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韩东小说之前，先读了他父亲方之先生的小说。比较他们的小说，隔代的感觉肯定有，而且不止一代两代，但还是有相同之处，一是真诚，二是小说里的那种细致、周到。
读完能找到的韩东的小说、诗歌之后，与他的交往也开始了。
1999年2月4日，我去了韩东兰园家。上午先在家备好牛肉土豆、银耳红枣等，下午与自由画家刘鼎、自由摄影家孙健一起去菜场，买了鱼、羊肉，５点钟我们准时到了韩东家，走到６楼，刘鼎喊了一声："二叔！"，７楼马上就有人答应着。70年代出生的这拨人有时玩笑地这么称韩东。
兰园的主人是韩东妈妈，但她最近去了深圳大儿子家过年。这是老式的三室一厅，一切很简陋，还保持着70年代的样子，只有微波炉、电热油汀是现在的用品。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一排牡丹水墨习作，黑的是枝叶，红的是花朵，作者是他妈妈。
去厨房做菜，才发现泡好的红枣忘了带来，韩东说他去买，又问还需要什么一并带回来，表现蛮积极的。这天，我做的菜有凉拌四季豆、土豆烧牛肉、葱爆羊肉片、腊肉炒蒜苗、鸡蛋炒芹菜、酸菜鱼汤、冰糖银耳红枣汤（后来孙健又加进了荸荠）。开饭前，刘鼎买了桶米酒，但韩东老说是假酒，我们就没喝。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油汀边，挺暖和。刚坐下，我就发现桌子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韩东妈妈写给他的备忘录，琐琐碎碎共有７条，什么深圳的联系电话、关煤气、怎样处理抽水马桶水箱漏水、几天给花浇一次水等等。一条一条排列整齐、字迹清秀。
吃饭时，听韩东讲"断裂"前前后后的故事，我们笑得要死。如他讲那次"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朱文、鲁羊如何气度不凡地与评论家王彬彬、费振钟论争；王干两天没发言，最后不得不发言时，说最近家里正在装修，准备用"新生代"地板；徐兆淮做的会议总结照样说，这几天我们的讨论很成功很圆满……朱文拍拍他的肩膀：老徐，说实话嘛。会上还有关于"智商"的争论，会后有《南京日报》的报道（1998年11月20日头版）。这篇题为《天才？狂人？--新生代作家与评论家在宁发生冲突》的文章，据韩东说记者并没有采访他们，很多地方纯属杜撰。
韩东总结道："断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并非什么你是这种文学观而他是那种文学观的问题，有的评论家，你平时不跟他在一起玩就不行。韩东说这种人绝对伪善。韩东还说到了同是评论家的王干："他们都认为王干是'断裂'分子，其实王干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们不信。"他提到了开"青创会"时（1998年11月23至26日）有人把小字报贴到王干房间的门上以及后来王干的办公室还着过一次火的事情。
"断裂"使原本一团和气的南京作家们有了分别，原来作家们都是在一起踢球的，自从"断裂"以后，作协那一帮人就不来踢了。韩东说这很有意思，可以写一篇《"断裂"与足球》。看得出这一段时间"断裂"已与韩东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了，想的是它，谈的是它，墙上贴的也是"断裂丛书"的宣传画，这套书由韩东主编，６位作者（楚尘、吴晨骏、顾前、贺奕、金海曙、海力洪）全部是"断裂"行为的参加者。
饭吃到一半时，这次聚会的张罗人宋珂才来。宋珂那会儿在《现代经济报》工作，进门就喊累，手里抱着一个大筐，这是她取名为"尼采"的狗的窝。宋珂一进门，进餐的节奏明显加快，５个人里，我放了寒假，韩东、孙健、刘鼎是自由职业者，只有宋珂满脑子都是事，她边吃边向韩东讨教，从整个版面到具体的专栏，甚至她要做的艺术家访谈也要韩东帮着想几个要采访的问题。韩东挺有兴趣地策划开来，从栏目名称到行文方式，一一道来，还起身去书房拿出报纸、期刊，说这些给你做资料，回去你就能编出来。宋珂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每次到这里来都能捞到不少东西。兴头上，宋珂说："你给我开个专栏吧？"韩东马上说："可以啊，问题是你们敢登吗"宋珂不吱声了，我们全体笑起来。
饭后，韩东很快地收桌子、洗碗。碗只洗个头道，说吃的时侯再洗。他说他妈妈在家时他是不做事情的，又说："我们家很凋零，哥哥一个人，我一个人，妈妈一个人，原来我们家六口人，现在剩下三口人。"另外三口人我想是指已故的父亲、爷爷和奶奶（实际上是外公、外婆）。
韩东拿出几本旧影集，里面是50、60、70年代的黑白照片。当翻到一张韩东和一条狗的合影时，韩东叫起来："看看，这是我的狗！来看看我的狗吧！"两寸的小照能看出什么呢？但大家还是纷纷传看。

99年4月18日，韩东第一次来我家吃饭，那天朱文也来了，他们常常快速地冒出一些精彩的话。当我先生说了句："二位的小说真好……"韩东马上接了过去："朱文的比我的好。"朱文咯咯一笑："我正在啃鸡腿，来不及说，你就先说了。"大家都笑起来。
他们议论完上海的"超市展"，话题又转到了"断裂"的第二个行为"我仍这样说"。韩东说："我们的行为是开放式的，形式具有创造性，而那种你写过去人家再写过来，争来争去的方式太腐朽啦。"腐朽这个词一出口，我们又笑了。
已经是夜里10点了，我女儿还不肯去睡觉，要听韩东、朱文讲话，说："他们真有意思，全是幽默。"还说韩东像美国电视连续剧《天才保姆》中的奈尔斯。

