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发展及对策

 [内容摘要] 新时期军队纪录片创作既和整个中国纪录片大发展共进共荣，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机缘和特色。文章把军队纪录片创作放在中国纪录片大发展的背景下，梳理出新时期军队纪录片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特色、影响以及现实状况和危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军队纪录片创作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军事纪录片  发展   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视纪录片有了长足的进步，纪录片创作在探索中逐步走向繁荣，出现包括军队在内的各具特色的纪录片创作，形成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格局。军队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和后来成立的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为核心，以各大军区记者站为中坚，创作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既有大气魄大手笔的鸿篇巨制，又有聚焦普通军人的小型纪录，展现了独特的军事文化。把军队纪录片创作放在中国纪录片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系统评述，梳理出军队纪录片创作的发展轨迹，分析其创作特色及不足，研究发展对策，对加强我国纪录片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对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的历时审视

1、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的起步期（20世纪80年代）：出手不凡、锋芒初露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电视纪录片创作不论在题材、数量、种类、表现形式、直至设备材料、人员队伍上都有空前发展。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也出师不凡，表现出较强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一时期，全军各大单位和一些部队相继购买了电视摄录设备，一批有一定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的电视摄编队伍迅速成长，军事纪录片创作也从此走向繁荣。1979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列入了军队正式编制。1980年春节，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取代《解放军生活》正式开播，标志着纪录片开始有了自己的固定阵地。《人民子弟兵》开办之初每月播出1至2次，播出时间和长度不固定。播出的主要是专题片，以宣传军事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为主。这一时期，军事纪录片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是《干枝梅颂》和《说凤阳》，也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初期的经典作品。该栏目还涌现了其他在全国电视片评奖中获一等奖的好作品：《边陲行》、《鼓浪红星》、《光荣啊！人民解放军》等。通过这些优秀作品，军事纪录片创作者初显实力和才华。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电视台在各大军区、军兵种及三总部、武警总部设立军事记者站。记者站成立后，《人民子弟兵》逐步增加了播出时间和次数，并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播出阵地增多，使全军记者站有了用武之地。军事记者们为《人民子弟兵》栏目提供了大批优秀作品，其中在全国电视节目评选中获全国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作品有：《教书先生来了》、《火焰启示录》、《中国蓝盔》、《神兵天降八千三》等。当然，这一时期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军事文化大型系列片的滥觞。1986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联合成都军区记者站和兰州军区记者站，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历史题材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生命的歌》。该片旁征博引，灵活运用史料，以丰厚的历史纵深感、强烈的情感效应打动了观众，是一部优秀的政论片。1987年，军事部组织全军12个记者站协同作战，推出了电视系列片《让历史告诉未来》。该片主要表现人民军队60年的战斗历程，脉络清晰、节奏明快，气度恢弘。“片子做到了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思想与细节相结合，被专家们看作是历史题材电视专题片的一个里程碑。”① 这两部大型电视片都在中央台的黄金时间播出，反响很大，受到广泛赞扬，还被评为全国电视专题片特等奖。

