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已经很久了，现在我把它收录在自己博客里，留一个纪念吧。作者付瑞德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孩子，大概是“90后”吧。难得他在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胸怀和笔力，诚乃后生可畏也。愿他前途无量：

火车！林昭！谁！

作者：付瑞德

阿道诺曾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昨天当我看过赵锐女士所写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后不由仰天长叹，不能自已。本来心中翻腾过的千万言读感，却无从说起，面对电脑发呆，真是提笔万钧！

在我床的对面，有一张巨幅的林昭像，是我特地定做的，使得每日作息无不在林昭的注目下，有时小酌过后，竟会对林昭娓娓说起话来。昨日，更是难以入睡！从八点半到十一点面对电脑竟没有敲出一个字，由于还要赶今早的火车，便强迫自己睡下了，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大概到了两点才渐渐睡着，清晨五点有惊醒过来，再难入睡，索性起来打点行装。

大约七点，我匆匆赶往车站，幸而买到了七点半到北京的站票。三个小时车程大约过半始得坐下休息一会，我便又拿起《林昭传》品味起来，《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秋声辞》、《血诗题衣》、《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赵锐女士在文中几乎全文摘录目前所见不多的林昭遗作，“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每一句、每一字无不使我的五脏六腑颤动、滴血。彭令昭，我想这个名字用绵绵的姑苏吴语说出一定如同音乐一样，而正是这高贵、优雅的南国女子与血连在了一起，而且与整个民族的血连在一起，想到这又怎么能让我的心也不跟着淌血呢？！这般的淌血固然是一种痛苦，然而我却毫不保留的接受了这种痛苦，背负这血的痛苦远超过咀嚼。我再次将这本经过千山万水从台湾而来的书打开，台湾那是多么遥远，对于生长在大陆的人们，它在很多时候遥远的甚至超过了莫斯科，超过了华盛顿，“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两条自称掌握着“真理”和“民意”的巨龙在东亚殊死搏斗，几千万人因此丧命，海峡随即成为河汉，数十年间不相往来。在中国大陆当人们庆贺驱走了白色恐怖的欢呼声还在绕梁时，新的更严重的恐怖就已经降临了。“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当林昭作出这种判断时，几乎全体中国人还在陶醉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然而林昭还是选择了流血，林昭对妹妹说：“让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更容易忍受。”林昭在狱中向母亲要了大量白被单，母亲和妹妹百思不得其解，1962年，林昭保外就医，当他们发现林昭手臂上血迹斑斑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林昭的衣袖拉起，这才发现其手臂上全是密集的伤痕。林昭的母亲当即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啊！”我以为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如此哭泣更为让人伤心了。正是这样，这样血的文字，这样血的事迹感召赵锐女士以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滴血的传记。对于林昭，当一个人试图了解她时注定是万分痛苦的，跟何况作者写作中遇到巨大阻力，一个拖着不满学龄孩子的单身母亲，在这痛苦与压力下，查阅无数资料，走访大量当事人，数易其稿，终于于今年在台湾出版此书，对这样一位坚强和执着的母亲，我不得不献上我的敬意。

林昭，至今仍有无数谜团，而据八十年代曾经看过林昭档案的陈伟斯说林昭的档案有几大箱，足足占据了一个房间。后来林昭虽然平反却顶了一顶“神经病”的帽子，林昭曾对说她“神经不正常”的监狱管教道：“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认定为‘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定罪时是因为林昭说了真话，平反时林昭却只能是神经病！至于平反过程更是一波三折，而林昭的档案也成为了绝密，难以重见天日。而出版这本书却只能在台湾出版，林昭连同她的血和精神隔绝于她牺牲的这篇土地的主流精神之外，当火车上的人看到我在阅读这本繁体汉字以出版的书时，对此书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对面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乘客提出让她看一下此书，我欣然把书交到她手里，她大略翻了一下书的前言和后记，我可以感到她的兴趣并不在书本身，而在于对台湾出版物的好奇，然而我并不愿意放弃这么一个与人们谈论林昭的机会，我首先发问（其实不用问也知道）：“以前知道这个人吗？”

“没有。”那个对面女乘客回答，“对这种书不感兴趣。”

我对身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向您这个年纪应该听说过吧。”

这个老人同样回答没有，由于其此前说其去北京是参加某大学的校庆，所以我又问：“林希翎，您应该说过吧，她在北京学生界很有名，她前几天去世了。”

“林希翎是谁啊？”对面的女乘客抢先问道。这时老人也回答到：“没听说过。”

“您五七年的时候在学校吗？”我接着解释到，“林希翎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没有平反的‘右派’，‘五一九’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我五七年在上中学。”老人回答到。

“‘五一九’是什么？”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男人发问了，他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谈话。

说真的，这是一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我周围的几个年轻一些的人，根本不知道“右派”这个专有名词诞生于整风还是文革，对于这样一些对历史背景没有认识的人我的回答根本无法让其理解其中的历史意义，更无从使其感受其中忧国忧民，舍身请命，勇于担当的精神，我感到很无力，十二万分的无力，我只能回答到：“五七年，北京高校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运动，后来许多人被打成‘右派’。”

这是老人开始回忆到，那时的一些情形，他说他后来也接受思想改造，我插嘴到：“也没改造过来？”老人回答是的，很多人都这样，接着他指着我的书说，“想这个就是勇于坚持真理的。”这算是我今天听到的唯一一句对林昭的正面评价。

之后老人提到张志新的死，不过老人记不住张志新的名字，还是经过我提醒的，这时对面的女乘客又开始提问“张志新是谁啊？”这次我没有回答，只是让老人讲述完她对张志新案的看法，大概是说张志新反对林彪（看来老人也对张志新一知半解，至于年轻人知不知道林彪哦可说不清），可那是林彪已经叛逃了，还是被杀了。接着来说那时候说抱怨几句就可能成反革命，哪像现在说什么都行。