99年4月25日下午，为纪念方之去世20周年，我又去兰园，访问韩东妈妈李艾华。她过完年从深圳回来了。这天是星期天，但韩东照样去他的工作室写作，工作室是他的另一个家，在瑞金北村。
在空空荡荡的家里，李艾华与我聊方之的生活，捧出她制作的一个封面上写有"方之纪念册"的硬壳本，里面的白纸上，贴着各报刊发表的纪念方之的文章，其中有叶至诚、陆文夫和她自己写的。叶兆言1984年在《雨花》上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也被贴在白纸上，文中说，方之当年常坐在叶家的红沙发上闲聊，感叹自己因为家里三代同屋，没有写作的空间。
大约６点多钟，韩东从瑞金北村来电话，让我留下来吃晚饭。我陪他妈妈去楼下菜场买菜，回来时他妈妈在楼下信箱里取邮件，一边说韩东每天７点来钟回家，一边我们就看到韩东背个大包出现了。
后来楚尘也来了。饭后，我们３人去了顾前家。整个晚上，韩东都在忙着：先是说服顾前接受我的采访；然后是为楚尘的《东方文化周刊》设置各种栏目并想出栏目主持人；临走，还不忘把顾前"狠狠地"说一顿："周刊这些栏目你好好想一想，看看你能做哪个版。也不要你写，你就拉拉稿，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解决啦，要想想眼下的生活！这样做你也很高尚，同时又帮了楚尘。楚尘太忙啦，他的《一条狗的青年时代》出来后他就写出来啦，不写很可惜&"顾前说，好的，我好好想想。

99年5月5日，我去顾前家做访谈。顾前家所在的白下路离瑞金北村不远，做完访谈时是下午３点，便想去韩东写作的地方看看，只是顾虑下午是他的工作时间，先打个电话再说吧。结果他说可以。我要了一辆的士，从白下路到瑞金北村，记价器上的显示是2.3公里，７块钱。
进韩东这个家，我先看厨房，只见煤气灶上、操作台上盖满灰尘，就知道这里没被派上用场。我问韩东带来的冷饭怎么吃，他说用开水泡泡，我又问菜怎么热，他说也用开水泡泡，并说他的胃比顾前的好。
这个家也是老式的三室一厅。有一间屋没有家具，只放一台电脑，这个屋打扫得很干净。卧室里没有床，地上只搁了一个大床垫，很多书和杂志就堆在这里。还有一个屋是客厅。如果有一个忙前忙后的女主人就该算完美了。
也许 是 我刚从顾前家出来，这天，韩东谈到了穷与文学的关系。他说："'断裂'采访完，你会发现我们这帮人里有穷人、富人之分。现在大家都把穷归于文学，这不对，你穷是因为你整天不干活，钱要去挣才有，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用稿费来养活自己也是不现实的，一般一年能写10万字就很不错了，千字60元，那就是一年挣6000元，6000元能生活吗？不能。你要钱，就去干活，你不能因为穷就让穷侵蚀了你的灵魂。其实我们已经从文学那儿得到了我们该得到的东西，你可以享受早上８点不用起床上班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就是文学带给你的好处，你有什么可抱怨的？！"
一同去的还有孙健，他们俩互相说到女朋友的事。韩东说自离婚到96年止，他一直有女朋友，分手一个谈一个，又分手一个再谈一个，但9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能上心的女朋友了。他拿出前妻及离婚后一个女朋友老虎的照片给我们看，最后一个女朋友的照片他不肯拿出来，就是这个女朋友，让他分手以后很长时间缓不过来。我最早是从毛焰的油画（《我的诗人》）里看到韩东的，此刻，韩东指着书架上立着的那幅画的小印刷品，说这就是那次失恋后的样子，整整半年时间失眠，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又说，现在是画不出这个样子的。

99年8月5日，扬州电视台女编导冯洁带着摄制组来南京，她想拍关于自由作家的系列片，我自然是领着她拍我正在采访的这些作家，一天之内，我们拍了顾前、陈卫和刘立杆。去了鲁羊后宰门的家，鲁羊不在，我们就拍了他住的筒子楼的周围环境。在刘立杆家里，冯洁买来一些熟菜，边吃边拍摄。不久，刘立杆打电话给韩东，韩东不肯过来，说他是从不上电视的人，冯洁答应决不拍他，他才骑着车过来。饭桌上，韩东讲他最近从武汉发现了一个女作者，名叫易羊，说她写得很好，我们问是怎么发现的，韩东只说&"说来话长。"就没了下文。
晚上９点，我们与朱文、楚尘、赵刚约在"半坡村"酒吧见。韩东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他把呼机忘在家里了，说呼机是他的生命他爱呼机。刘立杆没勉强他，刘说这几天有位叫小花的太原姑娘来投奔韩东，韩东又是帮她找住的地方，又是为她求人找工作，忙得团团转。到了"半坡"，朱文、楚尘他们也不时说到"小花事件"，能叫得动的朋友都要被韩东抓差，或带小花找工作，或陪小花上街买东西。当时去太原的有韩东、朱文、顾前、楚尘，大家一起认识了他们住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小花，但只有韩东留了地址给她，因为就他有名片。
在韩东的安排下，小花很快有了工作和住的地方，但好景不长，她家乡来人将她带走了。

第一次访谈

1999年11月14日，我带着南京师范大学96级新闻系的女生张亮去瑞金北村，做了韩东的第一次访谈。我和张亮到达之前，刘立杆与太太王陵已经坐在了韩东的客厅里。见我要采访韩东，刘立杆不但不回避，反而兴趣极浓，说要搞搞韩东，他常常把我的采访提纲拿过去，字正腔圆地念出来，有时他还抛开提纲，即兴发问。