    2、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的辉煌期（20世纪90年代）：为时代立言、为历史作证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纪录片大发展的成熟和收获期，也是军事纪录片创作的辉煌期。此时，我国的军事电视宣传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记者站的队伍继续壮大、节目播出阵地增多、理论研究受到重视，为军事纪录片创作步入辉煌提供了优越条件。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领导下，军事纪录片创作者为时代立言，为历史作证，主创了一批史诗般的大型军事文化系列纪录片，也为《军事天地》、《人民子弟兵》等栏目创作了大量颇有新意的小型军事题材纪录片，引人注目。
     首先，大型军事文化系列片成绩斐然、影响深远。整个90年代，军事记者们连年创作了一批很有影响的鸿篇巨制：《望长城》（1991年）、《边关军魂》（1991年）、《中华之门》（1992年）、《毛泽东》（1993年）、《中华之剑》（1995年）、《邓小平》（1996年）、《中华之盾》（1998年）等，可谓高峰迭起，成绩斐然，影响广泛深远。一方面，这些大型军事纪录片多次在全国电视节目评比中频获大奖，如“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电视军事节目奖等。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时，台里提到的5部电视片代表作中的3部：《望长城》、《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军事部主创的。建国50周年，出版的50年精粹里选的10部片子中，其中6部是军事部主创的。虽然这些大型军事文化系列片因篇幅过大而失去了在国际上获奖的机会，但它们在国内外观众以及创作界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另一方面军事纪录片创作在对电视纪录片艺术的探索上不断有所开拓。《望长城》以跟踪拍摄、长镜头、同期声的纪实风格在业界引起震动，并迅速影响全国，带动了一大批优秀纪实风格电视纪录片在我国出现。《毛泽东》是中国电视界头一次拍伟人传记片。该片再现了毛泽东既不是神，又不是普通人的伟人风范，走出了一条人物传记电视纪录片的成功道路。《邓小平》把伟人的政治传记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反映人物的思想、命运和历史贡献，使片子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其次，小型军事题材纪录片表现不俗。各记者站除了参加大型系列纪录片的拍摄外，还依托《人民子弟兵》、《军事天地》栏目，拍摄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型军事题材纪录片，如《押运兵》（1991年）、《潜伏行动》（1993年）、《女子特警队》（1994年）、《唐古拉印象》（1999年）等。小型军事题材纪录片深受观众，特别是学生和军人的喜爱；在全国和全军优秀电视节目评选中不断折桂夺冠，在创作界也颇有影响。
      再次、军事纪录片创作群体引人瞩目。军事纪录片创作群体是一个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核心，以各大军区记者站为中坚的创作集体。“这个集体并不以理论发现著称，却是一个特别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创作群体。” ②随着一部部优秀军事纪录片的问世，一批各有所长的优秀军事纪录片创作人才脱颖而出：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不但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还是位明智的领导，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的刘效礼；以关注普通一兵著称，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都颇有建树的冷冶夫；优秀撰稿人李荃、优秀编导华越、李安东、褚嘉华等、优秀摄影师韩金度、徐海婴等。这些创作人才声名显赫，为军事纪录片的繁荣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军事纪录片创作群体，不少专家直接称之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并对其在中国纪录片大发展中的地位做出了高度评价。陆晔博士说：“在中国电视纪实类作品创作过程中，有一个集体功不可没，在他们手中，曾开创过不同的电视传播样式和风格，这就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③纪录片研究者石屹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中国军事题材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队伍中有影响、有实力的‘大哥大’，至今还没有哪个纪录片创作群体能与之抗衡。”④

 3、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的拓展期（21世纪以来）：与时俱进，出现新风貌
    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深入进行，适应并征服市场成为新世纪我国纪录片发展的当务之急。当中国纪录片在市场经济中摸索前行时，军事纪录片创作虽然有军队特殊体制的保护，生存危机相对地方小一些，也出现了核心竞争力匮乏的尴尬局面。军事纪录片创作者发扬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积极应对纪录片市场化的新趋势，借鉴国内外纪录片创作的新经验，在拓宽选材、创作手法、风格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作品呈现出新的风貌。
     首先,选材注重“正面强攻”，“军味”更加浓郁。新世纪以来，军事纪录片创作者敢于、善于在部队生活的“主阵地”上选材，演绎冲突和矛盾，反映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训练生活状况以及在重大危机事件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风采。这些“军味十足”的内容受到观众的欢迎。在《大排队》（2001年）中，创作者把镜头对准了内地的野战部队，表达了一个新鲜的主题：革命的集体荣誉高于生命、重于生命。《兵者》（2001年）敏锐地捕捉了军事演习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新奇、新颖、新鲜的气息。2004年播出的电视系列片《中国士官》精心选择了不同岗位的40余名优秀士官，展示了我军士官制度改革的历程和士官队伍建设的整体风貌，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兵役制度成功改革的见证。大型电视纪录片《重兵汶川》讲述的是2008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省汶川发生８．0级特大地震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号召，迅速赶赴灾区，进行立体救援的事迹。该片集纳了抗震一线近百名军事记者现场实拍镜头，立足于救援展开的时间节点和方式，以众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视点，大量挖掘人物特质，突出现场目击、放大感人细节，对抗震救灾行动进行全纵深、全方位的解读。既气势恢宏，展示出我军将士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又感人肺腑，揭示出军民共赴时艰、同承灾难的血肉深情。

