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国新闻事业初兴、发展到成熟的时期，而伴随其生长的，则是多战的一段历史。世纪之初，中国的政局风雨飘摇，报业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中掀起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言，是战争或随时会爆发战争的威胁引发了国人办报的热情。此后，军阀混战、北伐之战、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的硝烟始终如影随形，弥漫在本世纪中国新闻业的前半生。于是中国新闻业便在战争中生存，在生存中报道战争，在报道战争中被战争所影响。本世纪中叶，战争仍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媒体关注的重心。五十年代伊始，抗美援朝战争便交织在新中国建设的步履中；六十年代，援越战争再次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高亢的乐章，直至国内一场无硝烟之战开始，援越战争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兴奋点。本世纪的后三十年，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好似不甘寂寞的跳动音符，穿行于和平交响乐中，而世纪末的北约之战，更是以其强烈的不和谐音又一次震撼了中国的新闻业。
回眸百年的中国报业，会发现，战争在其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它不仅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上，而且在新闻业务的发展上、新闻业的观念上，均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不同程度地促使各个时期新闻事业各自特点的形成。
一、乱世中孕育的中国新闻业
国人自办报业兴盛于甲午一战之后。中日战争击碎了中国人“老大帝国”“船坚炮利”的自信，于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出于对西学的关注，对变革政治的需要，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报刊兴盛发展起来。由此，中国的新闻业就旗帜鲜明地具有了下述特点：
（一）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指导意识
在国人最初创办的报刊中，更多地借鉴西方宗教报刊以传播观点为目的、以传播思想为宗旨的办报方针。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有识之士，以报刊传播政治思想，在新闻史上，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政论报刊时代”。当时的报刊以言论为媒体的重心，观念的宣传在媒体中大行其道，读者阅读报刊，也同样重言论而轻新闻，言论“论”得如何，是报人办报的核心，也是读者衡量报刊办得好坏的标尺。
（二）对新闻价值的淡漠及对报业商品属性的忽略
当时的办报人与读报人，重刊而轻报，日发的报纸被视为商贾之人的读物，受到轻视。同时，作为一种宣传，必然不计工本地追逐受众。以奉送为主的维新改良报刊及辛亥革命报刊酿就了中国新闻史上两次不以赢利为目的办报高潮。 这两方面的特点，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杂交“政论”与“新闻”的通讯文体大放异彩
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风云变幻，袁世凯及各路军阀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政治新闻迭出，令世人不得不关注；“枪杆子”轮流执政，使得“笔杆子”三缄其口，少作言论，然而毕竟不吐不快，于是借事生发，藏锋于笔端，揉新闻与言论为一体。由此，文人的智慧与乱世的结晶、中国新闻文体中的一枝奇葩――通讯――便绽放于世，成为新闻报业的一道异彩。可以说，乱世既扼制了新闻业的正常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新品种的诞生。
二、金戈铁马声中的中国新闻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刊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无论是战争引而未发之际，还是战火遍燃中原之时，中国的报刊业都生生不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创办的报刊共约11069种，其中报纸计约2580种。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与阶级斗争的激烈，使得此阶段的报刊事业呈现出的第一个特点便是：
（一）报刊指导思想多元化，时事政治性报刊占主导地位
由于战争，时事政治对于民众来说，便成为切肤相关的要事。因此，此时在报业占主导地位的是时事政治性报刊，但由于阶级的对立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报刊的指导思想便呈现出了多元性的特点。
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创办的报刊，是这个时期多元性报刊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国统区内，这种多元化则体现为如下数种：或两大阵营形式上统一于抗日旗帜之下，实质上泾渭分明；或超然于政党之外，以第三者的立场出现；或以无主义为主义，在国共两党中求平衡，在两党的相争中得渔利；或以宣传“第三条道路”为办报宗旨。此外，抗战时，中国半壁河山的沦陷，导致另外两种报刊的出现：一是媚日求荣的报刊；一是抗日救亡的报刊。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汉奸报刊堂而皇之地发行，爱国报刊却只能躲躲藏藏地打游击。这两类报刊同样显示了这一时期报刊的多元性。