一、我不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汪继芳（以下简称汪）：你是几岁随父母下放农村的？
韩东（以下简称韩）：八岁。
汪：苏北农村的生活给你带来些什么影响？
韩：带来哪些影响，没有总结过。
汪：问第二个问题……
刘立杆（以下简称刘）：不行，得说，不能放过他。韩东，我觉得你有两个身份，包括写作在内，一个是城市的身份，一个是农村的身份，而且这两种身份在你的小说里同样的强烈，你的小说可以分为城市题材的小说和农村题材的小说，我觉得你写农村的小说特别自在、特别自由、状态特别放松，在城市里你总有一些边缘的、抗拒的、不习惯的，用的是这种方式，我想这种面貌是不是跟你下放的生活、童年的经历有关系？
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愿意把农村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乌托邦，那是对农村不了解，农村也是社会嘛，农村的那些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嘛，对吧？反正我觉得乡村生活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家园式的，不是一个乌托邦，不是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园地、最后的归属，这些概念都和实际上的农村生活没有关系。农村嘛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种的蔬菜，自己种自己吃，挺新鲜的，这个对身体有点好处吧，没有所谓的什么力量的源泉，我觉得够不成这个东西。
汪：大学毕业时怎么会分配到西安？
韩：这个算是发配吧，在大学里就不安分嘛，搞文学社，后来这事儿弄得很大，反正说来话长。在大学里就开始对抗。
刘：对抗什么？
韩：对抗那些不自由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写诗，我们也搞文学社，就对抗一些精神上的压迫、体制上无处不在的这些东西，结果，那只能是发配啦，没有办法治你，那就是分配工作时治你，从那个什么意义上讲，我的工作分配得是比较差的，因为不能去北京的那些人也基本上能回到家乡。这算一种惩罚吧，分到陕西财经学院。
汪：在南京的单位里待了几年？
韩：一九八二年毕业到一九九三年辞职，一共在单位里待了十年。西安二年，南京八年。
汪：你是怎么给学生上哲学课的？
韩：首先考试都让他们过关，不为难他们，在这个地方不实行什么老师的权威，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咱们这门课就是宣传，它的目的就是非常荒诞的。但是教学大纲上有这门课，学生都必须过，就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为难他们。
刘：你上课是照本宣科呢，还是说一些跟课程不相关的什么大放厥词啊？
韩：没有没有，也不大放厥词，也不照本宣科，只是讲跟考试有关的，比如说要考什么，要求他们背下来或抄下来，然后也不攻击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娱乐课吧，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时间要过得愉快一点，讲点飞碟哪（众笑）、野人哪、地外生命哪……
刘：哦，外星人。
韩：讲点什么情感上的事情哪……
刘：（怪腔怪调的）那你的学生喜欢听你的课吗？
韩：喜欢。当然喜欢。他们在课堂上讲话，睡觉，不来上课，都没有关系。
汪：做了10年的马列教员，而你又从事这样的写作，这是否是你辞职的主要原因？
韩：不是的，如果不教马列教中文，我更得辞职。马列和文学关系还不大，中文和写作关系更密切一点，那套学院的东西跟那种创造的因素相去太远，而且构成干扰。
刘：是时间上的问题？
韩：绝对不是。
刘：精神上的？
韩：是那种东西本身它会模糊你的思想。我觉得大学中文教育，它跟艺术写作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它又冒这个之名，所以就危害性更大。当然哪，你可以去搞研究，可以搞文学研究，但你要去搞文学理论研究，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地方那是很可笑的事情。我觉得教马列跟写作这件事，冲突还不是很大。
汪：那是什么原因辞职的？
韩：就是在一个体制下生活，有人管着你，这个很可怕，还有什么上级下级，有领导，还要开会，还要守纪律，要为一些非常虚无的事情浪费生命。这些事情我觉得和我的天性不相容。
汪：当初，你与小君志同道合，后来你们分手了，你是怎么看这一段婚姻的？
韩：这段婚姻没有什么特殊的，与别人的婚姻开始结束我觉得是基本相象的，没什么特殊，跟文学关系不大，我们结合也不是因为文学，分手也不是因为文学。文学只是一种材料性的东西。
汪：听说你是个飞碟迷？
韩：我不是飞碟迷，这个定义不准确。我对这种神秘的事情还是有兴趣的吧，对在现有的知识结构范围内，得不到解释的事情还是有兴趣的。但是像目前飞碟也成为一种文化，通俗文化，通俗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它有非常相同的令人厌恶的浅薄的东西，我不是喜欢这种文化。我只不过是个人的兴趣，对神秘的东西有兴趣，愿意知道它。
刘：哪些东西是你认为神秘的？
韩：世界上神秘的事情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充满着神秘，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动物、对植物、对自然，我觉得都充满了神秘，对于我来说都显示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神秘的符号。我对这些都有兴趣。但我对上班没有兴趣，因为上班没有什么神秘。
汪：你帮《芙蓉》做了多久的编辑？你的编辑思想是什么？
