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Cornel大学出版社是美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它始创于1869年，1884年停办，后又于1930年重建[1]。而创建于1878年的Johns.Hopkins大学出版社则是美国持续营业的大学出版社中建社历史最长的。之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892年成立，芝大出版社虽然是在1892年才筹足建社所需的10万美圆，但其实在1891年即油图书及期刊的出版与发行。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建筑物尚未全部完工，人员亦未齐备，但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已在芝大首任校长William Rainey Harper的精心策划下，列为新大学的重点工作之一[2]。20世纪初又有多所美国的大学出版社相继成立其中就有著名的Yale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08年的Yale 大学出版社在美国的大学出版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曾有学者认为Yale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大学出版社中唯一能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478年）及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21年）相媲美的[3]。1947年，美国大学出版协会AAUP(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宣告成立。当时只有会员17个，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已成为美国出版界中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目前，AAUP已拥有114个会员，其中包括5个加拿大会员和6个海外会员，会员出版社各具规模，从年出书不足5种的小出版社到年出书数百种的大出版社，各种层次的都有。出书品种则涵盖了各个学科，从社会学、人文学、艺术、科技到地域性图书，以至于小说、诗歌等等，门类齐全[4]。
美国出版协会AAP（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将大学出版社视为图书出版的类型之一，并指明，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特性受其创立机构的影响，是附属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非营利单位，起出版品虽然以专业书籍形态发行于一般图书市场上，但出版主题则倾向于学术研究领域[5]。而AAUP更直接将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或学院）的学术出版臂膀或具有类似功能的机构，……，其目标是致力于学术的传播与教育的发展。”[6]从以上的理解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学出版社不仅是出版生态中的一环，同时也是大学的常设机构。这样的出版机制，关系着出版界与学术界的组织与活动，使得大学出版社向来被引为出版界和学术界共同探讨和关心的议题。
与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略有不同的是：尽管双方在大学出版社的基本理念上并无不同，都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为己任，但英国的大学出版社在发展历史上远较美国大学出版社为久，其出版经营机制在长达数百年的发展中逐步完善，因此，现在的英国大学出版社虽然也部分依赖于政府的出版资助，但大多已能自负盈亏。而与英国大学出版社所代表的自力更生的形象相比，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则显得倚赖性较强，长期以来一直倚赖于政府及其母机构----大学的经济扶持。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一是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都成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此时一般商业出版社都已步入成熟，若无一定的经济资助，在出版理念上与一般商业出版社有较大差异的大学出版社显然非其对手；二是当时大学出版社的创立者们大都抱有一种“使学术独立于商业之外”的思想，例如Johns Hopkins大学的首任校长Daniel Coit Gilman在当初建立大学出版社时表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职责在于长期和广泛的增进知识的传播。再如Thomes J Wilson（哈佛大学出版社总裁）1947年亦表示大学出版社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多的出版各种好的书籍。而要体现这样一种出版思想就必须保持大学出版社的独立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所以大学出版社只能依赖于大学的资金资助。
不可否认，在美国大学出版社发展之初，这种经济模式为大学出版社在保持自己的出版理想的基础上逐步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养分，也使大学出版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出版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这种类似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滋长了大学出版社的各种弊病，且不谈其在经营管理思想上的陈旧，由于不再受到生存问题的威胁，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质量呈逐渐下滑的趋势，为了满足本单位人员晋升职称的愿望，大学出版社有时会置学术出版品质量于不顾，这也严重违背了大学出版社建立的本意。有鉴于这种情况，1943年，哈佛大学当年的校长Jamer B Conant一度曾想结束哈佛大学出版社。因为，他觉得大学出版社的行为未能达到人们对它的期望，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损害到了大学的声誉。出版社的保护者为了能说服校长，专门委托Henvy James 及Grenville Clark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于1944年完成了一份三千字的文件《Should There Be a University Press?》（《是否应设立大学出版社？》）[7]。该文件对其他大学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提供了一份典型的答案。
