经做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帕克揭示了宣传对现代战争的作用：“宣传已经被人意识到是战争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ark，1922：412）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其实就是拉斯韦尔宣传研究的基本观点。
结合米德和帕克的观点，宣传被拉斯韦尔看作是一种用象征符号进行的控制手段，它“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拉斯韦尔，2003：22）由于宣传可以用来煽动对敌人的仇恨和瓦解敌人的士气，保持与盟国和中立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它被拉斯韦尔看作是与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并列的现代战争的三大工具之一。从这一论述中显然可以看出帕克上述宣传思想的影响。
由于米德和帕克都主张社会是主体与周围环境互动的产物，因此拉斯韦尔顺着他们的思路专门考察了宣传控制目的的实现会受到哪些环境因素的制约，并指出：“无论宣传者在人员组织、建议选择和传播工具运用方面的技巧多么娴熟，如果缺乏有利的社会力量的帮助，其操作技巧将毫无用武之地。”（拉斯韦尔，2003：159）这一论述同样深受帕克的影响，后者在指出德国人在美国一战宣传时犯下的错误时，就明确地指出:德国人过低估计美国文化环境中亲英国的势力，也没有正确认识美国较为透明和民主的传播环境，因此无法得到美国人的认同。
综上所述，尽管拉斯韦尔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比较强调宣传中传播者的重要地位，对传播的理解已经具有“单向”的倾向，但其中所涉及的主要理论观点与帕克和米德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与黄旦等学者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拉斯韦尔博士论文的传播观仍然可以被看作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延续。

二、青年拉斯韦尔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来看，拉斯韦尔宣传研究的部分思路其实是米德与帕克传播思想或者说是符号互动论与城市社会学对传播不同认识的一种综合。然而，米德的观点主要用于解释人际传播，而帕克的观点则主要可以用来分析大众传播和宣传；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宣传，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对于宣传而言，“互动”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与“控制”是矛盾的。所以，要在这个矛盾的框架下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拉斯韦尔注定做出自己的选择。
就文本而言，拉斯韦尔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帕克的传播观并将其进一步加以延伸。所以，更客观地说，早期的拉斯韦尔应该被看作是在芝加哥学派中更强调传播的“传递”意义而不是“交流”意义的学者。之所以会这样，与以下一些事实有关。
其一，帕克对拉斯韦尔的影响更为直接。拉斯韦尔受杜威的极大影响，甚至曾说是杜威鼓励他从事政策学研究的。但当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杜威已经离校多年，因此帕克成为将杜威思想传递给拉斯韦尔的关键人物。罗杰斯分析说：“杜威的有些思想可能通过R•帕克——拉斯韦尔以他有‘一种真正的敬重’——传递给拉斯韦尔。”（罗杰斯，2002：239）拉斯韦尔不仅上过帕克的城市社会学课程，直到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后，他还曾作为政治系的教师参加了帕克组织的类似于研究生沙龙的活动。尽管米德也给拉斯韦尔开过课，但两者的互动并没有那么直接。
其次，与米德相比，帕克的思想和研究主题可能更接近于拉斯韦尔的学科视角。拉斯韦尔必然会放弃米德的思想，是因为他所受的现代政治学的训练。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拉斯韦尔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精英，他指出：“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大众只是精英的反衬，因此大众不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拉斯韦尔，1922：15）因此他的研究重点是精英如何控制大众而不是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而他的传播学也必然强调从精英到大众的单向传播而不是互动的双向传播。这种学科视角与符号互动论当然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事实上却与帕克的城市失范与控制研究的主题有相近之处。
其三，拉斯韦尔对于心理学的兴趣，也使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米德而不排斥帕克。拉斯韦尔从很早起就受到了弗洛伊德和华生的影响，而这两位学者的思想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与米德有着本质的不同。米德是一位不承认本能的学者，他认为人的所有心智和行为都与社会化的互动过程有关，因此米德是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尽管华生也不承认人的本能，但米德并不认可华生将人与动物心理研究完全等同的倾向。华生完全否定意识而米德并不认可这一点，“米德坚决反对行为主义拒斥研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倾向”。（周晓虹，1990：191）这一争执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纯科学主义与具有人文色彩的科学主义之争，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后来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成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分水岭。相比之下，米德更倾向于把他的理论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部分认同、部分反对和批判性扬弃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之上的。
但拉斯韦尔似乎在骨子里更认同弗洛伊德和华生。当拉斯韦尔去掉了互动概念中所蕴含的受众的主体性后，他对宣传的看法逐渐体现出了“魔弹论”：“即使在考虑了这些限制因素并彻底去除了过高的估计之后，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作为研究的结论，这一判断与导言中他所提到的具有互动论色彩的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谈起宣传的时候，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力量，似乎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身份条件的制约。《宣传技巧》一书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宣传者是在某个具体环境中社会化的，该环境的具体特征将限定宣传者潜在的观点、想象和行为。” （拉斯韦尔，2003：176，5）马拉特认为，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就是一种行为主义理论，它是“原始意义上的刺激—反应的机械论理论”，受众“被简化为由舆论支持专家炮制的信息的被动的接受者”。（马特拉，2001：64）拉斯韦尔后半生的研究基本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义的研究，但这一转向的种子是在芝加哥大学时埋下的。
相比之下，帕克的理论并不与这些理论形成抵触，前者基本上坚守在社会学的宏观研究层面而并不常介入心理学层面的研究，因此与拉斯韦尔的心理学取向基本可以和平共处。
除此以外，在拉斯韦尔的政治与宣传研究中，马克思的社会学与哲学理论，当时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以帕累托为代表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政治与社会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些理论几乎都与米德的理论有所冲突，都为拉斯韦尔与米德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互动”模式分道扬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他中年后的理论转型埋下了伏笔。