韩：已经做了一年。编辑思想没有什么特殊的嘛，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像我们国内，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他要成功，刚开始时不能通过出版社，他通过杂志发表，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出书，它是这样一个渠道。那么特别恶劣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杂志、编杂志的人，都是国家分配的工作，他既不是出于自己的热爱，比如说你喜欢编杂志，他既没有热情，也没有 专业经验，只不过是一种工作。这个东西很可怕。很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你必须通过这一关出来，但这一关又掌握在一些麻木不仁的人手上，比如说你是中文系毕业，你是什么硕士、博士，这个东西说明不了什么。三十年代有很多杂志，那些杂志就不一样，它是酷爱杂志的人编杂志，是欣赏家编杂志，至少他是出于自己的目的在那儿编杂志。但我们现在就是你想编杂志，却没有办法编杂志，你不想编杂志的人，他把你分配到那儿去编杂志，因为有很多报偿很多利益，所以也有很多人争相去编杂志。所以谈什么有眼光好的编辑啦优秀的编辑，其实这都是比较而言，只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比较接近编辑的标准而已。我觉得事情荒唐就荒唐在中国的写作者他必须得通过杂志来出现，那么这些杂志又控制在一些什么样的人手里，他的基本成员是什么样的，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编这个杂志，这个事情就荒唐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于中国当代的年青的诗人、作家，这个事情就变得尤其严重。我想至少我是一个热爱编杂志的人。以前我编《他们》编了10年，民办刊物，那么现在我再来编《芙蓉》，其实不是编，是组稿，那么肯定这里面我有着自己的鉴赏力，但不是由于利益驱使，这是个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编辑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那个编辑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这种区分才有意义，你连这个基本的水准都达不到，完全对文学一无所知、麻木不仁，你去编杂志？所以有时候中国的作家处境非常困难，他碰到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杂志。这实际上还是体制问题，那些编辑也没有错误，他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他生而为人，在社会上要占有一定的份额，他干这个工作，他也没有错误，还是一种体制的问题。
汪：99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有篇《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态度恶劣，类似这样的文章，你看了怎么想？
韩：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也习惯了。现在大众媒体时代，别人要知道你，要谈论你，总是以他的方式，取悦于读者和听众的方式，来谈论你，跟你自己做的事情、跟你自己的实际存在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非常愤怒，就觉得别人侮辱了你，这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你整个是一个人，你身陷在时代的格局里面，这个东西是谁都不能逃脱的。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而且我不是一个很自恋的人，觉得自己那么的重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文论报》上有一个老作家叫韩冬，冬天"冬"，以前也写过小说，他现在改成了跟我一模一样的"东"，那么我在上面发文章，他也在上面发文章，《文论报》也不做区别。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能跟它的主编说一下吗，或者是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南京或者江苏？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想法，我觉得人不应该这么顾及自己的名字，他骂就骂吧，或者说他不利于你就不利于你。有很多批判文章闹了很多误会，把他的一些言论（笑）加在我的头上，这种事除了有点幽默之外，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不是那么照顾自己。但是我写东西还是比较负责的，只要是从我这里出来的，就必须为它负责。但是你对作品的负责，和对于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名声的顾及、对自己羽毛的爱护，这是两回事情。我绝不可能像韩少功一样跟人打官司，别人侮辱了我，对我的作品怎么曲解了，或者我的名誉有什么受损的，我的心理怎么受到了创伤。有些人喜欢这些事情，有些人表面上反对这些事情，但实际上挺热衷这些事情，总能激起他很强烈的情绪，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就特别无聊，属于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我肯定是不会参与这些事情的。

