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方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周年。1999年4月25日，笔者来到了南京鸡鸣寺附近的兰园，方之先生的夫人李艾华女士就住在这里。
李艾华女士健谈，性格较活跃。但谈话中，她的眼眶还是红了两次。第一次是说到儿子李潮、韩东从小跟他们受苦，被同学们拿石头砸。第二次是谈到方之先生，当回忆到方之被确诊为肝癌时，她哽咽了。
“探求者”被改造
汪继芳（以下简称汪）：您现在属于离休还是退休？
李艾华（以下简称李）：是退休。和我一道工作的都是办了离休的，为什么呢？年青时我是个比较活跃的人，喜欢唱歌、跳舞什么的，不久我当了团干部，怎么说呢，也就是参加革命了，因为我活跃，可能他们就觉得我比较适合接触儿童，就到学校去了。学校里拿的是薪给金。我是1949年8月参加工作的，办离休要有两个条件：一个要在建国以前参加工作，另一个就是建国前你拿的必须是供给金。两年以后我就调到了团市委。我跟方之认识就因为他也是做青年团工作。
汪：方之先生是哪年参加工作的？
李：他早，因为他是地下党。
汪：方之先生的本名是韩建国，“方之”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李：这是他在地下党的时候用的笔名，当时他在报上发文章揭露国民党，就用这个名字。后来写小说也用这个名字。
汪：1957年的“探求者”一事，您能讲讲吗？
李：“探求者”是他们几个青年人一起讨论的，当时他们很公开地讨论，还去省委宣传部请示，当时找的是艾煊吧，艾煊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嘛。他们自己也觉得没事，你看叶至 诚是党员，方之是地下党，后来方之与陆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没有太同意他们，当时空气已经比较紧张，我记得方之从上海回来就跟我说，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我们是小青年。后来，受批判了，我记得《新华日报》头条发的，标题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么》。于是给他们办学习班，我在单位也抬不起头。方之很坦然，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还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他去八卦洲劳动了三年。
汪：做什么呢？
李：改造啊，种地，住在农民家里。也写点东西，但写得少。三年后回来，不久又批判他，说方之为什么要写《出山》，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运动，他就是首当其冲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写了《内奸》，评了个全国奖，但领奖时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领的奖。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么程度？来我们家是带着大麻袋来的，书，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有字的，装！如果当时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长时间啊，反正有字的就装。最后我们家一片空白，我记得方之当时说：“还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可我们家连个字儿都没有了。”。
汪：您记得一共抄了几次家？
李：至少两次。后来我们分别在两个干校劳动，方之的干校在石佛寺，我去的玄武区的干校，在仙鹤门，李潮和韩东由爷爷奶奶带（我的爸爸妈妈带）。李潮姓李是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我妈妈说希望我的儿子中有一个姓李的，方之说可以，姓李、姓韩、姓方都可以，我不在乎这个。
汪：60年代末，你们全家都去了农村？
李：后来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那个时候要求进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哪个能不响应？不响应还得了？个个都写了申请。我和方之也写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批准，他们需要谁去谁才能去。这么几种人不可以去：有问题的，把你弄走了怎么查问题呀？还有就是干校里搞材料的，还有一种是有问题还没下结论的不能去，你要是个反革命不就不好给你定罪了吗？嘿嘿，牛鬼蛇神不能去。其他没什么问题的人都被批准了，后来，69年11月底12月初，我们也被批准了，方之高兴得不得了，这说明他的问题就那么多，不会再搞他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天之后我们就去了洪泽县。
汪：到农村以后适应吗？
