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国际传播环境下的中国之声？
徐国源
2008，适逢中国奥运年。以3·14拉萨流血骚乱事件为开端， CNN、BBC等西方媒体抛出了大量丑化中国的不实报道，有的甚至张冠李戴，将其它国家警察用棍棒驱散示威者的照片也说成是在西藏发生的。“这完全是歇斯底里。这种片面和带着偏见的报道对中国是不公正的。”德国作家甘特尔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把西方媒体多年来针对我国的歪曲报道和形象妖魔化称之为“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症”。
或许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别有用心”的初衷相反，主要西方媒体针对西藏暴力事件的歪曲报道，已经为我国公众重新诠释西方媒体的本质提供了契机。同时，此次事件也提供了中国媒体检视自身的机会，即在西方媒体完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各个方面获得巨大进步，积极以崭新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的情形视而不见，全然不顾13亿中国人民的美好意愿，不断制造事端并“妖魔化”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我国的新闻传媒该如何接受挑战，来应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症”？在西方媒体客观上仍处于全球传播的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仍置身于“与狼共舞”的国际传播大环境中，我国新闻传媒该如何确证和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既坚持和保证自身的新闻价值观，又能实现国际范围内的有效传播？或许后一种思考，对于当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来说更有意义，甚至已经是当务之急。
一、以“和谐世界”破解“西方中心主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传媒其实都是本国奉行的主导价值观的“传声筒”。西方媒体貌似自由、客观，但本质上仍是以推行西方价值标准为本旨，传播有益于他们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华裔传播学教授赵月枝指出，在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阶层自身社会利益决定的。在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
由于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奉行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貌似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如此在西方社会便弥漫着一种“道德优越感”，并由此在针对任何其它民族、国家的评说时，就自然形成各种偏见，产生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以美国为例，一向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何以形成“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的思想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解释是：国际交往、文化传播策略毕竟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现在，美国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信念来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和文化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体现这些“美国理想”。于是，在国际交往中便更多地表现出美国意识形态和“民主诉求”，而这对于其它国家而言就意味着国际交往中的不平等和更强烈的霸权色彩。也就是说，美国正是基于国内所谓“民主”、“自由”的道德优越感，将其提升为“政治正确”的动听谎言，由此又把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至上改扮为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并在国际大家庭中形成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一种“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
作为正在崛起中的东方大国，我们目前尚不具备把西方从霸权地位拉下来的现实基础，但这未必就不能对这种“霸权思想”提出道德质疑和批评，并对其施加影响。在这方面，我国新闻传媒更是责无旁贷，需要用自己有力的“声音”传递我们的舆论意见和价值观。我们必须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击碎任何“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以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不是在西方似乎“先天”地具有“道德优越感”的舆论面前被“矮化”和“失声”。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时至今日，世界多样性、多元化观念已被各国广为接受，世界多极化也已渐成趋势，因此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在逻辑上失去了根基。鉴于此，我国新闻传媒便要积极呼应我们的对外方略和政策，以“和谐世界”理念解构霸权主义思想，以国际多元化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正如美国问题专家王辑思先生所指出的，在美国还没有从霸权地位上跌落之时，要想撼动它的霸权思想，就要铲断那个“简单划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揭穿他们的民族主义和思维框架的本质，使他们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值得尊重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这当然有待我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美国的霸道而拒绝借鉴它的国内经验，也不能因为它的国内民主而放弃同它的霸道作斗争。”
二、向世界传播具有“召唤性”的当代中国形象
20世纪以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展，新闻传媒建构社会环境的独特功能日益呈现。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通过对“身外世界与脑中图景”的分析得出结论：人们并不是依据客观现实对外界作出反应，而是对自己头脑里建构的世界作出反应。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新闻传媒已经成为主要的讯息传播渠道，它通过对现实的描述、说明、解释，产生意义构成功能，并对人们观念的形成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人们可以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共认的意义构想。” 这种影响往往是长期而持久的，潜移默化地形成人们头脑里的现实图景，并使人们据此来决策自己的种种行为。
新闻传媒的内在机制和功能提示人们，传播本质上应是一种召唤结构，而不该是排斥的力量。因此在国际舆论环境中，我国传媒除了要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拥有更多的海外新闻受众以外，更需要传播有关当代中国的具有吸引力的形象。比如，近期内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歪曲报道，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西方媒体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倾向严重，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声望的提高心存妒忌和威胁感，于是一有风吹草动就竭尽所能造谣抹黑中国形象；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这些造谣抹黑的负面报道就会影响到其它国家的舆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自己的新闻传媒在与西方媒体的“遭遇战”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声音“分贝”不高，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尚不能提供富有吸引力的中国形象，以抵消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所带来的杀伤力。