（二）报刊事业犹如政治军事的晴雨表，其规模与力量的对比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中期，国民党党营报业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据1944年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国统区1千余家报纸中，国民党系统的报纸计670多家，占国统区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1947年８月底，报纸总数增至1781家，其中国民党党报1170多家，占全国报纸的66％。
1947年7月，解放军开始反攻，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并取代国民党报刊成为中国新闻业的主流报刊。台湾新闻学者赖光临在论及彼时反共的报纸“深感荒漠呼声，得不到回声的孤寂”时，颇有几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悲哀，我们从其反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和报刊事业上的胜利。
（三）重视报刊的宣传价值，视报刊事业为政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视报刊为政党的宣传工具，共产党如此，国民党亦然。这是对维新派报刊所持报业观的继续与发展，也是时代使然，要言之，相同的传统奠定了相同的报业基础，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报刊。在这个时期，无论办报者主观愿望如何，报刊的宣传价值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重视。
（四）报刊数量庞大，但大多报刊生存的时间很短
1938年到1949年创办的报刊已愈万种，平均每一年有近千种报刊产生，但这些报刊生存时间却大多不长。其中生存时间不到一年的占当年创办报刊数的35％。生存时期在两年以内的占所创报刊数的一半以上，达到了66.6％。而跨越五个年头之后，只剩下3.7％的存活率了。
产生此特点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战争既是这个时期报刊生长的酵母，同样是它的催命符。
三、抗美援朝中的新闻事业
我们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阶段新闻业在战争报道上的主要特点：风烟滚滚唱英雄。 由于此次战争发生在前一次战争刚刚结束，新中国初建不久之时，战火燃烧于国门却又在他国的领土内，中国人民一方面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体会到和平的安宁，因此，大痛初定的国人能够更多地从精神上而不是生活上、物质上去感受战争，这种感受便会升华为对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之情，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颂歌般的庄重以及诗一般的激情。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最能集中地代表这个阶段人民的心态与情感。
由于同样的原因，最适于“唱英雄”的新闻与文学的边缘文体――报告文学便在这个时期的报业新闻中就占有了很大的一席之地，同时，兴起于民国初建时期的通讯也重新再放光彩。如果说，新闻事业在这个时期为传播战争信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的话，那么，战争则促成了这个时期战地通讯与报告文学的空前繁荣，并使之成为此阶段新闻业务方面一个非常值得珍视的重要特点。
四、反美援越战争中的中国新闻事业
60年代中期，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另一场援助性战争——越南战争又点燃了战火。纵观这个时期的新闻报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方面，由于战争性质及战争方式与援朝一战大致相同，因此，新闻业的主要任务也大体相近，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迁、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新闻报道具有了独特的个性：
（一）以大篇幅、大版面以及刚性的语言显示强烈的反美情绪
在战争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媒体以绝对的篇幅报道着战争。以65年4月为例:30天内，共有20天的头版,几乎全版用来报道和评论战争，而其余10天的头版上，除报道了较大的突发性新闻外，有关越战的文章占据了2/3左右的篇幅。此外，几乎有15天左右,第四版有关越战的文章占据了1/3版甚至全版。如果说，在援朝一战中，我们的媒体时常会充满激情地“唱”英雄，以表达我们对子弟兵的感激与对和平的期待，那么，在援越一战中，我们的媒体则更多地是以愤怒的情感表示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佬”一决死战的精神:“热烈欢呼越南军民击落敌机达到百架”、“消灭一切来犯的敌人”、“越《人民报》欢呼南越人民炸毁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英勇行动，南越人民对侵略者的回答是：打、打到底！”（《人民日报》1965.4.1.）在媒体有关战争的报道与评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精神或信念，即：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美国的，我们就反对。
（二）政治性增强了，可歌可泣可叹的报道少了