我旁边的男人补充到：“言论自由了。”

说道这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其实我起头的时候及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于是我又低下头看书，只是依稀听到人们开始赞叹，我还听到我傍边的男人说到：“现在中国挺好的。”

林昭曾对前往探望的张元勋说：“我随时可能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胡杰导演说：“时至今日，林昭的诗歌、著作、血书仍关在狱中的铁屋里服着刑期。已经四十多年了，这是为我们没一个人的良心服着的刑期、为我们民族的耻辱服着的刑期、为世界文明史服着的刑期。”林昭的话说过已经四十多年，被锁起来不仅是遗稿和档案，更是林昭的全部，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至今还太过陌生。林昭早已留下过遗言： “告诉活着的人们： 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了。”可是活着的人又知道林昭是谁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林昭秉承了天主的公义与宽恕精神，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便是林昭，对人性充满敬仰和渴求的,却一次次被折磨。林昭曾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更甚至管教唆使监狱中的女流氓每日对瘦弱的林昭进行毒打，种种罪行，不可胜计。“这样多的罪恶！——这样侮辱！——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能够恶毒！——这样惨无人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林昭誓言：“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五十年代末甘粹劝林昭不要用鸡蛋碰石头，林昭则回答：“不，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面对灾难林昭清醒的认识到：“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在囹圄之中林昭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封闭的中国大陆林昭思索着世界上也刚刚开始的研究——极权主义研究，而且她的认识比现在许多人还要深刻，请看下面的话：

● 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

●自由，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不能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奴役，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

●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不再有皇帝！

林昭短暂的一生，是敢爱敢恨的一生，要么大爱，要么大恨。林昭出生于“九一八”后不久（一般认为林昭生于1932年，据赵锐女士考证林昭事实上生于1931年），当时国事日下，林昭的母亲为革命奔走不休，年幼的林昭便自开始受到了革命精神的影响，与日伪周旋，与国民党周旋，十五岁便开始发表文章抨击时弊，十七岁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加入中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九四九年，她如同所有人一样在热烈的气氛中迎来了新政权的诞生，她不顾家庭、学校对其赴美留学的期望，毅然前往她心中的革命圣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甚至不惜给母亲留下了“活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她热忱的投入工作，把地主放在水缸中受冻一夜，毫不畏惧的观看枪毙地主，她写下大量文章讴歌新的社会，她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父亲。为了使自己革命她甚至揭发父亲收听“敌台”，不惜无中生有揭发母亲。这时的林昭如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的生活着，但林昭毕竟是林昭，几年后当林昭看清这伪善的罗刹鬼脸后，她对母亲忏悔到：“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在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这便是林昭，敢于直面事实的林昭，敢于独立思考的林昭，我以为这些都是林昭精神可贵的一面。人有时难免误入歧途，可一旦放弃思考、拒绝忏悔那才是万劫不复的灾难，更难能可贵的是林昭的思考并不仅局限于自身，更是对整个民族的思考。我常想如果当年林昭出国留学，那么以林昭的才华世界上将会多出一个诗人，然而中国，将在这最黑最黑的诅咒中减去这为数不多光芒，民族将失去一条可以为后世瞻仰的脊梁。

作为对比林昭的弟弟彭恩华却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他疯狂的虐待母亲，以至许宪民写下《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为毒打九次》，同样的家庭、同样的时代，为何他们走的路如此不同？我想这是一个极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自然是一个人性的问题，然而林昭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还不止这些和她本身，还有她的案里案外以及身后之事。林昭死后，骨灰何存成了一个谜团，以至于八十年代时林昭追悼会上人们可以凭吊的只有林昭母亲收藏的一缕林昭的头发。然而这个谜团的解开却在彭恩华的身上，1993年彭恩华的前妻刘湘在代为清理彭恩华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的住所时发现了三盒骨灰，2000年刘湘在与林昭的堂舅许觉民交谈时才终于水落石出，这三盒分别是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母亲许宪民和林昭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是谁火化了他们的遗体，又为何交到彭恩华手中？彭国彦在1968年服毒自杀，彭令范和母亲并没有关于彭国彦骨灰的消息，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找到骨灰的？同样的疑问同样在许宪民和林昭骨灰的上面，而且彭恩华又何为收藏了父母和姐姐的骨灰，是良心还是责任？他又是怎样得到到？彭恩华为何在世时只字不提？现在彭恩华已经去世，这恐怕将成千古谜团了。另外，林昭一波三折的平反更是留下无数疑问，1979年，彭令范接到了一个为透露姓名的公安局人员电话，电话称关于林昭一案公安局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有不在少数的人为林昭是被反对派打下去，甚至有的已经去世”，这些人都是谁，为什么至今没人站出来？后来这个人将林昭的两本日记交给彭令范，那么这个人是谁，她为什么把日记交给彭令范，是他冒着极大危险这么做的还是“上面的意思”？无论是胡杰导演还是赵锐女士在采访时时，没有一个当年迫害林昭的人站出来，说出一点当时的情况，而据说主张将林昭从重处理的人后来身居高位，那么这人是谁？时间一点点流过，当事人也相继逝去，林昭连同真相不可避免的远去，还好有赵锐女士这样勇于担当的人，历尽千辛万苦整理了林昭的资料，是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林昭的影子，感到林昭的呐喊，我想火车上的遭遇固然可悲，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能够感到这种精神的感召，也未尝不有希望，成如林昭在《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这样一笔: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2009.10.17写，2009.10.1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