李：到了农村我们才知道城乡的差别有多大，那个地方很穷，很多女人一辈子没出过村子。当时我们在南京也只是一般的家庭，但到了农村，我们家里什么东西农民都看着新鲜，以前不是烧蜂窝煤吗？我们把没烧完的蜂窝煤也带来了，结果农民围着看，哦，那个煤是这个样子的哎。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见过。韩东来了后不习惯，跟村里的孩子玩不到一起去，他们玩的就是泥巴，你砸过来我砸过去，韩东玩不来，他小时候比较文弱。
对孩子的再教育
汪：方之先生是否培养孩子对文学的兴趣？
李：孩子们是否喜欢文学，倒也没注意。韩东 他原来喜欢画画的。记得方之跟我说过，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能让他们搞文学了，你看我落到这个地步。韩东怎么喜欢画画呢？也是很偶然的，他爸爸有一次跟我说：你看家里也没个书（当时一个字儿也没有了嘛），孩子们怎么才能接受教育呢？当时我们不 希望韩东看书，因为我们家都近视，李潮小小年纪也戴了眼镜。后来他爸爸在文化馆看到了一本素描，画些人体的骨骼什么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带了回来。给韩东一看就有兴趣了，天天拿着笔就画那个小骨头，后来我们老笑他，说哎呀那个“数骨头”的来了。他很爱画画，他上的那个学校很差，因为他回来总是告诉我们一些老师的笑话，老师很差，体罚学生的方法也很可笑，你想象不到的，他说，妈妈妈妈你知道今天谁谁迟到了老师怎么罚他的？我说怎么罚，他说迟到的人都站在门口跳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门口有人跳舞，你说还怎么上课呢（笑）？后来韩东上初中的时候，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那时我不是造反派吗，南京就派人去整我，把我关起来。所以人家说我一会儿大红大紫，一会儿又是大黑，一会儿让我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什么运动，不久又说我是五一六，把我关起来，批我，斗我。韩东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受委屈，有的孩子往他身上扔石头。后来他爷爷就让他别去学校了，孩子被人欺负，反正那个学校也不值得去。李潮13岁时，有一天被方之叫到一个田边，方之对他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无论我和你妈妈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你爸爸妈妈是绝对的好人，非常非常好的好人。13岁的孩子懂什么啊，但又不能不说，谁知道我们哪一天会出什么事情呢？后来我又没事了，也有了工作，韩东说我要跟妈妈去，我就把他带去了，单位分了一间房子给我。在县中上高二时，老师一定要他去考美术系，他不干，老师说你去试试，他就去了，考了以后初试通过了，但去复试时没通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青参加了。韩东说他不想画画了，要考文科，但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了。参加完高考后，我们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后来方之调到淮阴工作，当时洪泽县的考生归口是淮阴，有一天方之来电话，说能不能找到东东的准考证号码，我可以查分。我就在家七翻八翻，还真找到了，把号码告诉了方之，没一会儿方之就打来了电话，说，哎，你这个准考证号码错了没有，我说没错，哎！小家伙说考得不好，很好哎，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达到了呢！我说，啊？重点大学（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记啊，于是我就记下来，这门多少那门多少。回家来我就问东东，我说东东，来来来我跟你说各门的分数情况，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他听完，说是我的。我说哎你考的是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你为什么老跟我们说不好不好，他说让你们以后开心，你们不是很高兴吗？（笑）你说他这个性格。当时为什么去了山东大学呢？山东大学去南京招生，南京不给他们考生，说你们去苏北招吧。我们当时不是在苏北吗？山东大学一看分数，说这个学生不错，才十七岁，分数这么高，韩东就这样被山东大学要去了，我们本来是想让他上南京大学的。到了山东大学又怎么进哲学系的呢？因为他的政治分数很高。我们无所谓，这样家里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了，管你是什么系，无所谓。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接到回南京的通知。我到南京来办手续，我们家我主外，因为我的性格活跃一些，到哪儿很快就能跟人家熟悉起来。结果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接到家里的电报，说东东考上了大学，让我速归。我赶紧又离开南京，回去帮他准备上大学的行李。然后送他到南京，他到了南京很不熟悉城里的生活，我们去乘公共汽车，他看见车来了，就跑过去，说妈妈车来了，我说不能上，这不是我们要乘的那路车，他说哎呀汽车还要分好多路啊，他不懂啊（笑）。后来我跟他爸爸要送他去山东，怕他不会走，他急得不得了，不用不用，人家都是大学生了还让爸爸妈妈送多不好意思，脸都急红了（笑）。送走他以后，我们就又办了我们的报到。请了一两个月的假，我们在农村呆了那么多年，也不是说来就来，两个老人要安排，还有该处理的东西要处理掉。
