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之家庭价值
——家庭价值与不安全感
（上篇）
王学富
考察家庭价值,要考察家庭所具有的功用，如生养子女，赡养老人，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教育子女（如学习生活知识、建立社会规范、协调人际关系、培育价值观念、指导生活选择），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娱乐需求、安全需求，承传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等。此外还需要考察社会因素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家庭对社会影响和冲击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它的价值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本文将从婚姻关系、离婚、子女教育、性观念、两代关系等方面，作出一些经验性的考察。
一、传统社会的家庭价值
中国尤其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包括国家政治都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中国社会的传统特点是“国与家”的社会组合，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因而有“国家”一词。了解中国社会，可以从家看国，也可以从国看家。宗法观念与制度一直贯穿着我们社会历史的进程，至今犹然。这个“宗”不是宗教，而是宗族，即家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人生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取向里，“齐家”占有中心地位，其它几方面则是其意义的延伸。因此，直到如今，人们还会说：不能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有时是用现代的话说出来：家都管不好，还能管好国家？可见“齐家”成了人生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的文化历来有“家天下”的传统，这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现代社会的公司管理仍不时反映出某种“家”的性质和表现形式。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很久，被一些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我们要问，在这个超稳定结构里，什么是它真正的凝聚力？文化考察发现，宗教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的凝聚力。举犹太民族为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民族经历了多次被掳，散落到世界各地，但没有被其它民族所同化，而且能够重新聚集，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国。这种情况在其它民族里也存在，因而有人以宗教来划分民族或文化版块。中华民族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在这个民族文化里起着最大凝聚作用的，似乎并不是宗教，而是家庭结构及其价值系统。特别是在传统社会里，宗教的作用往往是通过家庭价值系统得以实现的，甚至，现代社会的宗教形态也依然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钢筋混凝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两大源流的儒家不是宗教，也不是信仰，而是关于社会、政治、人生的哲学。儒家注重政治与社会，强调“国与家”的系统管理，并把这定为体现人生价值的取向或目标。道家更注重个人生命的意义。儒家对宗教似乎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对宗教却有非常强的同化力，或者说它们很能与宗教相互融通，并把它转化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涉及到家庭价值，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家庭价值系统，例如，用“忠孝节义”的法则把国家与家庭胶合在一起，铸造出稳定的社会结构；用尊卑长幼的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结构里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且各安其位。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传统社会对婚姻的稳定具有非常坚韧而有效的维持力，其中有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制约，有道德观念的人为约束，以及家庭系统本身的关系制衡等。如果要对此作一些评价的话，我们看到，道德观念和家庭系统本身对婚姻起到维持稳固的作用，但也普遍存在压抑人性的情况。例如，在男权社会里，婚姻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令许多妇女须作出牺牲，比方由于在经济与社会政治上不能自主，妻子被要求“从一而终”和“节烈”，但丈夫却可以纳妾。婚姻解体是少有发生的，即使解体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离婚，而是丈夫“休”了妻子。同时，社会在性观念上是非常保守的，特别存在着对女性的性禁锢和性虐害，但对男性来说却相对宽松，对特权阶级来说更是如此。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传统家庭遵从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社会规定，包括伦理、教育、职业与人生价值等。家庭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没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家庭，孩子教育的取向是接受一套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伦理规范和职业定位，并赋予一定的价值；有社会政治地位的家庭，孩子教育的基本取向则是通过文科学习而获得社会政治管理的兴趣与机会。与现代社会相比，其价值取向相对单一，基本上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相对而言，它明确而有效。但就整个情况而言，孩子在“尊卑长幼”严格的观念体系里，存在着受长辈压制的情况。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尤其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而经验往往属于年长的人。这一方面培育了尊重长辈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年轻人受压抑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二、“五四”对传统家庭价值的文化冲击
家庭价值是维持国家安定的基本要素，这是儒家思想非常突出的特征。但是，这个家庭价值体系，作为封建制度与伦理的主要载体，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了知识界的质疑，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批判。“五四”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家庭的婚姻关系、孩子教育、道德压制、性观念等方面。激进的批判者如鲁迅在其小说《狂人日记》里反映了一个家庭事件，这个家庭影射的是整个封建社会体制。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狂患者的观察和表述，揭示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是“吃人”，“年长的吃年幼的”。在建立新的家庭价值观念方面，鲁迅也曾著文《我们怎样做父亲》，提倡新时代的长辈“以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新人”，“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妇女解放”是“五四”的时代主题，它号召妇女从旧的强制婚姻中走出来，摆脱旧伦理观念的束缚，争取平等的婚姻关系，包括追求开放的性观念等。鲁迅著文《我的节烈观》，则直接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害。在他的小说《祝福》里，祥林嫂嫁过两个男人，此生遭遇许多不幸，更悲惨的是，她害怕到了阴间时，她的身子会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伤逝》里，“五四”女青年子君追求新的婚姻，但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中许多因素的阻碍，最终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因而鲁迅提出了“娜娜出走之后，怎么办？”的疑问，有意识地引导那个时代进一步思考妇女的解放需要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五四”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波及一些大城市的部分家庭，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家庭价值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虽然旧的家庭价值受到了批判，但没有真正动摇其根本，而新的家庭价值也远没有建立起来。原因也在于，这场文化运动缺少一个支持它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那是一个知识青年感到焦虑的时代，当时的报刊显示自杀率非常之高，反映出普遍存在的期待与失落的精神苦闷。这场新文化运动很快就中止了，中国社会转向追求政治革命，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体制。