二、中国没有真正的评论家

汪：诗歌写作中，你"拒绝隐喻"，我很喜欢这种提法，这是你在哪一年提出的？
韩：首先这个前提就是错误的。我从来就没有"拒绝隐喻"，"拒绝隐喻"是于坚说的。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蠢话。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很多评论家批评我的东西，你的诗他看不懂，但他们就开始总结。比如说讲到我的诗歌，上次开新生代会议，崔卫平还问我，说她想跟我谈一谈"日常生活"问题，说你在八十年代提出这个"日常生活"什么什么的。我说这个"口语化"、"日常生活"我从来没有提过，不可能，她一下子就蒙掉了。蒙掉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你是在一种原则下进行写作，在一种美学的很僵硬的教条下进行写作，那么你的作品出来了，他又不读作品，或者读不懂，然后呢他开始给你总结，你&"口语化"的啦你是"日常生活"的啦，然后评论家们就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到最后他就认为这话是你说的，而你也是按这个原则去进行写作的。其实在第三代诗歌这个问题上，很多像那个"市民化"、"口语化"、"日常主义"，那些东西我一概都没有说过，我只是强调口语它是一个很生动活泼的语言，你不应该去排斥，没有另外所谓的诗意的语言。但是我没有主张要用口语化去进行写作，这种说法都是很荒谬的，包"隐喻"都是。于坚他提了很多东西，然后理论家们对他很感兴趣，是这样的。首先我不跟理论家们谈文学谈艺术，我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之外的，我谈论"民间"，我谈论的是"立场"问题，谈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立足点，在我们和体制的关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至于你进入到文学这个领域，我觉得那是很神秘的，你要保持它的这种神秘性，它具有创作所不可替代的部分，否则你不需要创作，你不需要写作。但是理论家们他不行，你的作品给他，他不知道，他非要听你说两句，你如果不说，他代你说，代你说完以后然后问你，这是不是你说的？如果你含糊其词，过一阵子他就说当时你点头的这不就是你说的吗？你不是这样写作的吗？而这个东西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东西？多么荒诞的一个东西？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说过。这里面的逻辑是很混乱的。
汪：什么样的诗是好诗？
韩：好诗都是很直接的，不管它是什么方式写出的。任何方式、风格、形式都不能说明一首诗是好的还是坏的，这里，文学分析应该止步。文学是特别感性、直接、神秘的领域。
汪：你父亲的小说你读过多少？
韩：读过一些，没有全部读完。我父亲死后就出了一本书《方之作品集》，但是我没有读完，这个大概是情感原因，我觉得很仔细很认真地从头全部读一遍，挺难过的吧，我一直没读。
汪：他的遭遇为什么没让你对写作产生畏惧心理？
韩：我觉得我不可能从这个地方着眼来想这个问题，考虑我父亲的命运、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我不可能从这个地方着眼，他遭到什么不测，个人命运的得失，我不会从这个地方着眼。我想的只能是，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而不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去考虑。文学给你带来利益，给你带来命运上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思考的问题。反正你写作也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你也不是为了趋利避害，如果一个人写作是为了趋利避害，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汪：据你妈妈介绍，小时候你是喜欢画画的，怎么又搞文学了呢？
韩：这没有什么，小时候干的事儿多呢，儿童根据天性他喜欢的事情很多，他没有持续下去，没有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这个很正常，不存在什么转变和变化。
汪：你怎样开始小说创作的？
韩：怎样开始？你读了很多小说以后，你就开始想自己写两篇，然后你就开始写了，这个是自然开始的。
汪：你早先是写诗的，为什么又写起了小说？
韩：这个问题大家问过无数遍，诗到小说，从诗到小说这个东西又不是从结婚到离婚法律部门要公证一下。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对不对？
汪：我很想写小说，为什么写不了呢？
韩：怎么写不了呢？想写你就写啊，你主要是畏惧失败，你要写了不成形的东西可能就会怀疑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要这样去考虑，你想写就去写。当然你最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对小说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而不是非自觉的意识，那我觉得是逐渐形成的，我从来没有什么顿悟，突然有一天让我感觉到什么东西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说二十年以前我也不知道我会写小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会写小说，二十年以后我会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根据我的设计，如果二十年以后我活着的话，去干嘛干嘛，我不是一个按照计划去生活的人，有的只是短期的计划，没有根据自己的一生设计出那么周密、完整的计划，这种计划是特别可笑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一想，不用讲十年前，就是两年前，你对两年后的这种预计，你要得到什么，包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在那儿想，做美梦，你想得可好，可是两年之后，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是巨变，但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两年前所设想的。所以人不要设想未来，想未来也是白想、空想。
汪：你第一篇小说是什么时候写的？
韩：我第一篇小说是八四年或八三年写的，离开西安的时候。在八四年就发过小说，叫《助教的夜晚》。写小说写诗不冲突不矛盾，想写就写，我现在还在写诗。说不定下面我还想写两篇论文，说不定还想写一个话剧，这些都是兴之所至的事情。但是你干任何一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要非常的认真，这是我的原则，要不你就不做，要做你尽量把它做好。我现在每天和每天的想法都不一样，冲突也会很多，有时候比如有一个计划，第二天就推翻了，如果现在要写一个话剧，写一个剧本，那么这个事情也是能够达到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年岁也不绕人（众笑），我应该去干什么好？我是从这个角度去设想事情。我觉得在一生当中，这是一个在智力上、经验上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阶段，你有可能写出一生当中最好的东西，当然这只是跟个人比较，你到了六十岁，可能老年痴呆了，或者三十岁以前少不更事，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那么在这个宝贵的时间你不管干什么事情，总比年纪大一点或小一点要好，所以就要想你该干什么，计划是这样设想的，而不是说某种体裁能够左右我。
汪：在你的文学道路上，得到过谁的帮助、启发或影响？
韩：对我的影响肯定是整体性的，并不是说某一个个别的人对我的影响或刺激，尤其是"师傅领进门"我觉得好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比如像卡弗，他特别留恋契珂夫，他的生活也是完全照着契珂夫的生活去过的。我绝对没有，这怎么可能呢。当然我读到好的东西，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刺激的大就是我要大声疾呼，这个东西是好的东西，我会告诉很多的人，把这种喜悦让大家分享。觉得哎呀真是写得太好了，激起我这种情绪的应该是有很多的，不是说没有，但你说我和谁的这样一种关系是一种师承关系，或者是一种崇拜关系，我觉得在文学上没有。
