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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教授,1954年7月生于江苏。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影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编和参编有《广播电视新闻写作》、《新闻传播学丛书》、《中国电影史》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了“9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江苏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加的科研项目共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和艺术成果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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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47: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论文提要】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机遇与挑战。中国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也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文化产业。中国电视业正在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一些冲击,但这一冲击力度将会很快加大。

本文认为,对于加入WTO,中国影视业应有的态度是积极赞同,全面回应。因为国际经济一体化,也为中国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能否发展,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的竞争力。论文进一步认为,只有在开放中才能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展壮大中国的影视产业,只有正确看待差距,中国影视业才有所作为。 对于加入WTO后中国影视业的优势,我们应当看到这样几点:加入WTO后,中国的影视可以面向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中国低成本的影视产品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可以促使中国进行影视产业体制改革;可以更好地享受世界文化影视资源;可以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订,赢得影视问题的国际发言权。

对于加入WTO后中国影视业的面临的挑战,我们应当看到这样几点:海外影视业会利用巨大资本优势挤占中国市场;利用高科技手段和传播方式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加强竞争的力度;利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优势使中国在影视业上陷于法律的被动。

对于加入WTO后中国影视业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是:首先,抓住机遇,进行中国影视业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国具有规模的影视产业集团;其次,充分运用高科技提高中国影视业的国际竞争力;再者,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努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第四,政府应注重法律环境建设,并出台相应保护性措施,同时加强影视业的市场管理。

【关键词】 中国影视业 WTO 机遇 挑战 应对

【说 明】由于国外影视间近年来出现的体制"合流"大趋势,特别是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电信法》后,以此为标志的信息产业媒介"空前大整合"潮流风起云涌,电影电视之间的分野已极其模糊(即产业形态和媒介壁垒正在打破和消融)。因此,本文在使用 "影视"概念,用影视合流的"泛指"。

THE BOSTON CONFERENCE ON TV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Entering WTO: Chance and Challenge Faced TV &Movie Industry of China

MENG JIAN

[Abstract]

Entering WTO will make the market of China further opening ,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will encounter unprecendented chances and challenges. Movie industry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and earliest impacted industries .Now TV industry is being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mpacted, undoubtedly the impact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thesis thinks that the altitude which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holds should be positive becaus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ands the space of development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Whether develop or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is competence. The thesis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only opening can protect the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 only competi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only straightly facing the distance can make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stronger.

For the advantage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after entering WTO , the thesis argues that after entering WTO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can face the civil market and the foreign as well , TV&Movie products of china has a certain power in competence because of their low costs,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will deepen,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can better share the global Tv&Movie resource ,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can join in the adventure for making the new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he challenge faced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after entering WTO ,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V&Movie industry of other countries will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capital to occupy market of china, make use of high-tech method to further control the market of china,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foreign giant agglomerates to enhance themselves competence ,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property underline the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by law.

For the strategies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should hold after entering WTO include these : first ,seize the chan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system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especially develop the huge agglomerate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second, make full use of high-tech metho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third , make full use of two kinds of sources to occup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urth, the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lay emphasises on construction of law environment , manipulate the accordingly protective stipulation and strength the management of market of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Key words]

Tv&Movie industry of China WTO chance challenge cope with

[Explanation]

For the integral trends of system emerged in the foreign TV&Movie industry, especially after the America revised 《Federal Telecom Law》 in 1996, the media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dustries reshuffle , the deference between TV and movie increasingly vague, namely, the threshold of media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been broken down ,so the concept of TV&Movie used in this thesis means the integration of TV and movie .

中国加入WTO,市场进一步开放。在这一开放的市场中,影视产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也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文化产业。加入WTO影视业作出的承诺主要有,增加"国外大片"的进口数量和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在对外开放电影市场初期,中国电影经营者还能在保护伞下、赚上几年钱,但随着市场的继续放开,电影产业的竞争压力不仅来自进口片数量的增多,还有来自多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陈旧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的压力。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在WTO文本中,都属于服务贸易大类。服务贸易类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商业性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销售(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及体育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共12大类,155项。 其间视听服务、新闻出版服务等均在次范围。就目前签定的文本看,比较电影而言电视产业相对好些。一是中国的电视台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且没有放开。二是制作与播出未曾分离之前,客观上存在行业性垄断。三是中国政府的一些特殊政策性规定,如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卫星电视等,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的电视业。但从长期来看,国外电视节目对国内的冲击决不能低估。

一、加入WTO,中国影视业应持的态度与应有的信心

中国非常清楚地明白,作为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产业与一般的产业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对加入WTO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基本立场也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因为中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经济规律,只能适应,不能违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孤立地发展,对于影视产业也一样。这就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就此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对加入WTO后的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有这样几方面的认识。

