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曾给记者的职业下过一个极为形象的定义，“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他不计较自身的成败荣辱和老板的喜怒盈亏，而是为信任他的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成为站在时代航船上的优秀的“了望者”？怎样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新闻精品?这对新闻工作者是一个高素质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辩证法。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怎样去看待、分析这幅变化着的画面?恩格斯又说：“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关于新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从创新要求，就新闻工作的思维方法，提出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就教于同行。
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尊重事实是我们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记者的立场不能改变客观事物本身，但是却会影响记者对事实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事物的客观意义，有时也会冲破记者主观的局限，对记者的主观立场产生巨大影响。事实，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而一个人的立场、主观愿望，是代表了记者的政治思想的倾向性。新闻记者对客观事物的报道，是经过记者的加工再传给受众的，因此有一个主、客观一致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记者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替代新闻工作的规律与原则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新闻报道的效果与记者本人的政治立场、主观愿望，关系密切，影响甚大。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中生活，由于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差别，人们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及实践上，包括信息传递等方面，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如马克思讲：“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产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
由于新闻工作者既是社会的普通一员(社会的客体)，又是文化的传播者，他面对的传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担负着引导人、教育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闻工作者从事的是一种主体活动，它本身具有一种主体的性质。但是．这种主体又不能不受到各种局限性的限制。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讲，记者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记者又是客体，具有客体的属性。因此，作为传媒的记者代表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作用。
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创新往往是以既有逻辑为基础的逻辑中断，要么通过演绎获得新的推论；要么改变已有的逻辑前提．进入新领域；要么根据需要发现或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论述军事指挥的战略艺术时说：“思维在这里离开了极严格的科学领域，即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著名数学家庞加莱认为：“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保证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条道路能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为此，必须从远处了望目标，教导我们了望的本领是直觉。没有直觉，数学家就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是按语法写诗，但是却毫无思想。”恩格斯的“愤怒出诗人”，就是指在一种非常状态下．才能有好诗出来。这就是说，创新往往是非逻辑的、非预料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直觉、灵感的结果。灵感基于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一切，这对舆论工作不无借鉴。从思维学的角度看，非逻辑的东西往往伴随着较多猜测和想象的成分。越是少逻辑的，意外的，可能就会越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1997年，我在采访我校一位患严重白化病的应届毕业生唐均时，他视力极度弱视，这为他的就业带来很多困难。我了解到，他因弱视，上课几乎全靠听力，即使坐在第一排也什么都看不见。从正常逻辑讲，他的学习成绩不会很好的。但恰恰相反，他自学了16种文字．包括西夏语、女真文、梵文等，还能用8种文字熟练地写就业自荐信，这在常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若从非逻辑的观点考虑，恰恰是弱视、白化病的苦难，成就了唐均。后来，我以《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为题，写了一篇通讯，人民日报予以刊登，立即受到舆论界重视，最终促成唐均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他才能的用人单位。
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传统是继承性的，纵思维的。非传统的往往是横思维的、反叛的、否定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许多事情都是一种解放思想的结果，必须从解放思想的高度去认识，才能得出正确答案。解放思想就是非传统。在整个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支充满了传统与非传统、模式与非模式化的崭新乐章。比如：
1978年冬，在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人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4月，香港伍淑香女士投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办第一家中国大陆上的中外合资公司；
1987年4月，北京成立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天桥百货公司；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所有这些，不突破传统行吗?若仍然停留在旧的传统观念上，能有这样的举措？不会的。
再比如，在写作模式上，这些年来，消息写作的散文笔法；现场短新闻；深度报道；热点追踪，焦点访谈等，都是走出传统，取得成功的。
创新有两种。一种是继承性的，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批判的．是一种扬弃，有时是赋予它新的内容或形式。还有一种创新，是非传统、非模式的，是开拓性的。这其中，传统与传统、模式与模式，传统与非传统、模式与非模式、非传统与非传统，非模式与非模式，都有一个互相比较、协调统一、共同发展的问题。
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经验与理性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之果、思想之果。经验是几年、几十年，有时是几代人艰辛努力换来的。而理性对经验是高度概括与升华。经验是对理性的典型运用，没有经验的理性是灰色的，是无源之水。而没有理性的经验，最终可能成为固步自封，滞步不前的历史遗物。
