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有何满子先生的杂文《这不是反了吗？》，题目就让我一震，震惊地读完后，居然读出了这样一个词汇表：狗男女、蓄意吹捧、颠覆、胡扯、反华谬论、丧心病狂、大肆宣扬、居心何在……。这样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语词阵容，让我“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文章是因为“张爱玲热”引起的，这是一个已经持续多年了的文化/文学现象，其来有自，又原因复杂。对这一现象持任何看法应该都可以，唯独不应该的是张口就把人家骂成“狗男女”，虽然这一骂何文是借自“人民”和“百姓”。但，“张热”热的是文学，“狗男女”肯定是在文学以外。从文学以外说话并非不可以，但它为什么不可以是说理的呢？骂，除了泄愤，还妨害说理。所谓骂不容理，理不纳骂。不妨模仿一次龙应台，何满子先生，请用道理说服我。
当然，何满子先生肯定有他的道理。只是道理也不是唯一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很多道理具有多元性。比如何先生就认定“张热”得力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蓄意吹捧”，而这样做是为了“颠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因而夏的语言不过是些“胡扯”，甚至是“反华谬论”。幸好我手上有香港中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看来看去，以为这是一本学术书，不是政治书。而何的评论，倒和学术无关，其中的词汇全是政治性的，而且具有攻击性。尤其“反华”之说，殊难成立。试想，一个立意为祖国新文学传统作传的人，怎么可能是反华的呢？何况该书到底在哪里反了华，文中无从说明。至于和自己观点不同，就是“胡扯”、“谬论”、“颠覆”，这样一种文化习惯似乎也太独断。谁都不是真理的化身，你至少得用理性分析而不是话语攻讦才有可能说服人。
文章最后把南报北刊对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吹捧叫卖”痛责为“丧心病狂”，又由于这些发生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因此何先生就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的“大肆宣扬”的问题，问题更在“居心何在”。文章戛然而止，但谁都知道这种诛心式的“居心”是指向哪里、又将置人于何地。
惜乎哉！为文如此不堪。从题目到行文，从语词到语气，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么挥之不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你用一套什么样的语词说话，直接表示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显示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何先生的文章，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承传。它在四十年前达到极盛，但这个极盛又远源于四十年以前，亦不绝于四十年之后。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此，我面对或反对的不是何先生一篇文章，而是面对和反对一个百年来的“话语暴力”的历史脉络。
早在五四时代，钱玄同率先就把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骂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此，1920年代的“法西斯蒂”、“封建余孽”，1930年代的“洋场恶少”、“叭儿”“走狗”，不绝如流，且越流越大。仿佛是蓄势，终于山洪般地爆发了“牛鬼蛇神”和“残渣余孽”。今天的“狗男女”不过是这种文化惯性的一路下行。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语言？写作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应该是文明的，而以骂为表征的话语暴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反文明。如果这是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用文明和理性的语言来说话，用以狙击我们身上由那种历史积淀而导致的蛮性遗留。
何先生文章最后说，他纯是本着“良知”来发言的，我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因“良知”而引发的胡适指出过的“正义的火气”却十分危险。因为在胡适看来，“‘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并进而指出“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我从何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胡适的话在当下的针对性，因此就把它抄赠何满子先生和我们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