在 病 中
汪：下放之前，你们住南京什么地方？
李：洪武路。
汪：回南京时还住洪武路吗？
李：不，那房子早让别人住了。回来 后住在鼓楼红霞布店的楼上，给了我们一间，住不下，怎么办呢？爷爷奶奶就住在陈白尘家。79年的8月份，方之开始不太吃东西，老说吃不下吃不下，人也特别瘦，我们想可能是天太热的原因，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后来说去检查一下吧，检查什么也不清楚，先住在中医院里，他有哮喘，说也许是肺心病吧，肺靠近心脏，就住心脏科吧。后来，医生说到他的肝部很硬，问肝区疼不疼，他说不疼，医生建议我们去工人医院做同位素。去的时候，单位派了个车，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他还在车上跟大家谈筹建《青春》杂志的事情。同位素检查的时间很长，半天才出来。我去找医生看结果，医生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病人的家属，医生说，那我告诉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是肝癌。癌，我一下子就蒙掉了，哭出来。哭了以后，我不敢去找方之，怕他看出来，又怕他着急，就请医生去说一下，说我还有点事。方之说，那我们先走吧，其他人说，我们一走，她没车了，他说让她坐公共汽车好了，这样他们才先走的。马上办转院。转院后，医生又告诉我，病人是晚期，时间只有一两个月了，我跟医生说一定要瞒住病人。结果，去了医院，他很快就走了，第一次肝昏迷就没有再醒来，我们还以为他是睡着了呢。后来我还上医院闹，说医院没抢救，因为医生懂这是肝昏迷。但有些朋友劝我，说这样也好，他没等到疼痛到来就去了，少受罪。
汪：到后来方之先生知道生了什么病吗？
李：也应该知道吧，他那么聪明一个人。去世的前几天，他让我把李潮叫来，说有些小说的构思怕忘了，让李潮帮着记一下，但我没叫，我说哎呀这些等你病好了再写吧，我当时想，如果叫李潮来，不就等于告诉他没有几天可活了吗。东东我也没有叫他回来，我想等最后再叫吧，但没想到……
附：方之生平简表
1930年1月7日，生于南京市。
1937年抗日战争后，随父亲去湖南老家避难。抗战结束后，回南京，在南京市一中读书，初中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写作。后参加学生运动与地下党活动，经常在校刊、壁报上写小说、诗歌、散文，讽刺国民党政府，其中，有的文章被当时报刊登载。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至1955年，主要做青年团工作。曾到华东团校学习，先后担任汤山区、栖霞区、白下区团委书记。后到团市委任宣传部长。其间，写作《组长和女婿》《兄弟团员》《乡长买笔》《在泉边》等小说。
约1956年底到1957年初，成为专业作家。
1957年下半年，写作《杨妇道》，开始趋向于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
1957年，与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梅汝凯筹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受到批判，停止写作。
1959年底，与叶至诚合作电影剧本《绿洲》。
1962年至1965年，文艺界恢复生机时，写作《岁交春》《看瓜人》《出山》《南丰二苗》等小说。与叶至诚、顾尔镡合写剧本《江心》。
文革时，再次受到批判与审查，《出山》《江心》成为定罪的材料，大字报铺天盖地，欲致其于死地。
1969年底，下放至江苏洪泽县。在下放地被口头通知已开除党籍。
1975年，恢复党籍。
1977年，写《搁楼上》。
1978年，写《内奸》。计划写作一批“防癌文学”作品，已有几篇构思。
1979年10月22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南京。病中仍在筹办《青春》杂志。同年，《内奸》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
（根据李艾华口述整理）
汪继芳，武汉人，现居南京。1979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辑专业，毕业分配至湖北省广播电台。1990年离职去北京，自由撰稿。1996年迁居南京，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999年9月辞职，再去北京。2009年，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