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档专门为农村受众编播的经济信息类节目，有近三成（27.8%）的受众对它一无所知，有三成以上（34.6%）的受众漠视它的存在，有一成以上的受众肯定地表示“不喜欢”，对它持肯定态度的受众仅不足二成。这种收视率与这种评价显然可以称之为“不好”：收视率不好、农民对它们的评价不高。这种“不好”还存在于其他的农村节目中：对于“农业教育”的选择，受众的比例是4.3%，对于“农村各地”的选择，受众比例是10.3%。后者是个新闻类节目，不属于明确的经济信息范畴节目，前者却仍然与农村经济有相当大的关联。
四、关于媒介传播农村经济信息的思考：农民为什么不“赴”为他们特设的“晚宴”
江苏农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信息很重要。在我们的问卷中有一个题目：“您认为新型的农民与农村应该是什么样的?”由于此题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因此回答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无论是苏南的问卷还是苏北的问卷，在回答此题时，类似“关注信息”、“信息多”、“各种信息接受及时迅速”之类的回答均很多，说明江苏人不仅感性地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而且理性地了解到信息的意义。事实上，不仅仅江苏人，今天一些有眼光的农民也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南方周末》上有篇的报道，就提到河南唐河县古城乡小常庄的农民对信息价值的肯定：“小常庄的村民们大部分都从电视上知道了加入‘世贸’的事情。常孝有说：人家外国的粮食比咱的便宜，光种粮食‘不沾弦’（即不行的意思）了。常当过兵，他说，每天他必须看中央电视台和南阳电视台的新闻，‘不看的话，黑天黑地的，啥也不知道’。” 但尽管如此，从我们所调查的数据中还是看到了一个与我们假设相悖的现象，即苏南农村对大众传播媒介为他们特设的农村经济信息节目缺少热情。
如果说农民对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关的信息无动于衷，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剩下的原因就是：这些信息与他们的经济活动不相关或相关度太低。
我们假设，这种不相关或相关度太低是苏南农村自身的原因，因为在苏南，其农业的比重已经仅占7%，而苏南农民的乡镇工业，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经济高潮的发展，已经在苏南地区成为“四分天下有其三”的经济主体。所以农业不再是苏南农村的主要经济活动，正因为此，有关农业活动的信息对于苏南农村大多数受众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对于以种植养殖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苏北来说，这种信息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我们分析了苏北农村对于“致富经”“金土地”等栏目的选择率后，发现，苏北农村对于它们的兴趣同样很小：表示喜欢上述两个栏目的受众占19.0%，尽管比苏南高出了近２个百分点，却同样未达到20%。因此，上述假设不成立。
我们同时假设，在农村，有关农业经济信息的传播方式主要为人际传播。但在提到是否“借助过媒介的帮助”的问项中，我们看到，在从事种植业的苏南、苏北农民中，曾经从媒介中得到过帮助的分别达30.8%、47.3%，在从事养殖业的苏南、苏北农民中，曾经从媒介中得到过帮助的分别达39.1%、43.8%。也说是说，在农村，大众传播同样也是农民接受经济信息的一个渠道。因此，上述假设仍然不能成立。因此，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在媒介为农村设置的节目中，存在着产销不对路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
１、所传播的信息时效性太差，导致实用性不强
我们认真分析了一下这两个栏目的内容，发现其中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主，主要是对一些成功者的种植、养殖技术的介绍，例如大棚种植、水产养殖、良种高产、瓜果栽培、产品销售渠道等等。从它的传播内容来看，大多是对已成功的样板的经验报道。这样的报道，其信息从发生到传递的周期已经很长，信息的利用价值已经难以估计了。有时，有些信息在播出时介绍某乡某村某某，如何培养出新品种，该品种如何畅销，实际上，就连一般的市民根据市场情况都已经知道，这些品种已经成为市场上的大路货，早已不抢手了。一旦信息成了“昨日黄花”，信息就没有了实用价值。
２、创办农村节目的指导思想与市场需求难以适应
如果强调信息的效用，那么，失效的信息当然不应当再播，但如果作为一种宣传，时效性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从我们所见到的节目来看，办节目的指导思想可能还是偏重对于农村新貌的介绍，宣传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与信息的重要性。果真如此，对于报道内容的时效、实用性的缺失，就无可厚非。但这种报道显然不是农村受众最主要的需求。至少从江苏农村受众的立场看，这种报道与需求是不对路的。随着农村政策的放宽，农民自主权加大，农村种植、养殖业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做什么更好、怎样做、产品市场在哪里、市场的行情如何、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来源等等有关市场需求信息；对于科技指导的求助方式、渠道等科学种、养植信息；国家有关农村政策的制订与调整等大政方针信息……。如果我们所创办的节目能提供并保证信息的有效性，换言之，既对路又逢时，受众定会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３、媒介为农村创办节目，却未考虑建立和提供反馈的机制与条件
经济信息大多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发挥得好，能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信息传播不仅要求快，还要求信息反馈的渠道畅通。信息传播不快，信息就会失效，信息反馈渠道不畅，信息同样可能失效，或者难以发挥全部的效用。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传播媒介，对于农村关注得非常不够，央视调查是否在农村也有收视率检测，我们不十分清楚，但其他方面的常规性回馈几乎等于零，如果我们说，最受大众欢迎、最具有大众传播媒介特性的电视台同样几乎很少考虑到从农村来的反馈，农村的声音在电视台所得到的反馈声音中，几乎是一个盲点，这种说法大约不会过分。但在三大传播媒介忽略之处，却有地方网站做得有声有色。据说浙江衢州有个地方办的农村网站，非常受农民欢迎，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网上提供的信息多为实用信息，二是网上的信息更换非常迅速，三是有问必答。于是农民将此网称为“农业１１０”，而它的真名倒较少被人知道。如果我们的传媒能够充分地利用媒介与因特网的交互作用，迅速地为农村经济活动提供信息、回收信息、反馈信息，建立起畅通的信息传递“高速公路”。那么，媒介就不仅仅只是造福于农村而且还是造福于社会了。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媒介的因素，造成了农村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经济信息的热情不足，农业自身方面也存在着原因，它同样也衰减了农民对媒介传播经济信息的热情。即：
