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口误后，张泽群通过博客向全国观众道歉。全文如下：“零点时，我有一点口误，把祥和说成和谐，当时是边看时钟倒记时边说，脱口而出，当时就发现错误，但已经不容更正，在此郑重道歉。我现在也并不记得把上联也说成迎新春，请网友帮我回忆一下，如果真是，可见我当时的确是嘴不由心了。这一幅对联，是听说要调整节目时自己临时想的，当时还给导演匆匆写了一遍，写的是以上的文字。去年也是临时编了个对联，算不上工整，临时应景吧，但今年现场一看时钟走了神儿，发生了口误，给节目和节日带来了遗憾。向大家道歉，请大家谅解。望网友代为转达。谢谢。”  

从“黄建翔事件”开始，主持人开始流行道歉。中华乃礼仪之邦，要诚信为本。既然在大年夜让老百姓不爽，就应道歉，这可是无可厚非的硬道理。何况，道歉是礼貌的标志，重视受众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很遗憾。因为道歉不应该成为主持人的习惯。

第一，道歉可能会扼杀主持人的个性。我们在文革期间，习惯了道歉。道歉成了某种向主导舆论低头的标志。道歉固然可以赎了心中的负罪感，但却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主持人为什么要道歉，多半是由于网络的巨大压力。张泽群出错后，网络到处都是声讨。这让我想起黄建翔，他的足球解说也最先在网络世界掀起狂澜。结果他们都成了网络舆论的牺牲。既然道歉并非出自本意，就有可能压抑个性。中国古代经常有“负荆请罪”的记载，诚恳的道歉固然为君子良品，但是经常道歉的文化，却有可能产生不了创新的种子。西方文化中就少有道歉，他们崇尚较辩、斗争与竞斗，他们的“Sorry”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礼貌。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很多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在力排众议、顶住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迸发出烟花般独特而灿烂的个性的。丹拉瑟、奥普拉都是这样的主持人，丹布朗作为被政府十分仰仗的主持人，居然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与政府唱了反调。这是不是会给“道歉成瘾”中国主持界以些许启示？

第二，可不可以用幽默来代替道歉？网络有一个“放大效应”：抓住一个很可能被人忽视的细节无限放大，并四处传播，哪怕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到后来都有可能重如泰山。既然了解到这点，主持人就大可不必当真。网络有批评了，道歉可以，但是幽默一下也无妨。我倒很欣赏被《馒头》恶搞的法律节目的主持人，他只是一笑了之，说，他很欣赏胡戈的创意，他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的。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态度。道歉是基于做错事的行为，双方的人格主体是不平等的，动不动就道歉，会在主持人心中造成负担。李咏、崔永远接连患抑郁症、失眠症，很难说不与此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如果不用沉重的道歉而试着用一些幽默来化解，也许能减少主持人心中的压力。否则，要像这样沉重下去，中国根本出不了丹拉塞那样一红就60年的主持人，因为不到几年，主持人就要出家了。黄建翔不就没顶住嘛，他说是说“辞职是厌倦做主持人”，可现在他不又在凤凰台做老本行吗？原因可能在于凤凰台比较轻松，比较幽默。看来，不幽默，有时不是主持人的错，是整个电视体制、文化心态和受众的审美决定的。

第三，网民为什么要动不动要别人道歉？张泽群主动道歉也就罢了，网络上却到处扬言：李咏，你为什么不道歉。我觉得奇怪，李咏为什么要道歉？做错了事，道歉可以。但谁没说错点话、忘记个把词啊？被网络的放肆语境宠坏的网络民众，开始养成了屁大个事要用炮轰的不好习惯。网络时代要讲究媒介素养，宽容与和谐的心态，也正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体现。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是话语自由必须伴有社会责任。很多网络的发言是极其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网络的匿名助长了集体隐暴力，助长了睚眦必报乱抓小辫的恶性文化。看来，季羡林说的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不能仅仅关注外部的和谐，也要关注内心的和谐。呼唤宽容与和谐的网络环境，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