1、在开放中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中国的影视产业。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化"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文化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贸易异军突起,1980年-1995年平均增长速度9.3%,高于同期国际商品贸易5.6%的平均增长速度.影视业也是近年增长幅度比较大的行业。发达国家影视业产品出口增长很快,比如美国娱乐业被归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1998年,它的电视、电视制作及带动相关的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总收入达 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加入WTO服务贸易比重将会进一步上升,影视产品的进口比重将会增加。就世界影视产业而言,中国影视产业还很幼稚,面对加入TWO,如果不加以保护,正处于成长期的影视产业将面临巨大冲击。在开放中保护本国利益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就连美国这样的出口大国也十分强调保护。当然,保护影视产业还有其更深层次含义,就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

2、正确看待差距,中国影视业才有所作为。

中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明显,但发展的也空间巨大。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影视业的产业属性在服务业。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GDP比重中已占到70%。而中国现在只占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中国三次产业划分来看,1998年,中国GDP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为18%,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为49.2%,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为32.8%.与国际相比,可以看出在中国GDP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为之低是超乎寻常的. 影视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明显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企业规模小,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差距反映了落后的程度,也说明了中国影视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控制外国影视产品进口的同时,应多引进先进技术、优秀人才、资本,尽快提升中国影视产业的竞争力。加快影视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培养大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后发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增长潜力巨大,关键是提高竞争能力。

中国的电视市场是巨大的,1999年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1.6%。全国有线电视用户7700万户。电影市场的潜力也很巨大,仅以北京为例,如果市民人均每年看5场电影,就会有6个亿的票房收入。在信息时代,拥有用户就是拥有财富。电视产业拥有极为广阔的用户资源,其市场潜力远非一般产业可比。 如此巨大的市场,不仅为中国影视业带来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被外国人看好。美国影视市场专家估计,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具有10-15亿美元的"票房潜力"。伺候,每年还将增长5.1%。而中国目前的电影因投资不足和科技手段落后,很难与美国大片抗衡,未来的国内电影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中国影视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从根本上看,加入WTO,是中国影视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影视产业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所谓影视产业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影视产品和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劳动力、 资本、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和配置,使各国的影视业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日益加深,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历史长过程和总趋势。影视产业全球化是一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超越国界的必然结果。

1、中国的影视可以面向两个市场。

加入WTO,市场开放是双向的,这就要求中国的影视业及影视产品不仅面向国内市场,还要面向国际市场。很显然,这将对中国的影视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在高质量的前提下,中国的影视业也有了更大、更广阔的市场。开放市场也为国内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开放市场可以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国内影视业的压力,促使其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参与国际竞争。当然,中国影视产品占领国际市场还需一个过程,开放意味着能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2、中国低成本的影视产品有竞争力。

中国影视业在加入WTO后,低成本、精制作的产品将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一是可以避开与发达国家"大片"的激烈竞争,另外开辟一条路子,二是影视科技水平不发达,应扬长避短。三是目前中国影视制作企业规模小,再加之市场持续低迷,"高投资、大制作"很难奏效。如果成本低,制作精,就可以凭借低成本、质量好打入国际市场。近两年,国内低成本制作的影片屡屡获奖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3、促使中国影视产业体制改革。

中国影视产业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国内资源供给发展起来的。由于体系内"小而全"的格局比较明显。由于起步晚,在科技手段上与外国差距很大。以国内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很少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因素。在国内外市场隔离的条件下,感受不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影视业产品数量可观,粗多精少,缺乏大片,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入世后,由于来自国外竞争的压力,将迫使影视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公平竞争,组建企业集团,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电影业,从而加快影视产业的发展。

4、可以更好地享受世界文化影视资源。

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对"钢铁"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地全国整个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5、可以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订,赢的影视问题的国际发言权。

"规则的制订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如果不加入WTO,国际文化贸易的规则我们就不能参与制订。成为WTO的成员之一,就可以参加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全面参与制订21世纪的竞争规则。拥有规则的制订权是使我们不再受不公平竞赛规则制约的良好保证。通过参加文化贸易的谈判逐步取消歧视性规则和不公平条款,维护中国民族文化,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加入WTO,中国面对的挑战与对策

(一)加入WTO,我们面临的挑战

进入WTO,也意味着中国的影视业将进入一个不但没有退路,而且对手无疑更加强大的竞争之中。在中国的媒体市场终将进一步开放的发展趋势下(指民营媒体的出现、外国资本特别是外国媒体的进入),就影视而言,今天呈现在眼前的主要挑战似乎还在电影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这种局面就会改变成。

