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傍晚回到南京。这是一次颇有感慨的旅途。希望用最少的钱来来回回。可没有做到。在南通网火车站去，上11路公交车，下11路公交车，上44路工交车到公交车。公交车的速度是不能和出租车相比的。弯弯绕绕。终于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毫不犹豫买了软座车厢的票，软坐座票比硬坐贵23元。这比上次从南京到南通的短途列车的票还贵1元。舒适度确是无法相比的。乘车人的文明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做释迦牟尼的追随者是不容易的，那是一种境界。回到八十年代，文字中的怀旧情绪和现实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想到上海今年的高考作文《他们》的命题，满分作文只写到农村孩子对上海的不适应，没有看到这些孩子真正回到农村也会不适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上海的边缘也是上海啊，他们比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来说，毕竟到到过了上海，毕竟看到那些只能在电视里看到过的高楼。这些高楼的窗口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从怜悯、鄙视目光转为尊敬和敬仰的目光,这个愿望是奋斗和进取的动力。从前的和现在的那些在上海留下历史印痕的人,大都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想远了，打回。只有在软座车厢才有这样漫漫无边的意识流。
　　　　
　　把库切的长篇小说《耻》带到列车上读，只有在这样宽敞明亮的车厢里才能没有干扰地读这样内容的小说。思辨需要个人空间,在拥挤局促的环境中,人的思辨能力受到限制和压抑。这部小说两年前泛读过，今年找出来精读。每年都要精读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这不是休闲，而是专业需要。今年读这本小说觉得小说的名字和作者内在的表达是反向的。“耻”是世俗的认同。不是人性的认同。优秀的小说都存在着多种指向。世俗指向仅仅是给大众阅读的。因为大众能够认同的只是浅层命题。如同近来网上争论不休的“范跑跑”，大众只能看到道德命题，看不到哲学命题。之所以争论，因为中国还停留在卢梭时代。《忏悔录》出版的时候，遭到上层社会的唾弃。在“范跑跑”争论中没有人提出反问：那些十八岁的学生，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跑？！”这是生命意识的命题。他们的求生本能被什么压制住了？！这个问题不在于“范跑跑”而在于范跑跑之前的十多年的教育。如果学生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连本能的逃命都不会，那么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用。在逃命的时候还要受人领导和带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十八岁是公民，十七岁是准公民。一个人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连生命意识都没有，这个教育在地震之前就注定了废墟的本质。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思想产生于违背公众道德的本我，因为这个本我是一个“真”，是脱去一切伪装的赤裸，公众道德是一个虚伪。伟大的文学不在于歌颂和弘扬一种虚晃和表面的所谓“伟大”，所谓“公德”，所谓公共秩序，而在于发现和描写种种有序外表之下的参差和凌乱的真。在于承认这种真的合情而不合所谓的“理”。再说三十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了十年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受害者的身份来证实自己的无辜，都以声讨者的姿态出现，这种虚晃的无辜是对自身迷惘和懦弱的推脱.读《耻》，有一种合情的生活只有在公众目光的注视下，只有在让其成为公众目光注视焦点时才为所谓的耻。我能在2008年夏天阅读到这部小说文字里面，再往里面的内涵，全基于这两年来我对于生活的真和生命的真的再认识.库切把戴维·卢里教授和女儿的对话写得太棒了。在这对父女的对话里充满了指向性的错位.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他们理解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指向不在一个平面。生活是这样的，当人们把它妖魔化的时候，它就以妖魔化的形态出现。当人们把它光环化的时候,它就以光环的形态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恰恰是既不妖魔化、又不光环化的描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