该文件提到，虽然并无存在着英美声誉卓著的大学都必须有出版社的事实，以证明哈佛大学必须持续其出版活动，而且虽然出版品及其印刷物是学术及教育不可或缺的媒介，但不见得大学就必须要成立大学出版社，亲自来从事出版事业，而不能仰赖其他的大学出版社或商业出版社，但无可否认的是出版品与大学的存在不无相关，且确实能为大学创造良好的声誉。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是否有助于达成大学的目的？大学的存在是为达到学术与教学目的，更甚者为创造、保护和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些相关活动中，出版品无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狭隘的服务对象为大学教员以及学生，广域的更能服务于整个国家和社会。
其次，大学为什么要自己来从事出版事业？大学拥有什么对出版有益的资产？过去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前，大学的系所及部门有特别的基金资助已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由于其内容多属于学术方面，或因其作者知名度不高，一般认为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毫无利润可言，也因此不为商业出版社所接受。但同时大学的系所又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必须加以保存并流通。于是由大学担负出版的任务，一则可以鼓励学术研究发展，再则可以对其成员产生激励作用。于是由大学出版社集中出版各系所的出版品，以大学名号作为学术标准的保障，再销售给学术界。除专门论著外，一般商业出版社所无法独立出版的字典、百科全书、学术参考书等也可有大学出版社来弥补。此外，大学出版社身处学术重镇，可立即掌握各学术出版资源，而大学图书馆及其专家更为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资料查核等工作提供甚多便利。
尤其重要的是该提议中指出，大学出版社本身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以服务学者，若要能经营成功，就必须要在保有其基本出版宗旨的基础上，吸引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及从业人员。
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学术与市场的关系已开始为人们所注意到。虽然这个报告的撰写者的本意只是想阐明大学出版社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对大学出版社的现状提出一些改良的意见，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发展的根本源泉还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学术出版品的直接销售对象虽然是大学教师、学生及相关的研究者，但其最终的服务对象仍然是社会大众。因此大学出版社在坚持自己的出版理念的同时，其出版思想，具体的经营管理方法都应有适当的调整。学术与市场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但即使是完全对立的两方面，也会在某种层面上达到平衡，更遑论是学术与市场这两个相互之间具有一定联系的方面。
大学出版社的变革必然会产生，变革的内因-------对大学出版社存在与发展的思考既然已经出现，变革的外因也随之而来。20世纪中期，受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增加军事开支，连续削减文教经费。这对于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大学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传统的大学出版社对于本身非商业性的执着，长期以来又只钟情于各种“艰深学术著作”的出版，其销售范围只限于图书馆以及少数私人读者，出版量很少。而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本身也受到了经费削减的影响，对大学出版社已爱莫能助。Naomi B Pascal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术出版的编辑，曾亲眼目睹了大学出版品的图书馆订数从800、700份一下子降到了200份甚至更少。大学出版社一方面面临着来自大学的经费资助的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又面临学术出版品时常的萎缩，其窘境可谓暴露无遗。
回顾历史，美国大学出版协会（AAUP）在1973年年会中，针对尼克松政府文教经费紧缩导致大学预算的大幅降低，以及大学出版社的补助明显受到波及的情势，提出若干对策[8]：
（a） 确保最少量图书出版总数，避免出版非出版社必须出版的图书；
（b）裁员；
（c）加强成本管理；
（d）检讨销售管理策略，即控制初次出版册数、提高定价，严格选定再版书；
（e）争取外来资金补助。
鉴于实际形式的变化，美国大学出版社开始从新认识并逐步调整学术与市场的关系，虽然大学出版社一向强调出版的“非商业性”，但学术出版的“非商业性”果真能与“非营利性”划上等号？大学出版社的存在价值在于其有别于一般商业出版社的学术性，自然不该以商业话模糊了定位。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知识是一种新型商品，知识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的资产与劳力付出。所以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价值与存在的可能性，便在于多元化的经营知识的出版以及突破非营利与营利之间的界限。获取合理的利润以利于事业的发展并不等于商业化的营利行为，而且讲究开源节流的非营利事业的确需要具备商业头脑[9]。
从对学术与市场的从新考量中，美国大学出版社步入了一个学术与市场相对统一的时期。首先为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利，必须调整原有的出版思路，提高经营管理的能力。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开始意识到建立出版品特赦大重要性，基于大学学科种类的繁杂，没有哪一个大学出版社能全部函盖各棵论著的出版，因此，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应是维持出版品的创见与卓越，而非追求出版内容的包罗万象。由于无法从其母机构-----大学获得足够的出版经费，一些大学出版社开始尝试与相关的部门，例如书店、印刷部门等进行合作；还有许多大学出版社共同组织大学出版品的联合销售中心，主要负责编辑出版事物之外的行销业务，包括统筹定单、发货、集中仓储等工作。其次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出版社开始意识到学术出版品市场的存在，并努力拓展学术出版品的读者群体。