汪：你怎样工作？你是等一篇小说成熟了才动笔吗？还是边写边构思？
韩：在整个大的过程当中，你的工作方法会变。我从十九岁开始到现在，整个没歇过，变来变去，狼奔豕突，有时候这样写，有时候那样写，工作方法经过很多的调整，有时候又回到原来的方法。我一直希望能够比较稳定下来，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现在逐渐觉得有点成型，还不是完全清晰。至于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歌，它的产生我觉得从具体的物质环境或者是方式方法来说，那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汪：还记得《障碍》的写作经过吗？
韩：《障碍》有一个结构，想得还比较清晰，就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一个结构，然后互为障碍，双重障碍，因为中间有一个女人，两个朋友的关系受到了损害，这个女人是这两个男人之间的障碍，那么，这个人和女主角之间，也可能发展出一种关系，但由于是朋友，在他们之间又构成了另一种障碍。这个结构，我在写之前就设想好了的，至于具体的内容、一些细节，那都是在写的过程中产生的。
汪：你的《古杰明传》有人说是你最好的小说，好看、深刻、高技巧，说有了《古杰明传》，韩东再也不是从前的韩东了，这篇小说不仅是方法的变革，也是题材的变革。你怎么想到用这种形式写这种人物的？这个人物生活中有原型吗？
韩：这个有原型，我一个朋友，中学同学，确实被枪毙了，我一直想为他做点事情，这是第三次动笔写，前面两次写都由于方式不得当或者情绪上的问题，都没有写下去。这是第三次，第三次我觉得找到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人的莫名其妙的奋斗和莫名其妙的死亡，非常悲惨的故事，但我这个方式是油腔滑调的，甚至语句都有一种抑扬顿挫的押韵的感觉，这觉得这种方式和题材之间它形成了一种张力，特别适合。但是这种方式我只能用一遍，我不可能再用这种方式去写另外一个东西。当然讲到我好的小说，我觉得它算一个让我自己觉得感动的小说。好的小说还有一些。
刘：题外话，你最喜欢自己哪一篇小说？
韩：最喜欢的有《古杰明传》、《杨惠艳》、《我的柏拉图》，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还有中篇《同窗共读》、《障碍》，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短篇《乃东》、《长虫》等等。
汪：你怕不怕读者对号入座？
韩：读者对号入座？首先……
刘：我讲个题外话，朱文有一次开玩笑，说你的写作叫报告文学，说你跟鲁羊的小说方式上有点像报告文学。
韩：首先，我觉得读者他不可能对号入座，所有对号入座的人都是他妈这些朋友，知道一些私生活，然后去进行对号入座，那么这个也无所谓啦。为什么无所谓呢？第一，你的私生活朋友们基本知道，你再把它写出来，那也无所谓，他们反正已经知道了，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出来的也不是你的私生活，他们一看也就明白了，不过说，啊这个有某某的影子，有谁的模样，这个东西我是不怕的。我怕的是伤害别人，我的朋友说他写的是我，觉得受到伤害了那就完蛋了，这个是我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的生活遮遮掩掩的，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这个无所谓的，没有什么东西必须要珍藏的，或者说需要保密的。我觉得一个人没有必要这样嘛，至少我不是这样一个很紧张的人，一点狗屁大的事，我觉得挺光彩的（笑），你都不愿意让人知道，弄得像做贼一样的。
汪：什么样的评论家可以评论你的写作？
韩：我觉得中国没有真正的评论家。真正的评论家他不是特别在乎自己的体系、系统，在乎自己的尊严。我觉得我们中国评论家从人格方面讲，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从人格方面--不讲技术怎么样，他们使用的技术我觉得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不谈--就是从人格的层面上，他老是在和艺术家和作家争夺荣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想到的首先是自我，慷慨激昂的时候他就自我感动，他给你了赞扬的时候就觉得你应该感谢他，他如果是批判了你，他要给你留下印象，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不弱的敌人，是一个对手。我觉得这种东西属于一种人格上的缺陷。至于他们那种评论方式本身，我觉得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好的评论家也应该是无视于作者的，他的信心不应该从作者那里得到，他也不应该去嫉妒作者的才能、作者的荣誉，他也不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是在为人做嫁衣裳。所有的这种正面的反面的感情，围绕着和作者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是一个评论家，我就不需要作者来赞赏我，也不需要作者觉得我是一个对手。从评论方式上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太陈腐、太书卷气，没有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量。所谓评论，那就是要评要论。他们从语言的层面来讲，太缺乏才能，他们玩弄的是逻辑，让别人觉得莫测高深，而不是说把一个东西说得非常直接、分明、生动，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别人看了他的评论，然后就会对他所评论的小说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可能这个小说太复杂了、太莫测高深了，不会产生一种兴奋。那么，好的评论家，他评论这个小说，读者就想去看这个小说，不是因为它了不起、很复杂，而是因为这小说可能很有趣。评论家就必须把这个气氛调节起来，有时候他就像节目主持人一样，他主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应该把这个气氛调节起来，而不是让别人觉得莫测高深，是这样的。有时候评论只是一两句，在日常生活谈话里面，对作品的某种感受，讲得非常直接、鲜明、生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评论，但是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评论。这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评论家们确实是有能力的、有智力的，主要是他们通通不能忘我，围绕着他是否说得高级，是不是丢份，这种杂念太多，妨碍了他们。
刘：而且中国评论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先要有一个理论，他不是从一般的感受上来评论，他太在乎自己的东西，他要映照他那一套东西，他缺乏一种直接性。
汪：对你的诗歌、小说写作，你自己能作个总结吗？
韩：我不断地进行总结，但问题是总没有结论，今天总结，明天就推翻。我觉得思考是一个流动状态，思考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结论，那就是学者们、教授们的思考，艺术家从来不这样思考。艺术家们的思考，是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永远处在那种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本身它产生活力，而不是说一劳永逸地去解决问题，得出一个坚不可摧的结论，这种思考对于艺术家是没有帮助的、没有意义的。
汪：对那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你有什么建议？
韩：没有什么建议，能有什么建议？我又不是权威，有什么建议？