1、利用海外影视的巨大资本优势挤占中国市场。

国际各大影视传媒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世界范围电影投资成本越来越高,有一个统计,美国电影平均成本1996年是3980万美元,1997年每部电影成本为5340万美元。而当年影片的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这对中国的电影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中国电影平均规模布道美国电影的1%,对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难以满足需求。在中国,美国既要提供大量电影,还想建立自己的电影发行放映院线。高投入,使得在跨国影视传播中,使文化产品的流向呈单向的,即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在欧美大型影视传媒企业集团逐鹿欧美各国和洲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把眼光盯住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片增长潜力巨大的传媒市场。

2、利用高科技手段和传播方式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

国际影视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从最初的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领域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广播电视电影等视听媒体的竞争。而今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广播、数字音频广播已经面世,广播电视正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过渡。电脑特技(数码特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电影创作的主流,高科技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电影。对美国电影而言,电脑特技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其卖价甚至超过了大牌明星。自从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以来,国内观众的胃口已被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那些高科技制作影片吊得老高。中国的高科技手段才刚刚起步,还不足以与与国外抗衡,因此电影市场受到国外高科技手段拍摄大片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3、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中国在影视业上陷于被动。

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冲击。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加入WTO后,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一方面,高新技术对中国封锁,高价卖出,使中国影视制作业以高价陷入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另一方面,中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如对著作权的保护尚不彻底。著作权法第43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与国际惯例相悖。再比如,走私、盗版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市场的主要法律手段。在这方面滞后,将影响中国影视业的健康发展。

4、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加强竞争的力度。

加入WTO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企业有时与我企业竞争。国外大公司发展已成规模,如好莱坞、迪斯尼,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科技手段、人才素质、产业化经营、都比中国先发展了一步。据统计,1999年世界电视20强第一名的美国时代-华纳电视收入已达123亿美元。第十名的巴西环球组织是1965年4月才创办的,现已远远超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可见中外电视企业规模势力的差距是明显的。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值得十分关注的是美国通过的《1999联邦电信法》。此法的通过,使得美国终于将电脑业、电信业、传播业(包括电影、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形态)、娱乐业等多方的壁垒彻底地打通,使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大旗下进行了巨大产业重组。自《1999联邦电信法》通过后的产业重组浪潮风起云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10日上午,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同意被美国在线以163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组成新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imeWarnerInc.),股票市值3600亿美元,年销售总额300亿美元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传媒娱乐公司与全球第一号网络公司的联姻,因而意义非同小可。这种企业形态的巨大变化,引入注目。

(二)、加入WTO,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1、全力推进影视产业体制改革,发展具有规模的影视产业集团。

要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实现影视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目前中国影视产业存在着规模小、封闭性运作等特点,阻碍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加以改变。要抓住机会,坚定不移地进行中国影视业的体制改革。要通过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把影视企业做大做精,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散兵游勇的状况。对具有明显优势的制作企业,可以其为龙头组建产业集团,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做到活、专、新、特。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2、充分运用用高科技提高国际竞争力。

引进国外先进的电脑特技设备,培养专门人才,着重研究数码特技的应用和水平的提高,以与国外高科技大片相抗衡。允许科技成果入股制度。对技术专家与管理骨干实行持股制或股票期权制。用高新技术提升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水平。数码特技应用、网络电影使电影发行增加了出路,除了电影院、录影带、光碟、电视频道还有电脑网络,有利于电脑普及,又有利于电影的发行。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增加竞争意识,把高科技更好地运用与影视产业,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影视产品,才能实现产业的高增长。

3、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努力开拓两个市场。 一是培育影视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影视企业的融资能力。拓宽影视企业的融资渠道,搞好产融结合,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当前急需建立信誉高的中介机构,提高影视产品及项目的投资评估水平,提高民间投资者的信心,启动社会资金,使影视产业的发展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二是培育一批大项目,培养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影视人才。培养出一批影视方面的大制片人、融资专家,造就一流编导队伍。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做到资源在外,市场在外。四是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利用国际游资,加快国内影视业发展。无是努力开拓两个市场,通过双边合作增加影视出口贸易数额。

4、政府要切实注重法律环境的建设,并出台相应保护性措施和加强影视产品市场管理。 加强法制建设,制订产业政策,加速产业化进程,要强化管理,必须极力发挥法规的权威性作用,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依法对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政府还可以酌情向这些卫星电视的转播机构征收一定的营业税收入。向这些境外电视机构征收一定的费用,可以用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电视基金,用以资助和扶持中国自己的电视节目的制作。要对重大题材的电影和有利于扩大出口的电影实行财政补贴,参与国际竞争。 扩大与各国影视产品交流与合作,加强影视产品相应的法规建设,改进和完善行业管理,大力吸收宣传国外优秀的影视文化,积极对外宣传中国优秀的影视文化,与防止不良的影视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是并行不悖的。为了保护正在发育发展的中国大陆电视节目市场,政府管理部门要控制海外的进口配额和合拍的配额。进口配额的多头申报,导致实际数量增加,有数字显示,省市级电视台主频道的进口电视剧播出量早已超过国家的限额比例,其冲击波已对国产剧构成威胁。中近期内,限制万万不能放松。