这种出版目标上的改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直到最近十几年，才有加快的趋势。对于研究者来说，只要有可能，学术成果并不愿意只局限于学术圈中，而更愿意为社会所承认。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在1980年曾经指：“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学术出版商对一些普遍性的题材缺乏关心，可能是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的大学出版社更迎合专家学者的需求，但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里，他们开始关注于更广泛的读者领域。”对美国大学出版社最近的出版书目的观察也正反应了这样的发展趋势[10]。
出版选题的变化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最好的注解。例如1992年，Princeten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庄子说》，再如Johns Hopkins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以医学常识为主题的书《Staying Dry: A Practical Guide to Bladder Control》,两书都畅销于一般商业性出版市场[11]。虽然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学出版社为生存而求变的心理，但更主要的是表达出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与市场的重新认识及希望将学术回归社会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出版社继续淡化学术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当然，这种淡化并非指大学出版社对其出版理念放弃，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借着学术出版品的出版来推进知识的传播始终是其根本信念。与传统大学出版社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学出版社在经营手法，销售策略上已与一般商业出版社相差无几。其中突出的表现即是在出版品的市场推广上。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早已认识到其出版人才的匮乏，尤其是市场方面的专家。他们将目光瞄准了那些具有商业出版背景的人才，因为他们能为大学出版社带来“商业出版社的活力以及对利润的关注”。例如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市场经理Ellen Curley有着十年商业出版经历，销售主管Tom Wilshire曾经在美国最大的图书连锁店Barnes&Norble作过销售员，后来又在Random公司作过市场经理。在他们的安排下,《Freedom from Fear》一书的推广采取了商业图书的方法，他们安排该书作者在十个城市与读者进行广泛的会面。这对于该书的销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2]。
另外，和其他商业出版社一样，大学出版社也一直关注于电子出版的发展。虽然在电子出版发展的初期，大学出版社缺乏对Internet的热情，因而远远落后于商业出版社。但在最近这几年里，大学出版社已迎头赶上，许多大学出版社都在Internet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且无论在网站设计，还是在信息组织上都表现出较高的水准。同时，AAUP也为其所属会员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其网站上提供所有会员的书目情况。
美国大学出版社在经历了100余年的变迁后，已在世界出版业中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而它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完成了对学术与市场的思考，学术服务的最终目标必然是社会大众，大学出版社应本着借学术出版以增进知识传播的基本宗旨，在重视知识传播的深度的基础上，努力拓宽知识传播的广度。
参考文献
[1] Gordon Graham, Richard Abel·the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Whurr Publishers Ltd. ,1996
[2] Catharine Seybold·The Beginn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cholarly Publishing·1992:178-181
[3] 陈素娥 邱炯友·台湾地区大学出版社之问题与展望：以中国大陆及西方严紧为例·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台湾）,1996 (4):426-453
[4] 陆伯华·世界出版业-美国卷·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
[5] 郑肇升·牛津大学出版社一百年·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台湾），1979（2）：227
[6] 同注[1]
[7] Ralph Barton Perry·Should There be a University Presses·Scholarly Publishing,1986 (2):109-112
[8] 石井和夫·大学出版的岁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邱炯友·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图书馆：学术出版社群之共同机会与可能性·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台湾），1998（3）：242-257
[10] 同注[1]
[11] 同注[9]
[12] John F. Baker·Trade Sales:A Scholarly Pursuit·Publishers Weekly,1999(7 July):55-58
巢乃鹏，男，1972年生。199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应用物理专业，毕业后留校在《物理学进展》杂志社担任编辑；1996-1999年在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攻读编辑出版专业硕士；1999-2002年攻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2002年1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出版专著1部，参编1部，在海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教师，台湾线上网络社会研究中心成员，同时兼任北京江南天慧经济研究有限公司互联网与传媒行业分析师，北京信达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研究领域：网络传播研究、传媒产业研究。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