三、传统是垃圾，民族主义是狗屎

汪：评说一下当代诗坛、文坛……
韩：诗坛、文坛，对于我来说都不存在。
汪：行，那你就不说吧。
刘：不行，就放过去？怎么可能呢？总要谈一点，你就谈当代诗歌吧……
韩：当代诗歌，那就是个人的问题嘛，你比如说有杰出的诗人的存在，那这个诗歌界、诗坛就成立，就有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好的诗人的存在，它虽然有诗坛、有诗歌界，那这个诗坛、诗歌界是没有意义的嘛，毫无意义的对不对？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当然有好的诗人哪。
刘：那就是说，你对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整个的诗歌有什么看法？
韩：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改革开放，我觉得和综合国力也是有关系的，中国人的自卑情绪首先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导致了精神上的全面溃败，因为中国是个穷国，这个前提怎样地深入人心，怎样地伤害了写作者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刘：但是有一个东西比方说，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或者从艺术现象来说，有一些艺术家，无论古今中外他们处境都是非常不好的，比方说梵高等等，他们的处境，不管他属于哪个国家，是否发展中的国家，是否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从他本身而言，他自己的生活境遇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他仍然做出了很棒的东西，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
韩：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个人，我就讲整个的倾向，整个的倾向在精神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处在深深的自卑感之中，不管他是以什么面目出现。这个归究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当真是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挺贫困、或者是特别的贫困，和西方国家比？我觉得也不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自卑感就是产生于中国是一个穷国，那么现在的居主流地位的，在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这种话语权力，那就是一些富裕国家的。一些超级大国的，欧洲的欧美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连带关系，这种物质上的，连带到比如对于文学艺术、对于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思考，这种连带关系我觉得是一个研究的切入点。为什么中国人一会儿表现出毫无知觉的自大？为什么有时候又那么地自卑？最关键还是中国是一个穷国。如果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是一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那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他就不那么自卑了，甚至是自大的，但那种自大和现在的这种自卑，都和文学的现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的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西方？为什么我们不谈论非洲？为什么我们对非洲一无所知？虽然我们对第三世界饱含同情，但是我们对第三世界，比如说文艺思潮或者说它的思想和文学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为什么西方强国对中国也是这样莫视？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问题。
刘：那作为你的写作呢？在这么一个国家，你的态度是什么？
韩：这个态度很简单嘛，因为这些都跟文学无关。这只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对比问题。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无视于这些，他的思考不能以此为基点，也不能以此为结论。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写作者、大多数文学艺术的爱好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都处在一种极深刻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形势的不平衡、综合国力的悬殊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又是一个现实。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作家那么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而西方的作家谈起中国文学来他一无所知？他也不想了解，这是否就意味着真的他们就更牛逼？而我们就相对不牛逼？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我们现在从来对非洲这样一些穷国它的思想者、艺术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兴趣一样，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但由此产生出来的民族主义，你西方列强越是瞧不起，我们就越要中国化，越要宣扬本民族的东西，但实际上你还是在这种关系之中，还是一种自卑情绪在作怪。我的意思不是说觉得我们中国的东西就是很牛逼，你越觉得我们不牛逼、越不想了解我们，我们越是要固步自封，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鼓吹民族主义，没有鼓吹传统。我觉得传统是垃圾，民族主义是狗屎。
刘：有一句话特别反动，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特别反动。

四、我们这种斗争绝对不是为了获胜

汪：问卷这个形式是怎么想到的？
韩：这个形式就是我们要说"不"。因为这种格局、这种分野、这种压力出现了，而且这个时机也已经出现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将背叛自己。因为眼看着就要德高望重起来，眼看着就要人模狗样起来，眼看着就要衣冠楚楚起来，我觉得这个太可怕啦。难道我当年二十岁起开始写作，然后我就要变得像那些人一样吗？成天他妈的去开会，然后去题词、去出书，然后像个人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景象是特别可怕的。我觉得"断裂"出于一种基本保存的本能，这种自我保存就是坚持你文学的初衷，我们当年那么贫穷，我们办文学社，我们写诗。我们想干嘛？我们不是说要统治全世界，我们也不是要混得人模狗样，我们就是对文学有一种原初的信任、热爱，这个是不断地回到起点。当你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那么单纯了，当你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和咱们国家的文学结构产生关系，那么在这个大势所趋之下，你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就是你成功，你扬名立万，你成个人物，这是非常庸俗不堪的事情，与文学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也不是什么艺术风格的问题，因为 艺术风格它是由人的物质生存连带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反抗，必须反击，必须划清界限，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始初衷。但是以怎样的一种形式？那还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时间内产生的一种东西，当时具体的方式是朱文提出的，我是完全赞同的，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非常可怕，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然后呢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家抬着混，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汪：当初做这个行为时，有没有想过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韩：后面的结果跟我们设想的也差不多。因为我们这种斗争绝对不是为了获胜。很多人描绘我们是为了一种权利，一种利益，为了打倒对方， 为了独霸文坛，他们老是追究我们的动机，而他们所理解的人去做事情的时候，唯一的动机也就是利益，所以他们这样解释我们也不奇怪。但是我们说我们是为了文学为了怎么怎么，当然别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件事的结果，就是我们进一步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我们想做的其实不是获得权力，我们想做的只是放弃权力。因为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干扰是十分可怕的。
汪：刘立杆说你为"断裂"整整忙了一年没有写作？
韩：没有没有，我一直在写作，这个事怎么会让我不写作呢？
刘：我的意思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搅扰。
韩：没有没有，这种事情怎么会影响我的写作呢？我只是在斗争中觉得热情高涨（笑），写得更好。

五、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里爱情必然倒塌

韩：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刘：问题很多啊，每个问题都可以引发很多问题，你必须要追问，但是你没问。韩东，你谈谈对爱情的看法。听说你是个飞碟迷，但是你否认了，其实不是飞碟，是神秘之物，爱情是神秘的吗？因为我觉得爱情是神秘的。
韩：爱情我写过一篇《爱情力学》，你去看就完了嘛。
刘：爱情在我们看来，往往是有血有肉的，是非常让一个人兴奋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事情，它肯定不是抽象的，《爱情力学》你把爱情抽象化了，把爱情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放在一个力的场当中。但是具体的爱情有具体的血肉……
汪：好了，你说得太长了。
刘：那我不说了，但访谈就是交谈嘛。因为你这种方式，你跟访谈的对象完全是交流的关系，这变成我的访谈了（笑）。
韩：爱情？爱情就是宗教的替代品嘛。很简单。
刘：对你来讲，爱情就是宗教吗？
韩：对我倒不是，但对当代人就是这样，当代人没有信仰。当我没有信仰的时候，爱情就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也证明了它的虚弱，你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但它不配，它不能承当，不能担待，所以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里爱情必然倒塌，必然倒塌。你只有把这件事情把它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你不是那么焦虑，跟它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张，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可能有一个良性的结果，否则这个事情肯定是恶性的，恶性可能发生在你这方，也可能发生在对方那边，两个人同归于尽，这都有可能。现在的人爱情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爱情看得是至高无上，爱情一旦倒塌以后，就要自杀，或者就要堕落，它把一种本来不能支撑你生存的东西，用来支撑你的整个的生存，它是构不成比例的，绝对是这样。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汪：那支撑你的是什么？
韩：支撑我的是爱。可能不是那种男女私情，男女私情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东西很可怕，有破坏性，它的破坏性多于它的建设性，因为它是假的宗教。

