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更重要的是爱人

——学者邵建谈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

本刊记者   赵 锐

　　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边缘人”。其实，他可是国内颇有名气的人文学者及时评作家，在“一南一北”的《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亮相频频，口碑颇著。今年以来，邵氏新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甫一问世，就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近水楼台先得月，本刊记者日前就胡鲁问题采访了邵建先生，下面是记者与邵建的对话——
　　
　　问：最近因为西藏、因为奥运，国内再次涌动爱国主义热潮，网民们号召抵制“家乐福”、抵制法货……请您不妨猜测一下，假如胡适和鲁迅在世，他们对此会持什么态度？
　　答：胡适鲁迅都是爱国者，但假如他们今天在世，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赞同抵制家乐福之类的方式，尤其是胡适。抵制家乐福，同时也抵制了那些在家乐福中租赁空间的同胞。租赁费不会少缴，但他们的营业额却会因为抵制而减少。因此如果抵制造成损失，他们首当其冲。你说，这到底是在抵制谁呢？
　　胡适有个观点，爱国更重要的是爱人，如果把人抽空，空谈爱国，那么这种爱国至少是很可疑的。家乐福里是大量的中国同胞，如果我们要谈爱人，我们其实就无法抵制家乐福里的中国人。另外，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因为在巴黎保护奥运火炬被网友誉为“民族英雄”，但当她表示要慎重对待抵制家乐福时，立即又被一些网友骂成“汉奸”。而且有些爱国者对金晶的骂还抓住她的生理缺陷不放，比如网上有贴子：“我看她是先没腿，现在是没脑了”。拿别人的缺陷下药并诅咒，无法不让人齿冷。因此，建议这些爱国者像胡适那样，在爱国之前先学会爱人。
　　这是胡适给我们提供的爱国榜样。上个世纪九一八后，大敌当前，国势危难。1933年间，一位董姓作者在《大公报》上发表爱国宏论，声称“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说：“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这种爱国不爱人的论调，震惊了胡适，他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言：“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在胡适看来：“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能学着这种壮语去作战！”胡适当然不情愿亡国，但他的爱国是和国民联系在一起的，是落实具体的人身上的。像董氏那样，驱民赴死，用他人的生命满足自己变态的爱国热情，这样的爱国毫无意义，更野蛮。因此，建议今天抵制家乐福的爱国者，不妨学学当年的胡适。
　　问：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胡适和鲁迅作对比性研究？这两个人物是属于２０世纪的“过时”话题吗？
　　答：如果要推选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那只能是胡适与鲁迅了。我所以选择这两人作对比性研究，不仅因为他们自身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举足轻重，同时他们两人在思想价值倾向上天生就可以构成一种对比，并且这还是上个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不同道路的对比。这种对比即使对今天而言，仍然有它的意义。因为胡鲁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胡鲁当年面对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其实就是当年胡鲁两条道路应当如何走的继续。因此，我不认为胡鲁是纯粹的“过去时”，他们和他们面对的问题依然活在今天。
　　在比较的意义上，胡适的道路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道路，鲁迅的道路是俄苏性质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胡适文章的字典里，举目皆是“民主”“法治”“宪政”“公民”“自由”之类的词汇，这些词汇在鲁迅那里相对缺乏，他的精神世界更偏向于“革命”“推翻”造反”。这两人一个是改良者，不主张用暴力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是革命者，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另外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上，鲁迅主张“改革国民性”，轻视制度作用。胡适更倾向于通过民治制度的实施，用制度本身来教育国民，并把他们锻炼成公民。当然，胡适鲁迅的不同还可以例举下去，比如鲁迅的格言是“一个也不宽恕”，胡适则声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文化上，胡适是一个多元论者，鲁迅则倾向于一元论，等等。这些对比还有很多，它其实关系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选择和文化选择。因此，我把这样一段话作为该书的“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本书以历史叙述和思辨解释相结合，要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文化性格的不同，并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重构。”
　　问：过去人们对胡适和鲁迅已经形成了怎样的认识？通过您的长期研究，您是否认为您已经把握了真实的胡适和鲁迅？
　　答：过去人们对胡鲁的认识已经陷入一种模式化，比如鲁迅是民族魂，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胡适因为当年被列入战犯，又被鲁迅指斥为“奴才”“帮凶”“帮闲”等，事实上已经被妖魔化了。当然19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我而言，在胡适问题上，我是“去妖魔化”，正如对鲁迅的态度，我是“去圣化”。我的书把他们两人放在20世纪的思想史的框架里，以理性的态度进行梳理、分析、评价。我的写作被有些人视为“扬胡抑鲁”，其实不是这样。对鲁迅，我更多是反思，但这与抑无关，何况我还很认同鲁迅的文学。我虽然肯定胡适于今天的意义，但对他的某些思想（比如他当年对俄苏的认识），照样以不客气的批评。我对胡鲁研究的态度是胡适的一句话“实事求是，莫做调人”。至于我的书是否真实地把握了胡鲁，我只能说，我试图努力这样做了。至于做得如何，由不得我说了算，那要由读者来看了，尽管读者的看法肯定也不会一致。

［精彩书摘］

“爱国癫”是一种非理性状态

                                                 邵 建
　　
　　高调爱国，历来是中国的爱国特色，但能解决问题吗？这是胡适深所忧虑。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以空前的热情讨论“二十一条”，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登上了《中国学生月报》。胡适为此事甚为焦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索性披衣坐起，，“书至夜分二时半”。胡适在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胡适这样做很不讨巧，甚至危险。一顶卖国的帽子胡适几乎是自己往里钻。果然公开信发表后，胡适遭到了攻击。到50年代了，胡适给唐德刚做口述时提及这一节，唐德刚犹愤愤不平，他在文后加注云：“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
　　当年胡适“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他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和那些北美留学生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
　　胡适的功利非关个人，此刻他关注的乃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战争是群体生命的填空，道义只能是个我律令：这是自由主义性质的群己关系。为拯救民族，不惜自己流血，这是道义。如果轮不到自己上战场，却说便宜的大话，这其实是要别人为道义买单，而且是用生命。因此，在群体安危的面前，选择者没有道义，只有功利。或者，出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的选择，就是道义。面对这么多的生命，轻言开战，尽管是为国，恐怕这国不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构成这国的无数血肉之躯吗？挺战者看起来占据了“意图伦理”，但没有“责任伦理”打底的“意图伦理”极为可怕也极不负责，它完全可以为了意图而不择手段，又可以为了意图而不计后果。比较之下，胡适出言低调，但，这个“低”是因为它踩住了伦理底线。可以看到，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胡适一则反对中日开战，一则反对日本控制远东。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声称是个世界主义者的胡适看了老大不高兴，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他崇拜的威尔逊：“余完全信奉威尔逊总统所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墨西哥有权革命，中国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发展。”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支持“支那之友”的观点。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胡适在文中发出警告：“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
　　“爱国癫”是一种逾越正常界限的非理性状态。如果再往前发展，等着它的就是“爱国贼”了——这是国人对当年日本少壮军人的指陈。30年代，日本的部分年轻军官违背文官政府的意旨，不断在中国挑起事端，最终导致中日战争爆发。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灾难，同时也把自己的国民拖入战争的苦海。结果呢？美国丢下了两粒原子弹，报销了两个城市，死亡平民无数，最后摇出白旗忍辱和人家签城下之盟。不能说那些发动战争的少壮军人不爱国，可怕在于，这种爱出于野蛮的自私，它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来体现。只是这种野蛮之“爱”代不乏人，又岂独日本一国之为然。    　（本文节选自《瞧，这人》第二部分第十九节,题目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