比如，关于新闻的时效性问题，是简单的以时间为标准?还是以对工作的指导性？再比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问题；正面引导与批评监督的问题，还有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传媒的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问题。是简单的迎合口味，还是高格调的雅俗共赏和正确引导？经验和理性的有效结合，是创新的宝贵温床和重要途径。当然，停留在经验上或忽视经验都是不对的，一定要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再指导经验。在结合中升华，又在升华中前进。
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现象的东西就是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东西。现象只是本质的部分外表，因此我们说，它是表面的、片面的、局部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而本质，是事物的本来性质，本质就是决定事物内在矛盾的那个关键的东西。凡是本质的东西都是带规律性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现象比，本质是内在的、全面的、深刻的、稳定的，甚至是贯穿始终的。
列宁讲过：“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记者通过新闻采访，的确可以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而分析的过程，就必须不但要了解事物的现在，还要了解它的过去；不但要了解矛盾的普遍性，还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但要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还要了解事物的外部联系；不但要了解事物的梗概，还要了解细微末节。面对大量一手、二手、三手的资料，必须进行审慎的分析，决不可轻易得出结论。既要从具体到一般，又要从一般到具体，特别是对一些现象的问题，不能单凭主观设定的模式去套，要从具体入手，得出普遍的结论，然后再用普遍的理论来分析具体问题。实践证明：“从个别出发，我们确实能够深思熟虑地大胆去追溯普遍，但从普遍出发，却极少容易找到通向个别的道路。”这是因为有些事情，从表面看来是极为相似的，但诚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特别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主张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来看待事物：“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找出内部的关联关系，给出一整套量化的办法，是新闻采访中相关分析的具体内容。比如：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找出现象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容异同，并给出一种初步的定性判断与分析。确定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包括找出相关系数。
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创意是什么?创意是—种崭新的思维内容，创意就是思想火花，创意和策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创意更多是从思想上。策划往往是从形式上．创意是从无到有的问题。是未知的。而选择是既定模式，是对现成的东西予以挑选的问题。创意是在舆论宣传中对既定意图、观点、立意萌生的一些想法．它是以想象力为其主要思路的。选择就是根据立意，创意所提出的目的。基于必要的现实条件。特别是环境、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给予选择。创意必须借助于支撑点，不然就是不合实际的空想。比如，1995年5月1日全国开始实行双休日。一个月内有1／4时间是可以自己安排的，若再把寒暑假加上，则有155天。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4年中就是620天。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4年中安排的有效学习时间也不过840天，两者之比近于5：7。因此，每个学校在1995年的新学年开始时都实行双休日，并推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旨在引导大学生过好双休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出了“点菜式双休口系列活动”的创意。主要是想利用双休日，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多种形式的有意义的活动，由大学生自己挑选，就如同通常吃自助餐，由自己随意点菜。围绕这个创意，我选择南京大学浦口校区一、二年级作为突破口取得成功。尔后“点菜式双休日系列活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多家新闻单位予以突出报道，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为什么国内许多高校都或多或少地采取措施。丰富双休日活动，但新闻界给予突出报道的却极少。偏偏南京大学的“点菜式”受到国内大报的青睐。人民日报还同时配发一篇1500字的言论，关键足“点菜式”这三个字的创意，选择准，效果好。值钱就值在“点菜式”三个字上。
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主流是什么？是决定事物的性质、方向的问题．反映事物发展的大趋势。而界缘呢?是在主流前提下的约束条件，性质界限。如果说上流是一个主地盘的话．那界缘就是这个土地盘的周边接壤地带。这几年，我们一再强调守土有责，在守好土的前提下，开发好界缘，具有极高的创新价值，界缘上有许多好东西待我们去开发。
主流就是主旋律，大合唱。比如今年是国庆50周年，丁关根同志提出要唱响“三颂”。即“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具体到报纸的版面上，主旋律就是你的要闻版，界缘就是你喜闻乐见的副刊。独家特色的专栏，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衣、食、住、行、玩、乐等内容。当然，这个界定法，也不太准确，因为副刊、专栏，也有主旋律的东西．这里的意思就是指离开主旋律稍远一点的那个地带，更多地是带有一定平民意识，俗的味道浓一点，再形象一点说，主流就是长江、黄河，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咆哮万里触龙门”。但是，光这些还不行，光这些东西就单调了。我们不能忘记，在与长江、黄河接壤的地方．也有秀水佳景，往往在界缘地带是美景区集中的地方。好的风景点，都是在界缘带，在山水之间。长江有小三峡，到了金陵一带就有了“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黄河也不都是一泻千里，既有九十九道弯，也有“春雨断桥人小度，小舟撑出柳荫来”的界缘…带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如果说主旋律是交响乐。是史诗、那界缘就是清唱。就是折子戏。因此，在唱响主旋律的同时。开发好界缘大有作为，出新意、有境界，于细微处见精神。
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新闻是记录历史的一门科学，它永远是以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完美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代性”反映“横切面”。“历史性“反映”纵切面”。时代性就是反映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区域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斗争的内容．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及解决方法。特别是那个时代中人们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实在地标志着一个时代中人类对社会认识的进步和成果积累。历史性、昨天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记下来，告诉未来。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的继承性，通过新闻载体记下的今天，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积累，后人可以从前人的认识和积累中，寻求新的向自然进行斗争的力量。