    其次,创作手法多样化的积极尝试。新世纪以来，军事纪录片创作者积极吸收国内外纪录片创作新手法，注意对旧的纪实观念的突破，创作手法也趋向精巧和多样化。《兵者》的出现成为这种趋向的一个代表。多机拍摄为同一空间发生的事件提供了多个视角，镜头不一定长，时空表现却更为立体、连贯。多机位在纪实节目中的运用，对长镜头理论是一个冲击。该片采用了多机位同时拍摄，结构自由、信息量大、在时空上深入同步纪录；情节紧凑、细节丰富，在故事化叙述和声画结合的技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充满强烈的军事特色和视觉冲击力，具有较强的可看性，是纪实作品的上乘之作。

再次,个性化创作风格出现。纪录片创作个性化是当前中国纪录片的一大趋势，也是中国纪录片创作日趋进步的一个标志。新世纪以来，军事纪录片创作已经有了新鲜血液的补充。比如2005年至2006年获全军优秀电视节目一等奖的《吕班长与2号哨所》、《击毙，即将执行》、《好医生华益慰》等优秀纪录片都出自新生代之手。北京军区记者站渠陆军创作了120多部纪录片，代表作《侯家家事》（1999年）、《兵者》（2001）、《老镜子》（2002年）等尤为引人瞩目。武警江苏总队记者站李金芳，善于把镜头对准生活的深处，用心记录生命中相关的人和事。他拍摄的《刘波回家》（2000年）《腊梅花儿开》（2002年）《老夫少妻》（2004年）等纪录片，观众反响热烈，获奖档次高。渠陆军和李金芳是军事纪录片创作新生力量的代表，都是以个性化的创作风格崭露头角，其作品所具有的群体特征已不明显。
   二、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的缺失和偏离

今天，当纪录片运动遭遇市场化生存的挑战时，纪录片创作从创作观念、运作机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突破。虽然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者也经历了由繁荣走向颓势以及新的转变的历练，但还有着许多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直面缺失和偏离才能寻找出路，更好地前进。从我国军事题材纪录片发展现状来看，创作缺失和偏离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军事纪录片在创作人才引进上受制约，且人才经常流失，青黄不接，使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人才建设面临危机。军队电视由于实行的是多年不变的军队管理体制，因其改革要符合军队整体特征，在人员任免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缺少灵活性；同时，各地的不同媒体也时常将目光投向部队的专业人才，并以较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使部队的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稳定性；有些过去具有的优势不仅没能保持，反而有所削弱。军队电视宣传的改革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地方媒体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灵活的用人机制给军队媒体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军事电视机构较为僵化的财务制度和用人制度也在不断的消磨军中电视人的信心和耐心。如：过去部队有一批人在搞纪录片方面很有一套，尤其在创作大型系列片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集体，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后来由于纪录片运动出现的低谷状态使创作者面临资金匮乏、播出阵地缩小的困境，为了生存，不得不另谋出路。另外，这批创作者的身份和地位也出现改变，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调换了工作，有的转业流失，原有成员开始发散，群体特征不再明显。虽然余威尤在，新人辈出，但总体实力大不如前。在社会、个人和创作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军事纪录片创作群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减弱，创作精神的特质也渐渐模糊。进入新世纪后，军事纪录片似乎没有了往日的的辉煌。比如，《再说长江》《新丝绸之路》《大国崛起》等纪录片都不是军事纪录片创作群体创作的。又比如，近年来产生较大影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总导演年龄还不到40岁，而当年的一些军事纪录片知名导演，现在都年过半百或年愈花甲，在与新生代打拼中，无论在创作观念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留不住人才，招不来人才，人才老化，使得军事纪录片创作陷入人才危机。