 

[参考书目]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1999年1-6期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2000年1-3期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2000年1-4期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999年1-6期。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00年1-3期。

《世界电影》 中国影视出版社 1999年1-6期。

《世界电影》 中国影视出版社 2000年1-3期。

《赛义德自选集》 韩少波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传播学理论》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一版

《大众传播理论》 李金铨 台湾三民书局 1996年2月第一版

《传播批判理论》 张锦华著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94年2月第一版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美]詹明信 三联书店(1997)

《扑朔迷离的游戏》 王治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Tide Of Post 20th Century, 1998 JohnTomlinson

CulturalImperialism London:PinterPublishers1991(http://dailynews.sina.com.cn ) (http://www.sina.com.cn )

 

通讯方式: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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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5)3594250 6611540

电子信箱: mediamj@163.net mengsu@public1.ptt.js.cn

 

MENG JIAN professor

Vice-chairman of chinese Advanced Film&Television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Mass Media Associate Dean of Journalism&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Superintendent graduate school of Mass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22 Hankou Road, Nanjing P.R.China

Tel: 0086-025-3594250(O) 0086-025-6611540(H)

Fax: 0086-025-3594250(O) 0086-025-6611540(H)

P.C.:210093

E-mail: mediamj@163.net mengsu@ptt.js.cn

  二十一世纪电视发展研讨会波士顿会议论文(2000年10月 美国)

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41: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一、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 会民主化进程的历时态考察

  纵观"新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二十年多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已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这六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自身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艰难而复杂的关系。本论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拨乱反正期(1978--1982):

  显现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新时期"第一历史时期的发韧,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其显著标志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对新闻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中国的新闻界开始摒弃"新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新闻的假大空"、要求"新闻注重读者需求"为其鲜明的特征的。尽管这些问题在新闻的学术研究上并无更多的创建和突破(中国早在1956年就曾对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是,颇有回归五十年代新闻改革意味的深刻反思,却以高举中国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大旗,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序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后段展开争论的"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具体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工作要不要坚持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厘定"等),已不仅仅是中国新闻媒介一般的"拨乱反正"问题,它已给发展中的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了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概念新学科引进期(1982--1986):

  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知识与理论 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有着不同的 学科背景。信息概念的引进,广义上讲,是我国自然科学中的三论"(既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但是,具体分析,中国新闻界在新闻媒介中引进并运用信息的概念,却是伴随着八十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为历史起点的(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北京给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状况的学术报告)。1984年9月,通过新华通讯社李启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正式翻译出版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传播学的著作。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不但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而且,更促使中国的新闻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这无疑构成了对我国历来把新闻媒介当成宣传工具的尖锐挑战。因此,"信息是抽象的概念"、"信息传播无视新闻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一场交锋在所难免。但是,这场交锋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的大趋势下,以主张改革开放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改革促使并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巨大变化,其突出点在于:中国的媒介结构中出现了大批以提供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反映在媒介内容中,纯信息性的新闻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即便在以宣传为主的新闻中,也开始注重大信息量的问题。从此,"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开始趋于流行。在学界这样的提法渐成共识,成为普遍的学术用语。中国的新闻传播界经过五年的努力,基本确立了信息传播的新观念。1988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开始使用"新闻媒介"的提法。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监督功能膨胀期(1986--1989):

  从注重自身改革到卷入激进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后给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的生机与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新闻传播界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所至,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社会来临的国际化大趋势对新闻媒介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一喜人形势的出现,就其实质来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的前段,中国的新闻传播界亦注重自身的改革。 尽管"提高新闻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喜不报忧"、"新闻报道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新闻媒介要有多种声音"等问题的讨论日见其多,但这毕竟还属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关注"舆论监督"问题的范畴。当然,这些新闻媒介改革的观点一但集中于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参与政治改革的倾向已逐渐开始明显。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社会上政治改革的呼声日见其高,加大新闻媒介改革力度的呼声也渐大。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加强了。当然,随着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临近,关于"新闻自由"、"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也开始提出。这一时期的后段,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舆论监督等问题的改革走向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处在特殊历史、特殊社会条件下的政治风波。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自身改革的情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闻媒介开始卷入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潮流。其结局,当然是政府以一种特殊的政治方式制止了这场"政治风波",这也意味着中止了新闻媒介改革在这方面的发展。尽管这一问题的特殊历史复杂性现在还很难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观点予以诠释,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本身的改革中,乃至在介入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等问题上酿就的经验教训,却构成了"新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值得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反思回归期(1989--1992): 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间离 政府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之后,政府对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新闻传播界的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指出,"新闻界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2]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新闻媒介必须坚持喉舌性质。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性原则,因此,任何媒介都理所当然地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用"人民性"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3]由是,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回归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风波"的出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地减弱,甚至出现了间离。这是"新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属性拓展期(1992--1997):

