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又鸣金开锣了，有关高考的方方面面注定又会成为一个时期内的热门话题。在莘莘学子们饱尝了十年寒窗之苦，怀着理想与期盼、恐惧与不安的种种复杂心情踏入考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宽视野、更长时间的追问：除了参加今年全国统一考试的约880万考生之外，这项实行了近三十年的高考制度，究竟还“考”了谁?

首先，它考察了教育部门在冲突的教育理想与有限的教育资源之间的价值取舍。我们的教育理想不光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更要培养他们做一个真、善、美的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从八十年代开始推行的素质教育就、试图把教育还原为一种“培养人”的育人为本的社会活动，可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指挥棒的淫威之下，本应对学生实施全方位素质培育的基础教育已经逐步演变为具有诸多消极影响的“应试教育”，教育被迫沦落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工具，是方法而非目的了。呼唤了这么多年的素质教育为什么举步维艰呢？这是由于我们有限的教育资源与无限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紧张矛盾造成的，虽然这几年高校在不断扩招，但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供给不足使得无论老师、学校还是家长都陷入到了“考核”的误区里面，再加上很多学校的教学质量、经费来源、老师的收入等等都要经过一个又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评价，因此有违于学生成长及教育事业本身发展的、但是评价操作相对简单的“升学率”便成了唯一可行的评价标准，而难以量化检验的素质教育就只能作为“口号中的理想”而束之高阁，成为高考指挥棒下的一个牺牲品，所以我们只能寄望于教育部门在设置考试议题时除了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把握与运用，对于学生未来成才起关键作用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也能在这种以书面笔试为主的单一考试模式中予以几年尽量多的体现，恐怕这也就是当下最为有效的对“素质教育”的企盼了。

其次，它考验了学生家长在美好的善意动机与平常心态之间的行为选择。如果说，家长普遍存有的望子成龙是一个良好动机的话，有些家长的所作所为行为就恰恰与这种初衷相悖了：我们知道，每逢高考期间都有一道熟悉的“风景线”就是考场外的大批家长,有的家长空前团结地跑去拦车,有的家长一改斯文地对路人破口大骂，有的家长甚至无理取闹要求飞机也停飞，有些家长租个汽车也要挑选什么吉祥号码，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庙里“临时抱佛脚”等等……有些家长对待孩子的心态也不能很好把握，虽然有些考生坚决不愿意，可家长还要“踊跃”送考，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影响了考生发挥；有的家长嘴上虽说“我不给你任何压力”，殊不知这种经常性的“不给压力”，带给孩子的反而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家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能保持一颗良好的平常心来对待高考，甚至采用不顾社会公德、破坏基本社会秩序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形中不仅会增添孩子的心理负担，造成和初衷相反的后果，而且会助长学生的自私自利心理，引发更多的社会不公，对孩子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

再次，它考量了整个社会对多元化成才通道与人才认定机制之间的权衡。高考就像一场比赛，总是有输有赢，无论如何扩招，大多数考生将会落榜，或者考上一个不满意的学校、专业，所以通过高考这条独木桥达成自己理想的毕竟少数，高等教育虽然没有中学教育那般惨烈，但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指向也非常明了——为了以后的就业，奠定一个入场资格。因之，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教育之本意……当然，随着高校扩招以及就业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因扩招带来的就业难题也迟滞到了必然爆发的阶段，有人戏言现今的博士生只相当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硕士生只相当于高中生，而本科生只相当于初中生……因此一方面有关部门劝勉大学生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来对待，另一方面鼓励落榜考生不能自暴自弃，所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不过，在一个自助创业的环境还不是很成熟的时代，“有志者自有成才路”的理想意义远远大于其现实意义，大学文凭依然是进入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敲门砖”，社会人才评价机制就好比高考升学率一样，为了让事情简单化而实行一刀切的“文凭”标准，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了最为便捷的人才社会评价的同时，抹煞了一个人的个性与潜能，有碍于我们创新性国家的转型诉求，同时还滋生了诸多“假文凭”的腐败链条。

年年高考年年考，相对于种种社会不公而言，目前这种“一刀切”式高考，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毕竟基本地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在没有一个更优制度安排可以替而代之之前，高考是处理教育资源紧缺的一个相对公平的“次优解”。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合理性”的追问，只要我们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追问就不应该停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