第二，缺乏人类共通的“类意识”，使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在政治意识和人性化主题的关系上失去平衡。在军事题材纪录片中，类意识的缺乏往往突出表现在军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上，往往是生硬地把军人贴上“无私”、“奉献”等标签，而忽略了军人作为人的个性和特点。类意识是人类共通的一种心理感受，军人不仅有“军”这个特性，更有作为大众的“人”的共性，在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中如果只注重“军魂”，而忽略了“人性”，也就失去了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所越来越注重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失去了它在传播环境中的市场。

首先，在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表现上，淡化了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和现实生活。军人是普通生活中的人，也有儿女情长，七情六欲。但在一些大众的心理中，军人似乎缺乏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平淡真实，他们的生活主题就是为国牺牲奉献，这是观念上的一种误区。早期的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在以“宣传和教化”的创作观念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包括先行的主题、说教式的解说、各行其是的声画关系等等，尤其明显的是创作中带着浓重的政论气息和颂扬教化色彩。在少数军事题材纪录片中，表现军人牺牲奉献精神上的着重点往往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带病坚持工作，常年坚守岗位与亲人分隔两地等等，军人以压抑自身人性来塑造对国家和对军队的忠诚情怀，而很少表现其作为普通人的柔情和细腻。如《牧牛人》中对包青玉十几年如一日在草原上放牛的事迹，创作的着重点也是放在了他对事业的无悔奉献，而忽视了对其生活细节的具体生动的描述。《中华之门》中说到塔什库尔干边防站的官兵，戍边三、四年，探家只能十多天，如此不合乎常理的情况却在作品中得不到进一步交代，容易令人对边防战士奉献精神的真伪有所质疑。

其次，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缺少了对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观照，而归纳为千篇一律的思想和言行。军人的本质属性让其创作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过于完美只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不会让人为之感同身受，更不用说与观众有什么心理互动。如在《难报三春晖》叙述李春山为解放军排长严肃生治病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劝李春山抓紧为自己的冤案跑一跑，可他不顾自己的得失，毅然挑起女儿的担子，他不分严寒酷暑，不避风霜雨雪，不计任何报酬，整整坚持了两年零三个月，总行程达四万八千里。”为了描写李春山的忘我和无私，作品没有具体对李春山冤案做过多的说明，但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怎能视群众的困难于不顾，李家父女的拥军热情又是源自何处，这些疑问就在于纪录片忽略了对人物感情世界的深入和升华，而简单的“捡到筐子里都是菜”，没有对人物的思想和情感做更进一步的提炼和挖掘。

第三，理想化的表述方式，使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缺乏对本体意义的拓展，创作的宣传和定位同观众的期待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首先，摆拍和补拍等伤害纪录片真实的拍摄手法使军事题材纪录创作遭受到了篡改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原因，如拍摄对象的事迹和故事已成为过去，但为了更好展现人物形象只好摆拍，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军事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已经被陈旧的观念和意图所包围。尤其在拍摄英模人物无私奉献、边陲儿女扎根边疆时，人为地将人物周围的环境和人物本身拔高。如为了追求画面美感，要求被拍摄对象在训练场穿上崭新的衣服；为了追求场面气氛，兴师动众，人为制造大场面等等。如《军中铁汉》中马海生为外宾表演时是用分切的镜头来处理的，外宾镜头明显是后期编排上去的。此片中，有一个战士在宿舍内举杠铃的镜头，由于宿舍空间很小，这个行为与环境非常不协调，可以看出是摆拍的。这些缺憾使纪录片作品的创作真实性大打折扣，人物形象的丰满和高大也被人为地降低了。