  在创造性转换中关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预示并引发了"新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轮改革的大潮,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领域的一场悄然革命。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第四阶段所截然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以参与政治的激进方式进行,而是以改变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各种方式来进行着新闻媒介的改革。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双向(即政府与媒介)理论认同:在承认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同时,亦承认其第三产业的经济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创造"。它虽然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终极目标,使其溶入社会民主化的博大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创造"的效果,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闻媒介的实力与活力,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似乎得以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相关性:政府在无力承担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极其巨大的财政开支,但又不能失去对其依赖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构筑起了"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力与有控制地介入社会现实"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认可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转换"格局,为今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赢得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1997--至今):

  政府进一步公开倡导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与前面的第五个阶段相比,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所呈出的却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状况。第五个阶段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属性的拓展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分离说":即政府职能与媒介经营相分离;新闻宣传与产业发展相分离;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相分离。这颇有哲学意味的"二律背反"命题,让我们在一种特殊的悖论中深切体会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改革 "并不是以新的体制取代现行的体制,而是在这一体制的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了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4] 更为准确一点说,这种大众传播事业的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存体制的内部空间,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5] 审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最为突出的是两点。首先,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均在新闻传播界内部充分地体现出来,政府的主体性缺乏足够的显现,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的主体性极其强烈;其次,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的改革均没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直接耦合(处于"监督功能膨胀期"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卷入了"政治风波",但尚难算作新闻媒介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直接耦合),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在进一步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纲领中,将新闻媒介的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予以了紧密的结合。至于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介入社会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如何进一步认定,那将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 会民主化进程的共时态分析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问题,已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将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已不少见。无论是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丹尼尔· 勒纳提出的"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理论,还是传播学家威尔伯 ·施拉姆提出的"利用大众传播事业推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理论;无论是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提出的"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的理论,还是梅尔文·德弗勒提出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理论……皆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如何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上,特别是对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传播学界却鲜有较为突出的成果。

  当代民主理论的研究正在历时态、共时态两方面呈现出新的研究取向。在历时态的研究取向上,对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的审视,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国际间一些政治学者,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大体可分为三次,即1828年至1926年的第一次浪潮;1843年至1962年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开始至今的第三次浪潮。特别是始于1974年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其规模大、冲击强、影响深,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在共时态的研究取向上,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则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在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尽管二者各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但都认为"单一因素无法实现社会民主化"。因此,寻求诸种合力因素的相关组合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就成为当今民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在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时,可以此为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

  (一)处在两种合力因素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处在传统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与世注目的成就。1979年--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处于世界前列,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全世界公认是成功的。[6]  中国"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实施了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努力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7]这就意为着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已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了"制度内"。即便是对公有制,也对其含义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8]这些,都前所未有地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必然造就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种复杂的经济体系使推进社会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极其活跃起来。[9]中国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构成了中国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诸因素中最为基础、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力量。

  中国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各个团体分配。经济因素,具体说是收入水平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层结构的变化,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据统计,1995年,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把社会上20 % 的高收入户与20 %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倍,而在1978年差距是1.8倍;农村的贫富差距在1978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为6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一直是一个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倍,到1996年,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倍。[10]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造,为雇主与雇员关系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社会结构分化已成事实。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不仅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社会成员关于自己或他人的社会位置的评价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与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将会日益突出。反映在权利分配和积极参政领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中产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将会十分突出。这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所认为的: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的"2P"(Power权利、Participation参政)与经济的"2W"(Wealth财富、Welfare福利)是最基本的四大变量。其中,经济的增长与此带来的分配问题,将是考察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经济基础。当今之中国,这些问题已十分值得予以关注。