三、“文革”对家庭价值的政治冲击
对于传统家庭价值，“文革”是一场至深且剧大的冲击。在传统社会里，家与国的关系如钢筋混凝土之于大型建筑，“文革”之前的家庭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稳固状态。但到了“文革”时期，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国破坏了家，国家政治对家庭价值的入侵与破坏，甚至可以说是大家（国家）取代了小家（家庭），以致家国不堪了。因为政治的入侵，家庭价值系统被输入了太多的不安全因素，形成“人人自危”的不安全感，甚至天伦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夫妻反目、亲子决绝随处可见。在那个时代，“自杀”的政治定义是“自绝于人民”，它依然普遍发生，尽管没有确切数据显示“文革”期间的自杀率。
在婚姻关系方面，也无数据显示“文革”时期有很高的离婚率，这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在那个时期，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来自道德和文化的约束，更有政治、法律的重重限制。哈京的《等待》便让我们看到其极端的一面。小说描述一个军医苦苦抗争二十多年，最终仍无法摆脱一场无爱的婚姻，不能跟相爱的女人结婚。“文革”期间，除了政治强制之外，道德观念、性观念，以及户口制度与工作关系所造成的两地分居等，都是影响婚姻关系的因素。这个时期的离婚率虽然不高，但不能掩盖一个普遍的事实：许多人长期维持着不良的婚姻关系。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例子，如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一些人宁愿在办公室打地铺住许多个年头，也不愿回家去面对不幸而又无法解除的婚姻。在许多情况下，“革命”是一个堂皇的名义，里面混杂着丑恶的私欲和陈腐的性观念。例如，伴随着各种批斗会而来的，总是个人隐私被公之于众；有的女性可能因为过去的爱情经历而遭受侮辱，被人骂作“破鞋”等。性禁锢与性压抑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家庭教育也因受到政治压力而出现各种异化，令许多孩子的内心不自觉地产生不安全感。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出现“学好数理化”的热潮，影响非常深广而持久。考察其本源，许多人的“文革”经验告诉他们：学文科是危险的。一大批从事文艺工作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在“文革”中被整，“文革”结束之后，他们也就坚决不允许孩子学“文”，强制他们学“理”。这种不安全感在后来演变成对“文”的普遍轻视，至今还有许多人觉得学文科是不实际的，甚至认为没有本事的人才学文科（除了外语、经济、法律等被认为较为实惠的科目）。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中学，轻视文科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是，因为生逢“文革”而失掉读大学机会的一、两代人，在后来会有意无意地强迫孩子学习，务求使他们考上名牌大学。这种种家庭价值中的现象，给许多成长中的孩子造成不少伤害。
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我一直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经历了“文革”这场大灾难之后，并没有经历一个医治的过程。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许多灾难，但总好像坚强得不得了，不需要医治一样。事实上，我们以为不需要医治的创伤并非已经不治而愈，反而一直在暗中起着破坏作用。“文革”的破坏力并非停留在政治层面，它深入到个人生命与家庭价值的各个层面，甚至，这种创伤经验会沉淀到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去，在我们社会心理的深层凝聚成一个恐惧之源，从中酝酿出更多非理性的极端情绪与行为，持续破坏中国社会的健康机体，包括其赖以维系的网络或血脉家庭价值系统。
四、“改革”对家庭价值的经济冲击
“文革”政治运动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的经济时代。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各层面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变化，也导致了许多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与机会、危机与活力并存的时代。从家庭价值的角度来看，人们面对新旧观念的嬗变与冲突，婚姻关系的危险、痛苦与调适，孩子教育的损害、困惑与探索，竞争的刺激与压力，下岗的失落、恐慌与重整……这一切都可能激发人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在响应问题时受非理性的情绪所控制，也可能使他们在碰壁之后重新用理性来统合自己的生活。
从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大家变小家的过程。传统大家庭的某些不适宜性开始显露出来，而它对家庭稳定的维持力也开始减弱。在婚姻和孩子的教育方面，上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冲突变得更为突出，核心家庭越来越普遍，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从其主流而言，传统家庭的价值取向讲孝悌、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六、七十年代讲家庭出身，讲政治思想；八十年代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不怕”里恰恰透露着一种深居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为试图靠掌握实用技艺来满足迫切的安全需求。到了现在这个经济改革的时代，人们讲的最多的是成功。表面看来，“成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在许多人那里，它一点也不空洞，相反，它反映的是一种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目标，而是相当实际的，总与个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成就。
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经济的冲击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人们选择的机会变多了，但压力也变大了，焦虑变重了，不安全感加深了，甚至，金钱追求变成了一种极端的倾向。金钱的作用被过分夸大，“缺钱”正在变成一种强迫性的社会恐惧，而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又加剧了这种恐惧，社会开始失掉长期以来维持其稳定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标准。这样的社会现状引发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和担忧，在有些人那里，这个时代几乎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从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危机给人们造成了几近于严重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1600至1800万神经症、精神病患者。在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在的江苏省，精神病人已达百万，精神分裂症等重度精神疾病患者有50万人，且每年新增2万人。我国的自杀率在迅速攀升，从去年公布出来的调查数字显示，中国每年有将近29万人自杀，实施自杀的人数达百万之众。我们长期从事心理咨询的经验发现，强迫症和抑郁症迅速增多，往往在从事高密度、高强度工作的人群中发生，特别是青少年患者成为其中的最大人群。如果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强迫症和抑郁症的时代，并非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