同时，摆、导、补中高高在上的俯视视角也让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减弱了在人文关怀上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人物说出来的感受都是事先打好草稿的一套套的大道理，这样理想化的创作表达，让观众对军事题材纪录片的期望值降低，对创作的解码过程有效率也大大减少。最近，总政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联合摄制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变革与辉煌》，它是我军第一部用数字高清晰技术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有评论说，片子生动展现了全军官兵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动军队改革转型的辉煌历程，热情讴歌了当代军人牢记使命、勇担重任的时代风貌，是一部展示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富国强兵之路，通俗形象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电视作品。但是，从另一面看，片子的创作手法比较陈旧，尤其在人文关怀方面的表现还较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片子播出后，并没有产生大的反响。

其次，由于创作者对摆拍等的过分强调，有可能使生活中许多稍纵即逝、最珍贵的镜头和细节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溜走了。在军事题材纪录片中，其创作的本体意义就是“军”字，在“军”字上拓展创作的意义，就是既要有钢筋铁骨的力量感，又要有如水柔情的凝重感。要在这些普通军人身上发现我们称之为“军魂”的东西，就要通过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这个通道来捕捉“真善美”的闪光点。但创作者对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理想化创作手段剥夺了人物语言的自由意志和观众解码过程的真实审美感受，被拍摄对象的创作在被摆布中失去了被纪录的意义，只是充当着创作者说明主题的工具，或者是对解说词的填充，堵死了纪录片创作向更广阔天地拓展的出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等于是消解了军事题材纪录片的生命力。如《小哨士兵》里的小战士小庞为了排解寂寞与蚂蚁做起了游戏，但这个细节是由解说词来叙述出的，而没有画面的陪衬显然使创作失色不少。如果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创作中加以注意,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第四，作为党和军队的喉舌，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特殊体制使其忽略了观众研究和市场研究，从而导致在创作变革上少有创新意识。军事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往往是有特殊的管理体制，大多是由政府或军队领导机构出面组织专门的创作队伍，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有保障的，并有专门的播出机制，在少有竞争、少有市场的鞭策下，军事题材纪录片难免会在新一轮的更新中，在市场的大潮里迷失、落伍，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创新变得缓慢和迟钝。细数二十多年来的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表现军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困顿的个人生活中牺牲奉献的片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为这类故事有震撼力和爆炸性；在近年获奖的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是记录驻守在边远单位官兵事迹的纪录片作品就有六部之多，《哨所寄语》、《小哨士兵》、《来自喀喇昆仑的报告》、《吕班长和2号哨所》等都是反映在边远哨所军人面对寂寞和孤独时的生活状态，几乎都是在走与留、感情和生活上取材，创作内涵没有更多的创新，在表现军人个体上也少有精湛创作。

尽管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模式不能完全走向市场，但自觉加强创作观念中的市场意识和观众意识，这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军事题材纪录片的定位是做给部队、武警这一军队系统的人看，谈不上什么市场，但现在军事题材纪录片不仅仅是军内人看，军外人看的也多，从更高程度上来说，军事题材纪录片也是构建观众大国防意识的最好宣传服务渠道，进行全民国防教育，通过真实生动的纪录片形式比任何政治说教都形象得多、生动得多。在我国，由于受宣传体制的影响，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主要落在有重大意义的军事历史题材或有重要影响的军事人物题材上，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和强制意识，观众对这种创作方式已经麻木，如果不与时俱进，不对军事题材纪录片的市场和观众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那么只会固步自封，最后伤害的还是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自身。

 三、我国军事纪录片创作创新发展的基本对策

在纪录片市场化的新趋势下，如何发扬军队创作群体的特长和优势，克服以上提到的局限和不足，既适应军队特色，又创新发展，成为军队创作实现持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1、革新管理机制，培育优良人才。军队各级纪录片部门，应当既坚持军队管理制度的原则性，又照顾到纪录片创作的特殊性，注意采取灵活的管理方法，如在纪录片具体运作方式上，可以一定程度引入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竞争机制：招投标制、采购制等。建立灵活的考核和奖惩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军队纪录片创作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是军事纪录片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