  那么,在如此深刻的背景下,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呢?我们之所以化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经济体制与社会阶层问题,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想说明,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认识,已在此深刻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由于经济持续的发展,民众正在逐步树立起纳税人的意识。既然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要靠纳税人支付,那么,纳税人就要知道这些资金的去向,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既然政府机构的运作是靠纳税人提供的的资金来支撑,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这就是纳税人正在发展的"参政意识");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就应当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不仅如此,既然前面所述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大众传播媒介还有一项最根本,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的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观念变革,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介入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种重要理论。当然,当今信息社会的形成引发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承载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如何促使信息经济的形成,加强经济报道如何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中……这些问题都不可小看。但是,就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前述在观念更新作用下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也许更为专业、更为深刻。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迁——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二者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关联度尚须通过上述较深入的社会经济分析方能认识,那么"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由大众传媒介成功引发的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却是颇为直接和直观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表明,任何进入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国际与国内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上的双重因素影响。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化研究中经常涉及到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必须引进文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处在这一范畴中的诸多文化因素大都与大众传播媒介在其间发生的各种作用有关。从感受现代民主文明的优越性,到现代民主意识的增强;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无一不与大众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应当说,在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中,尽管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尚有不同的各种看法,许多方面的确不尽人意,但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成功引发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进而成为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上,的确功不可没。"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1]在这方面,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令人振奋。处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也应当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担负起新的更大的责任。

  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在民主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理论体系还是现代理论体系,都十分重视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与推动。但是,在现代民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已把上述传统合力因素的几个方面,不再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而是将其作为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有利因素来看待。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中,研究的视角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合力因素放在了"要有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要有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要有政党对民主化模式选择,要广泛地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几个方面。这一理论,不但给我们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给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课题,展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这几方面与社会民主化进程互动,已成大众传播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在传统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开始重视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把对一般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转化为对一种需要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时代精神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尽管仍关注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已提到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高度。诸如"对民主政体的感情"、"对法治社会的信念"、"对政治自由的理解"、"纳税人意识的确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升华"、 "竞争意识的认同" 、"能力本位的观念"等,皆在此视野之内。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人的观念正在不断地嬗变。上述这些"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追求。现代化研究中关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巨大惯性带来不可逆转"的理论似乎正在昭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激发出来的社会民主化时代精神将会不断发展甚至是升华的。这些,也将进一步反映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无论是普罗大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依赖,还是社会贤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与参与;无论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政治改革期望值的攀升,还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治雷达行为"的高度重视……这些,都将更充分地显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变革的互动中。例如,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来华访问,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媒体开放精神,让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两国首脑新闻发布会"和"克林顿北京大学演讲",中国民众对此投以的热情与关注都是空前的。

  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还将反映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扩散效应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反映与报道这些问题时,大都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新时期"二十年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所需"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也十分关注民众参与政治的必然选择,并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来看待。关于人民参与政治的选择问题,江泽民有新的论述"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14]在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进一步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亦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极为重视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此方面开始了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国政府已将基层政治发展作为一项率先推进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农村乡村民主选举的问题,已放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国际媒体也对此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媒体已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报道,而且,有些批评报道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如中央电视台1998年11月《焦点访谈》便对乡村民主选举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破坏的问题进行了曝光,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选举问题的特别关注(虽然还仅仅是中国农村中的乡村民主选举问题),某种意义上是运用了大众传播模式研究中的"议题设定"理论,尽管民主理论研究流派纷呈,但是有一点却早已是共识--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一基础中才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者能够批评现今的当政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到了"敢为天下者先",尽管面对的还仅仅是中国农村的乡村民主选举。

  展现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化模式的能力——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尽管仍重视诸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社会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革"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但对于政治领袖如何展现政治良知与智慧,政党如何选择民主化模式,已成新解。现代政治的前沿研究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制度往往是政治领袖的政治良知与智慧共同酿就的,这往往会导致政党对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往往又体现为一种能力结构。[12]诚然,这种政治的良知与智慧,乃至由政治领袖统领政党对社会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应当符合社会民主化的基本建构。大众传播媒介也应当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对这种"能力结构"的催化和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五大报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些论述非常集中地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十五大报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化了民主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其次,十五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提出了民主的四个环节和要求;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的三项要求;提出了民主监督系统化的要求等。再者,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显然,十五大报告已向世人昭示:中国不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紧接着,中国政府加快了这方面的进程:1997年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义颇为重大,中国与世界大众传媒也予以了很大程度的关注。

  在十五大报告中,尽管也提出了诸如"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问题,但是,但这些问题与十五大报告中所及民主监督系统化问题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所讲:"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13]江泽民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已大大超越了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中新闻理论的一般提法,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审视和认识转化和提升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的高度。虽然,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变革远不只是一个发挥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二)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阶段性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与传统的民主理论截然不同的是,现代民主理论在社会民主化的研究上,体现出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尊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民主化发生在了各种各样的国度,这与第一、第二两次民主化浪潮都有了极大的区别。