１、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尚未形成
尽管江苏有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但总体说来，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江苏仍然未成为主导方式。
江苏尤其是苏南人口密度很高，是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数的6.8倍。尽管苏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不再成为农村的主体，但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建设以及其他项目的建设（例如高速公路、开发区等）的占用、农业结构的调整等，农村的耕地流失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均可耕种面积仍然很低。江苏居住于农村的人口4352万，农民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到1.5亩。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中国其他农村：中国可耕地面积仅达15亿亩左右，占世界可耕种面积的７％，但中国人民却占世界人口比例的22%，据国家统计局在《形势?问题?对策－1994的经济形势分析及宏观调控建议》中指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经由1978年的1.6亩下降为1.2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1.2：3.75） ，而中国农民人口近9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如此多的农民种如此少的地，何谈规模化生产？而集约化的首要一点是规模化，在此基础上，改革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重视资本与技术的投入，增强科技对农业发展的先导作用，才能使农业进入以科学方式管理的、技术、资本密集性的集约化发展轨道。
农村如果不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的改革，农民对于农机、科技的需求、对于信息的需求就难以达到“渴求”的地步，扩大农村的重化工业的内需也就只能成为一句难以企及的口号。
２、另一制约对经济信息关注热情的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偏低
在本次调查中，对于“农民选不选择‘做广告以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一问题，农民赞同“产品少，不值得做广告；产品多，可以考虑做广告”一项的占44.2%，排名第一；认为“生产的产品三钱不值两钱，做广告不上算”的排名第二，占33.2%。其中第一项所涉及的是上述规模化生产规模化产出的问题，规模化生产不形成，“提篮小卖”式的销售将永远成为销售方式的主体。农民做广告的积极性也肯定不会高。其中第二项涉及的是农产品的价格问题。粮贱伤农，是早以形成的共识，“粮贱”所引起的一系列其他经济活动方面的连锁负面反应，如农村抛荒、全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内需难以拉动、经济建设难以可持续地高速发展等等，同样也早以通过大众媒介成为社会舆论，但随着中国的“入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已经不再是“提高粮价”，负担转换，它密切关联的是加快城镇建设、减少农业人口，加快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的问题。这一点，既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同样也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广泛、细致、深入的宣传导致社会警觉并形成共识。
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按照我国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21世纪中期，是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时期。而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不可能建立在80％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同时，一个农业劳动者占多数的国家也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国家。因此，21世纪的中国能否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关键在于农村的变革，而在这变革的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肩负着推动农村现代性增长的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对农村的关注。
中国新闻学女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新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江苏记者协会常务理事。《新闻广场》副主编。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新闻学）学科带头人。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进修，回校后在新闻系任教。1993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独自撰写或参与撰写新闻学与文学专著、教材、辞书等共计13部，代表作品有《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中国新闻简史》、《报刊·市场·小说－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辞典》（商务印书馆）。近五年完成的论文共计３０余篇，代表作有《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建立受众理论体系是时代的需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特点》（《新闻大学》）、《战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国记者》）、《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论信息报的产生与受众市场的形成条件》（《南师大学报》）等。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家级、省级、厅局级、校级科研项目共7项。获校、省级奖项共9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