2、强化观众意识，把军事意识和大国防观念汇入到创作中

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要立足于大国防意识，定位于三军内外观众，就要求视角由“官方”转向“民间”。在市场化生存环境下，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强化观众意识，这是改善军事题材纪录片所面临困境的重要渠道。一方面要及时、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供相关军事领域的信息，普及军事知识和国防教育，展示军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国内，着眼于国际，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出现的新领域、新技术、新成就和新问题，为观众提供多视角的军事信息，力求权威性、科学性、接近性和可视性的统一。归根到底，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要实现对观众大国防意识的渗透，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创作传递上要确定普通大众的主体地位，用大众的眼光和接受方式看待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展示，寻求一个准确的切入点，充分调动大众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

3、坚持主流价值取向，把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嵌入到创作中

军事题材纪录片不是一般的艺术作品，它反映的是军人的生活与情操，军人肩负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特殊任务，他们既具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又不同于常人，军人意味着必要的牺牲，因此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还是要以社会的主流意识为取向，一是配合重大的宣传任务，以讴歌和歌颂为主调，二是以积极的入世状态，去反思、去干预、去批判。不论是采取哪种姿态，主流化路线的创作者所秉持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唱响主旋律，为历史留下重要的影像记录。

另外，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从内容到形式都走向多元化，因而创作范围不仅要关注社会变革和重大事件，还要把视角指向生活中的普通人，着重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刻画人物个性特征，关注人物生存命运，表现人的生存态度、性格、状态乃至精神境界和道德意识，从中探讨其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融合和交叉。在军事题材纪录片中，将营房、训练场等地的军队生创作符号扩展为以军人为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符号；把对单一军人性格创作转变成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性格创作，把片中军人的职业角色创作符号转变成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符号，这不仅拓展了军人生活的情感空间和性格空间，更拓展了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空间，使军队的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时代生活相接轨，使人物的职业特征与其性格特征相交融，使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具有多义性、象征性、开放性。

4、加强与地方业界的交流，激发创作者的竞争意识，从而发掘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活力。通过一系列的横比、竖比来补短找茬，在创作观念上不断更新，努力营造一个让军事题材纪录片健康发展的生长环境。虽然军队纪录片运作模式因体制原因不能完全走向市场，自觉加强创作观念中的市场意识，在适应市场和张扬纪录精神之间找到契合点，对于军事题材纪录片创作还原于生活的客观和真实还是切实可行的。同时，非军事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观念的不断发展创新也给军事题材纪录片也带来了很多启示和机遇，使其创作也有了很广阔的拓展空间。比如，现在谈论较多的纪录片的“娱乐化”、“故事化”、“真实再现”、“人物扮演”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军事题材纪录片的拍摄和创作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同时也为纪录片创作注入更多新的元素。

5、加强对军事纪录片的包装和宣传，是适应纪录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在“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曾经“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纪录片作为我军电视节目的强项，首先要被推介出去，才会引起足够的关注。像《兵者》、《大排队》、《老镜子》这些优秀作品，尽管在业界有着不错的口碑，因播出途径的单一，竟然很少被人们了解。要改变这种好片子没有好的播出效果的被动局面，就要拿出相当的精力物力财力对片子进行包装和宣传。比如注意加大播出前的预告力度，播出阵地也不局限在军事频道自身，通过和地方频道的某些栏目合作推出自己的节目等。

当然，军事电视纪录片要最终达到传播效果，不能单单只考虑人的因素、媒介因素、环境因素等等，还必须建立健全能使各因素有机统一起来的有效机制，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注释：

① 石屹，《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

③ 陆晔，《电视时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④石屹，《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