  特别是民主化浪潮体现在民主模式的认同与选择上,更是如此。著名政治学者肯·格拉底斯的见解颇具代表性"一种民主模式的相对优缺点,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多元、种族分化程度和经济生活方式。"在肯·格拉底斯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国家的理想民主化模式。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15]这应当说,这正在成为现代民主的一种共识,尽管这种共识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未必相同。在这方面,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的话还是值得回味的:各种政治体制创造出了特殊的政治交流(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结构和技术,并来达到它们各自的目的。[16]

  在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播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认真审视大众传播事业在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作用时,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区别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是指在现行体制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往往要求现有政体放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限制或控制,要求扩大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利;而大众传播事业中的民主化则要求现有政体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基础与地位,使大众传播媒介深层介入民主化的政体,形成与民主化政体相适应的"政治交流结构",以期作用于民主政体。对于前者--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与社会的冲突较为平缓;对于后者--大众传播事业中的民主化,与社会的冲突则较为激烈。这点,在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值得关注的是1998年1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住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时指出: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17]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就呼吁中国的新闻要立法,可"千呼万唤出不来"。时至今日,新闻立法终于"仿佛若有光",这毕竟体现了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正在开始寻求合法的权利。当然,"要立法"和"如何立法"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新闻法中,如何界定"新闻的功能"?如何保障 "新闻的自由"、?如何保证"舆论监督"? 如何对待"媒体竞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阶段性——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已不再把社会民主化视为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把社会民主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看待。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就应当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民主化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主化的前奏期、民主化的转型期、民主化的巩固期、民主化的成熟期。这四个不同的民主化时期,在时间的起、承、转、合上构成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完整进程和全景画卷。

  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视野中,民主化的前奏期和民主化的成熟期往往不再成为研究的重点,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民主化的转型期、民主化的巩固期。处在这两个最为关键的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所起的作用既十分重要但又十分难以把握。从性质上看,民主化的转型期是政治上最不稳定的时期,处在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一方面要承担起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则又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震荡可能承受的压力。这无疑给一个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政治贤达们以很大的难题。在这一问题上,光有政治改革的良知与勇气是大大不够的,政治智慧的充分发挥,将是一个关键。中国目前可以说正处在民主化前奏期与民主化转型期二者间的过渡时期,尽早地从理论上来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非常必要。"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18]1998年10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视察了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以舆论监督而闻名中国中央电视台,并与《焦点访谈》节目的编辑、记者座谈。朱熔基发表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讲话。这一非常重要的讲话,以其新的提法和鲜明个性,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将"舆论监督"放在"喉舌" 之前的提法--即便是讲"喉舌",也首次用了"群众喉舌",更是注目。"政府镜鉴"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特别是在中国的新闻传播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不久,李鹏在全国人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更好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推进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19] 至于民主化的巩固期,正是诸多学者在不断深入探讨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众多学者们倾向于,民主的稳定并不等于民主的巩固,单纯地维持民主政体并不必然地巩固民主政体。稳定有助于巩固,但巩固和稳定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现象。如海格利和甘舍都认为:只有当政治贤达们对民主进程达成共识,普通民众能够广泛地参与选举和其他制度性程序,民主政体才得到巩固。林茨则认为: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意味着,期间任何一个主要政治行为者,政党、利益集团、机构或个人都认为他们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能获得权力,出此自外别无它法;而且期间任何一个政治机构或团体,都不会投票否决民选决策者的决策行为。[20]尽管政治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时尚有各自的学术观点,但是,在看待大众传播媒介这一问题上,却颇为一致:大凡实现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论是其提供真实的新闻认知、还是反映普遍的现代民意;无论是实施有力的舆论监督、还是形成深层的制衡结构,大众传播媒介是完全溶入社会民主政体的。当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尚在推进,讨论这一问题似乎才刚刚开始,但是对社会民主化全过程的关注,往往是解决阶段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全文完]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关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分期问题,借鉴了该论文的诸多分析,以下不一一赘注。) 《新闻大学》1995年夏季号

[2] 文有仁:《搞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针》 《新闻写作》1997年5月号

[3] 文有仁:《搞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针》 《新闻写作》1997年5月号

[4] 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作为传播社会学的概念》 《国际新闻界》1997 年第3期

[5] 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的概念》 《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6] 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与展望》 《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

[7]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8] 王秀贵:《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新华文摘》1998年第6期

[9]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10月第1版P1-26

[10] 许明主编:《关键时刻》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版 P436-451

[11]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2] 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P108-130

[13]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14]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5]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6]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第1版 P166

[17]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日第1版

[18]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9]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1日第1版