六、雷锋是个螺丝钉，人怎么会是螺丝钉呢？

汪：张亮，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
张亮（以下简称张）：那好。韩东，你对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满意吗？
韩：相对而言应该是满意的吧。有一个最大的品质就是自由，不用上班，没人管着，特别自在，反正我是特别不适应被人管着。
刘：可是自由也是有代价的。
韩：你说什么代价？
刘：没有享受到所谓的一个单位的种种好处啊福利啊，甚至在我们这个变化特别大的社会里没有自由职业的各种保障，是这个代价。
韩：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学田野里的百合花，因为它从来不想明天。人哪，老是在想明天，想那么多干嘛，不要想那么多。
张：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做自由职业，还是在大学教书？
韩：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我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好得很的，扶老携幼的（众笑），后来想所有的机关、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一种等级制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压迫。
张：都是啊？
韩：那肯定都是。当官的，树立权威，当兵的，他要反抗，然后他要爬到那个位置上，把他踩在脚下，这是一种力量对比，很恶性的。所以所谓文明人就要被这个社会塑造成有用的，就像雷锋说的要成为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要闪光，这是很反动的。人怎么会是螺丝钉呢？人是有爱憎的、有头脑的、有灵魂的，上帝赐给你的，但现在这些都没有用，螺丝钉要这些干嘛，螺丝钉就是要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是很反动的、很可怕的事情。人不是东西，人有灵魂的，而螺丝钉没有。雷锋是个螺丝钉，我的天哪。
张：你觉得写作有什么意义？
韩：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人工作、生活，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不太清楚，是未明的。我并不能讲我写作，就比做其它的事情更高尚或者更有意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至少你做事情的这个方式是自由的，其它的事情也可以很自由，像汪继芳她可以自由地做她的事情。但是在一种机构里、一种系统里面，你要是做事情，很多人也认为他在做事情，但不过是为了满足系统的要求，像大学就是这样，人很变态的。从小学开始上学，然后通过考试，一生都在考试，考博士，考博士后，你为什么要考这些东西，你并不是对这个专业有多热爱，你并不是不感到劳苦，而是说它有荣誉，这个荣誉是系统里面的。你博士后，就比博士他妈学问大一点，工作好找一点，报酬要多一点，这个系统给你安排了各种位置，这个所有的位置它都有物质性的标志的，这就是等级制度。做事和做事还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做事它是一种内心的满足，他能体会到一种东西，有时候做事他那种满足是来自于外界的，它是可以互换的。像我通过写作我能感觉到满足，我并没有说我写东西就比别人高尚，绝没这个意思。像有些人做自由撰稿人、自由记者，他觉得特别满足，金不换，他觉得这个工作本身很对他的胃口，这个就是很难得的，而不是说由于这个工作能够交换到什么东西，交换到地位啊金钱啊权力啊，这些就像硬通货一样，这些都是可以交换的。有人写诗写不出来，他去写小说，有人写小说写不出来，他去做生意，生意没做好，他去当官，对于他来讲，不管写诗写小说做生意，对他都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需要，他都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地位、一种报偿、一种硬通货，他可以交换，甚至计量都很精确。
张：那你是不是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子？
韩：不是应该不应该，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别的办法。
张：为了生存啊？
韩：为生存没有办法，人要自由就像老刘讲的，要获得自由那是要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说有没有物质上的报偿，而是要克服很多的阻力，比如说你要干嘛父母不愿意哪，或者是社会不能容忍哪，所有所有都是阻力和障碍，然后最后就算了，按照别人的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符合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张：符合自己他是不是应该活得很快乐啊？
韩：快乐的人太少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快乐的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快乐的，他可以有某种补偿，但是不快乐……

【鲁羊来电话找我，等我接完电话回来，发现录音机已停止了工作。原来是电池的电已耗尽了。】

第二次访谈

1999年11月20日，我又来到瑞金北村，问了韩东以下几个问题。

汪：现在很多人在谈"知识分子"这个词，你认为什么是"知识分子"？
韩：首先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说这个词的人感觉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是自我辩护。我从这里读到了一些等级制度的东西，似乎是知识分子就可以高人一等，这是荒谬的，这个东西可以藏污纳垢，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很平庸。
汪：为什么别人说你们这帮人是流氓作家？
韩：因为他们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判断，将你描绘的现实偷换成你的主张。
汪：有些人说你是南京这帮人的舵爷、老大，这些词你反感吗？
韩：这是从世俗权力的角度来理解我。我个人很反感这个，其实我做的就是服务。服务和斗争。

      【韩东在繁忙的写作、编务中抽空看完了他的访谈稿。12月1日，他将访谈稿送到我家。订正后的"访谈录"，除了改正我的错别字与一些标点符号，保留了谈话时的原貌。另外，韩东在第一页稿纸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两个要求："我谈话部分中的数字统统由阿拉伯改成汉语"、"每次回答中间不再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