战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走向极端的一种表现，对于战争的反映必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性增强，主要指的是在报道形式与报道内容方面所体现出的直奔主题的单一性。所有的文章似乎都只适合于用一种高亢的声调来颂读：例如：“美帝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敌人”(65.6.13.)“美国佬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美国侵越战争必败”(65.6.30.)“西贡数千学生示威要美国佬滚蛋”（65.1.5.）等等。战争对人类、对社会的伤害、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的重创、人们内心对于和平的期盼之类的报道几乎没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所展现的那种温情与深沉也不复再见。因此，从新闻业务上来看，这场战争未给中国的新闻业带来一些值得回顾的变化与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记者以细腻的笔触对越战作了大量的报道，再现了美国部队中的反战、厌战情绪、反映了战争中美军屠杀无辜百姓的残酷以及美国正在迅速走向失败这一客观事实。例如《圣路易斯邮讯报》在1965年3月下旬连续发表了记者理查德·达德门关于南越局势的一系列报道，文章以详尽的事实证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迫在眉睫。”“美国方面正在失败，而且在迅速地失败。”“由于打了这种错误的战争，美国人既在失去土地，也在失去人心。”又如美联社驻西贡记者彼得·阿内特的《一部“逼真的”美国越战电影》（《纽约先驱论坛报》1965.1.14.）《在南越丛林里》（《哈钦森新闻报》1965.1.29.）等。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的质疑，促使一些美国记者进行了深度地调查与采访，由此，一批有影响的深度报道产生，如《纽约时报》出色的调查性报道记者西摩·赫什、越南问题专家威廉·图伊、尼尔·希恩等所撰写的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报道，在当时均获得轰动性的反响。从舆论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些报道对美国政府最终作出终止这一场错误战争的决定，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同时，深度报道也由此逐渐成为世界媒体所广泛运用的一种形式。
五、局部战争中的中国新闻事业
对于越战的强势报道因为国内的一场无硝烟战争的突发而中止。当中国重新面对世界时，战争已好似世纪乐章中散落的音符，不复在新闻阵地上夺人耳目。然而正当人们希望迎接一个和平的新世纪时，战争却重奏起不和谐的旋律：一场世纪之末的战争又在科索沃拉开帷幕，这场远离中国的局部战争几乎将中国重新卷进漩涡，起因是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1999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 我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从9日至15日的头版，几乎全部用来报道与北约战争有关的事件，中国的新闻界好象重新因战争而沸腾。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段时间的媒体报道并与援越一战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变化。《人民日报》从第13日起，头版中的报道就出现了《国人当自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文章，自16日起，与此事件相关的文章就多以“化悲愤为力量，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这一主题为报道的基调了。中国使馆被炸，触犯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参战”――在精神上、舆论上、媒体上“参战”。但，在表达了中国的严正立场后，代表中国政府的媒体表现出过去所不曾有过的冷静与克制。我们有理由认为，理智与成熟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特点。
当然，这同样是，或者说更应当是党和人民的理智与成熟。同时，这也是世纪末的冷静，是对曾经喧嚣多时的战争、以及与战争互为影响的新闻业的反思。
在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的日子，代表着中国人民声音的传媒，面对战争，于不经意间，已奏响了向往和平、安宁并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旋律。
中国新闻学女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新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江苏记者协会常务理事。《新闻广场》副主编。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新闻学）学科带头人。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进修，回校后在新闻系任教。1993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独自撰写或参与撰写新闻学与文学专著、教材、辞书等共计13部，代表作品有《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中国新闻简史》、《报刊·市场·小说－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辞典》（商务印书馆）。近五年完成的论文共计３０余篇，代表作有《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建立受众理论体系是时代的需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特点》（《新闻大学》）、《战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国记者》）、《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论信息报的产生与受众市场的形成条件》（《南师大学报》）等。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家级、省级、厅局级、校级科研项目共7项。获校、省级奖项共9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