三、人到中年：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向

与“互动”传播模式的告别，意味着当时传播思想已经孕育出了变异的萌芽，正在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变异与帕克的传播控制思想很有关系，但真正迈出重要一步的首先是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于1938年辞去教职并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的学术取向。青年拉斯韦尔尽管具备了理论突变的知识基础，但他基本上还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然而离开芝加哥大学，一切都改变了。拉斯韦尔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真正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脱离芝加哥式的研究方式。拉斯韦尔在二战时期承担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时传播项目”，并进行了大量有关同盟国和轴心国宣传的内容分析，作为宣传研究者的拉斯韦尔因此被华盛顿所使用，成为美国战时宣传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研究标志着拉斯韦尔对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完全背离，因为在这个项目中他采用的内容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的和统计学的。不仅如此，他在学术精神上也开始被主流的意识形态纳入正规，成为传播行政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不再拘泥于帕克、米德和梅里亚姆为他划定的藩篱，而彻底采取了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从此以后，中年拉斯韦尔从研究的理论方法层面来看，已不再是芝加哥学派中的一员。1948年，拉斯韦尔在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五W模式”，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传播问题并最终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他的这一贡献使他一举成为施拉姆视野中的传播学的奠基人。在这个框架中，拉斯韦尔试图彻底摆脱米德，将传播的互动形式简化成了单向传播的模式，并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劝服和效果之上，并直接将传播等同为控制。在博士论文中仍然强调的“环境”、“象征”、“互动”等概念统统被中年拉斯韦尔抛到一边，甚至连立场都发生了变化，把客观的宣传分析，变成了服务当局的效果研究。到了这时，拉斯韦尔才真的成了黄旦所说的那个与芝加哥学派完全无关的芝加哥大学博士。
谈到拉斯韦尔的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罗杰斯指出：“这个决定在拉斯韦尔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着一种中年危机。它标志着他对政治学的忠诚中偏离开来，但倾向于更加跨学科的兴趣，并促使他20世纪40年代在开创传播学新领域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罗杰斯，2002：225）而施拉姆同样也指出：“1938年是拉斯韦尔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他的学术生涯改变了，而且他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施拉姆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拉斯韦尔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而且也因为一场火灾毁掉了拉斯韦尔的所有研究资料。（Schramm，1997：3）
其实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并不是因为罗杰斯所说的跨学科的问题，在芝加哥大学，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建立在学科一体化基础之上，拉斯韦尔倾向于跨学科研究，似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施拉姆的分析则表明他对思想史缺乏起码的洞察力。一个学者离开了某个大学，并不见得因此就与这一大学的思想绝缘。这一点从拉斯韦尔1938年以后的研究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在洛克菲勒研究研讨班的早期，包括拉斯韦尔在名为“有关传播所需要的研究”的备忘录中，仍然指出传播的双向性——即传媒必须创造保持政治与公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有效途径。甚至，在迟至1948年他所阐述的传播学的三大功能中，依然还有芝加哥学派的影子，尤其是文化传承与社会协调功能的阐述。三大功能的提出与传播的“五W”结构并非呈现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拉斯韦尔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其实这传播的三大功能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拉斯韦尔已经提及这三大功能，因此当然不可能与他后来提出的“五W模式”相匹配。所以，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与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析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想，要解释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可能不能仅仅从他个人的原因入手。尽管在芝加哥大学时，对米德的扬弃已经为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奠定了基础，但如果没有巨大的知识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转型不可能来得那么快，那么彻底。我觉得分析这个问题可能还得考虑两件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其一是芝加哥学派的衰落。1935年12月，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一挑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些要求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不应永远被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所把持的主张得到了学会半数以上成员的支持，芝加哥大学的代表被迫让出了学会的领导权。然而事实上，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1936年芝加哥学派又重新夺回了学会的领导权，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说正是从这次造反开始的。”（库隆，2000：17）此后不久，另一本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的问世，彻底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的统治地位。