有些媒体观察家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我国的新闻媒体在传播中过于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在文化思维中还时常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既表现为对种族绵延的自信和极大的文化优越感，也夹杂着自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感。（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一种民族记忆，甚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此外，这种历史感尤其是对近代历史的深切感受，使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现实想像也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正如一些文化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欺负，难免使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具备很强的被害意识；另一方面，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巨大兴奋和喜悦，又使部分人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比如，西方记者在浏览中国网站时，发现其层出不穷的具有严重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大多感到异常惊讶。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种情形，有可能使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类似英国、美国曾遭遇过的“光荣孤立”。
巨大的历史“差异感”，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西方接受中国的重大障碍，也难以使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建构起既有历史底蕴更有现代文明的当代中国形象。在西方看来，中国不仅社会体制不同，而且在文化思维的深处还时时散发出“历史”的神秘感，而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和相互依存的岁月，一旦有了神秘色彩，就容易引起猜疑。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所谓“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也不应让“历史”成为包袱，更不能把历史荣辱成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
三、用国际化语言讲述真实的“民族/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要跨越文化、种族、制度等差异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沟通和交流，以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接受。在国际关系中，孤立、排斥和对立的姿态，只能引来更多的猜忌、抵制和冲突，这是为人类历史证明了的规律。鉴于对中国身处的当代国际复杂背景的深刻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就强调，我们要善于用让人听得懂的方式向国际表达，“我们不向世界说明的情况，人家就帮我们‘说明’；我们不讲故事，别人就讲故事；我们如果不讲真实的故事，人家就可能讲假故事。”换言之，如果我国的新闻传媒只是用以往那种“中国化”的表达法，在对外传播中就可能因受众“听不懂”而招致各种误读，而其结果，则会因表意的“隔膜”而任由不实或歪曲报道胡作非为。
针对我国对外传播的现状，一些对中国友好的国外媒体人士曾指出我国新闻传媒亟需改进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舆论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外国媒体有时很难从一些中国政府部门得到权威消息，于是就会转向寻找其他消息来源，结果是许多不权威、不准确的信息反倒充斥在他们的报道中；二是中国媒体比较擅长“宣传性”的简洁的报道，但不太擅长用细节和背景来充实报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报道的可信度，给西方媒体提供了造谣抹黑的空间；三是中国不少媒体较少考虑海外受众的心理习惯和接受方式，再加上一些外文报道的写作水平不高，使得中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多时候被西方受众忽略。 上述意见，表明我国新闻传媒对国际舆论的传播规律尚存在认识 “盲区”，且在报道策略、手法、语言等运用方面也不够“国际化”，而其结果则会招致中国媒体的真实报道却反而被海外受众“忽略”的传播效果。
在对外传播方面，我们既要善于用让人“听得懂”的方式向国际表达，以减少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间的“逆差”，还要善于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情感、形象和表述，来传递“天下主义”的大国情怀，从而减缓各种民族主义的“自由落差”。在全球化的相互依存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尽管文化差异、文明多样性和各种冲突客观存在，但也确实形成了超越于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一些对全人类来说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观，它构成了“天下主义”的人类道德基础，也正在融合、渗透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观念、情感、形象建构和表述方式之中，例如奥运精神，就是一种在全人类间传递“和平”、“友好”等普适、永恒价值的火种，是人类表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天下主义”情怀的国际语言。但人们也注意到，我国的电视新闻画面在努力传播山呼海啸的国歌声、红旗漫卷的海洋的同时，似乎也不该忽略，奥运会首先是世界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不是“北京的奥运会”，而是“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奥运会”，不能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留下“这是中国的奥运会，我们只是看客”的感觉，否则就有可能把原本应该是彰显奥林匹克精神和世界人民友好团结的火炬传递活动，变成了纯粹展示我们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赞美中国的发展、颂扬中国伟大的“宣传活动”。这种传播“偏向”，其实是不利于在世界面前塑造中国文明、友好、开放、和谐之当代形象的。面对奥运圣火传递，我们的电视镜头应该始终聚焦于人们挥舞的两面旗帜：一面是爱国旗帜——五星红旗，一面是彰显奥运精神的五环旗，因为奥运圣火映射的正是属于全人类的奥运精神。
参考文献：
1、〔美〕M.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2、王辑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3、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第六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北京•2008），发表于《科学新闻》200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