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收敛思维”是一种严格的思考方法。它注重于一丝不苟的逻辑分析与验证，无论多么繁杂零乱的现象或素材，在收敛思维的工作下，最终都会被一系列验证制约在一个扼要、清晰的逻辑框架中。而“发散思维”则不然，它往往是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任思维天马行空的巡天遥看一千河。科学上的一些猜想，艺术上的想象，直觉的偶然一得，往往都属于发散思维。有人这样说：创造能力＝知识量x发散思维能力。
一般的创造，包括新闻写作中成功的立意、角度，往往始于不严格的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有时可能偏离真理。因此，不能只停留在发散思维上，要借助发散思维的思想火花再继之以严格的收敛思维。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完成一个成功创造的全过程。
比如我在采访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时，我了解到“中心”是中美两国大学联合创办的第一个永久性的、稳定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1982年，我们国家有几位副总理答发意见，
前美国总统布什曾在给原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的信中 称：“它(指中心)是美中两国日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开拓性的一页，“十几年来，“中心”每年都从中、美双方各招收50名学员，取得成功。国内有9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来中心参观，都说送学生到中心学习，不亚于出国留学，还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采访结束后，我曾拟了好多题目。最后，我觉着还是把立意、主题落在不出国可收留学之效上。因此就取了“在当前的出国潮中，南京大学有一块留学不需出国的绿地”这样一个标题。突出了她不出国同样可收留学之效的典型性、时代性的价值。该稿很快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一版发表、颇受新闻界称道。迄今已有十几年了，不管是哪家新闻单位到“中心”采访，几乎都绕不开十几年前由我创意的“绿地”。很自然地就会要用“绿地”去作标题。“绿地”二字似乎成了中美中心的称号。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所谓偶然现象，指在新闻采访中经常遇到的一种随机出现的现象，初看起来似乎它与已经发生的事实无关。其实不然，经常有这样一些情况，必然的出现往往是以偶然为信号的，忽视偶然，有时会掩盖了必然。
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的话：“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
新闻宣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把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特别是对新闻采访来说，尤其是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预见、报道，必然有一个因果逻辑分析的问题；有一个对现实如何把握，对未来如何预测的问题；一个如何从偶然中找必然的问题。其前提，如毛泽东讲过的“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呢，怎样减少这种盲目性，又是怎样去先找到“因”，再预测“果”呢？恩格斯特别提出要重视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偶然性往往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一些新苗头，一些重要而尚未被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事。它们的出现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必然性的迹象。恩格斯在论述偶然性和必然性时就曾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在谈到因果关系时，同样提出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
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的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关于因果，实际上是各种事件在自然界的交互中的一种依存、联系的相互环节，只要有人存在，只要社会在发展着。这种依存和联系就会不间断地不完全地以各种因果性表现出来。列宁曾非常形象地列出一个公式：
“固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列宁进而又说：“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不是预定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并在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时刻爆发的。“恩格斯、列宁的这些哲理尽管不是专指新闻说的，但我们今天读起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新闻实践中又是何等的正确啊!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把握偶然性和必然性，不很好地考虑、注视一些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因果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及时捕捉到新闻苗头，引导舆论，写出精品。
“创新”。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爱因斯坦说过：“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爱因斯坦在这里强调了两条，—是创新意识，二是个人自由发展，说到底是个人创新意识和社会环境氛围。改革开放为每一个人创造了脱颖而出的宽松环境，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勇于创新，持之以恒，把握辩证法，特别是要掌握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坚持创造性思维，就一定能开拓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天地，获得知识创新、工作创新的丰厚思维之果。
（原文刊于《新闻知识》 1999年第4、5期）
方延明：1951年生，山东莱芜人，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一级学会），江苏省高校校报研究会会长。1977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留校工作，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88年任南京大学校报主编，1990年任副编审，1995年任编审、教授，1994年被聘任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硕士生导师。自1982年以来广泛涉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等。1990年开始，专注于新闻文化研究，并有多篇论文和《新闻文化外延论》（1997版）、《新闻文化外延论》（修订本）等三本专著出版。1999年出版专著《数学文化导论》。近年来共有130余篇论文发表，其中核心期刊论文41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5篇，刊发内容提要7篇。20多年来，共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其中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50余个头版头条和多篇重要报道，有130余件作品获教育部、江苏省等好论文、好作品奖100余项，连续三届获得“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奖、江苏省第二届戈公振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