其二是，当时有一批芝加哥学者像拉斯韦尔一样拉斯韦尔倒向了结构功能主义，斯托弗、贝雷尔森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学者。师从奥格本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斯托弗自进入哈佛大学以后，不仅成为结构功能主义重要的工具制造者，还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军方的重要顾问，主持了大量与社会学和传播学有关的研究课题。而贝雷尔森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在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二战期间，他在军方的课题中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使他快速步入御用学者的行列。
如果把这两件事的发生与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联系在一起，就很能说明问题。去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与其知识生态尤其是意识形态环境的恶化息息相关。“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芝加哥社会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经常和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奉为神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受到保守派主流文化的压制，逐步趋于衰落。”（于长江，2006：7）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美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芝加哥学派所坚持的那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已经不能被当局所接受，而结构功能主义保守主义的立场以及其行政主义的倾向则得到了当局的肯定。于是结构功能主义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项目和资金，其理论与研究方法立刻主导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点在传播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美国参战后，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周葆华，2002：42）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拉斯韦尔在当时是一个现象，他标志着学术向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归附，从而在一个方面揭示出传播学术的窘境：不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边缘化，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主流化和成为真理。

结语

由此可见，拉斯韦尔值得研究的原因不在于他的被人诟病的理论框架，而是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史发展的根本历史动因。今天我们在探讨传播学的学科危机时，常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理论、方法等层面，忽略了传播学发展的道路上意识形态的力量，也许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因素，但主导性的权力及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拉斯韦尔所提出的“五W模式” 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统治了美国的传播学就是一例。该模式“成为限定美国传播研究范围和问题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行为传播学开始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模式中，它将传播解释成本质上是一个说服的过程。”（罗杰斯，2002，231）甚至今天的传播研究，还要受到这个僵化模式的拖累。
权力对于知识的主导作用在福柯的作品中是一个反复被强调的主题。福柯的这个观点常常受到那些像拉斯韦尔一样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猛烈攻击。拉斯韦尔从来认为自己是我行我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研究者，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物，后半生却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引下被另一种更为狭隘的理论和方法所束缚，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悲剧式地用自己的学术生涯为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做了一个注脚。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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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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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