[20] 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P108-130

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37: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同、在亚洲乃至于世界正日益显示其影响。该文就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历时态演进和共时态特征进行考察、分析。对于前者,文章划分了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历时态演进的四个阶段:“省悟拓展期”、“反思厘定”、“调适推进期”、“提升强化期”,并边动考察了变化着的传播方式。对于后者,本文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终极性传播价值观”与“工具性传播价值观”进行了考察。在对“工具性传播价值观”的考察中,又以分层研究的方法,对“政治传播价值观”、“经济传播价值观”、“文化传播价值观”进行了分析。

  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身为北京电视台)从1958年5月1日进行实验性播出,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已走过了整整40的历程。中国中央电视台(下简称中央电视台)经过40年的发展,不但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国家电视台,而且,也在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央电视台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央电视台在中国,在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放在新闻传播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传播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将哲学研究引入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学术拓展(当然,也可理解为传播学研究向哲学“借火”的努力)。当然“价值(value)这个词早在古代就存在了,但形成价值学(axiology)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在西方,价值学分为两大派,一方以美国为代表,认为价值学仍属于伦理学或元伦理学范畴;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认为价值学研究全面的价值问题,应当进入任何学科研究领域。后者,已明显地在学术界占有了主导地位。本文对传播价值观研究的看法倾向于罗宾斯。在罗宾来看来,“价值观代表了一系列信念,以个人或社会的角度看,某种具体的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可存在状态更可个人或社会的角度看,某种具体的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不过,本文也认为,在传播价值研究中主体一客体关系问题是了解传播价值观的前提,而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则构成了传播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一、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变革的历时态演进

  本文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历时态演进分析的时间取1978年至今。对这一段时间的截取是基于如下的考虑:这20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年,也是中国传播事业迅猛发展的20年。

  纵观中央电视台自1987年至今20年的传播价值观演进、可将演进的进程分为四个历史时段。这就是:1978年至1989年的“传播价值观省悟拓展期”;1989年至1992年的‘传播价值观反思厘定期“;1992年到1997年的’传播价值观调适推进期”:1997年至今的“传播价值观提升强化期”。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演进的这四个历史时期,经协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身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并深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巨大影响的中央电视台,其传播价值“承袭与创新”、“引进与扬弃”、“相融与相悖”都极其深刻、生动地显现出来。尽管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历时态的演进纷繁复杂,但其深进的轨迹仍清晰可见,这就是,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正经历着这样巨大的变化:“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从弱化到强化”。

  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省悟拓展期”(1978-1989)棗发轫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亦可称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标志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很快地作用地中国的新闻传播媒介,作用于中央电视台。处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变革,明显地体现在“拨乱反正”和“引进拓展”两个先后承接的不同层面上。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远未像今天这样让人们去思考新闻传播媒介的价值体系,但以“拨乱反正”引发的摈弃新闻媒介是阶级斗争工具,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和喉笑,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重新肯定新闻事来要以刊登和播出时事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这方面来说,在当时无疑是对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传播价值观的“历史性省悟”。尽管这种历史性省悟在“拨乱反正:”意义上看,颇有回归到1956年新闻学术界“新闻改革”的意味,但这不啻是传播价值观演进的体现。

  处在这一时期,真正体现着中央电视台传播观念变革的是“信息价值观念”。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传播学者首次来中国社科院讲学;中国首次翻译出版了传播学著作;中国总理在政府报告中首次使用“新闻媒介”一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4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一场关于信息概念的大讨论很快在媒介结构与媒介内容两方面,前者出现了一大批提供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主要仍是经济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介;后者则使纯信息的新闻开始占据新闻媒介的重要地位。中央电视台在信息价值观的作用下,经济信息的栏目应运而生,纯信息的新闻进入其他栏目,广告信息更是与目俱增。这可以说,中央电视台在注重政治传播价值观的同时,引入了经济传播价值观。当然,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呈出拓展“信息价值观念”为显著特征的传播观念变革,更深广的背景必然是:全党工作向经济中心转移,西方较成熟信息社会理论的引入、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改造等诸方面合力所致。

  处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在专业认知上的主导倾向还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我要变”的主体性思考仍是传播价值观的主导。

  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的“反思厘定期”(1989?/FONT>1992)?/FONT>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终于促成了对传播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在政治风波到来之前,新闻媒介对“信息价值观念”的极度重视本可发展、深化传播价值观的思考。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的高涨,很快地将“舆论监督”问题推向了新闻改革的前沿。以往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平和提法被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意味的“舆论监督”所替代、所升华,且与当时的特定社会思潮联动。于是“舆论监督”也一并卷入那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阐明了中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对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新闻媒介政治传播价值观的全面反思和深刻厘定。尽管对这一时期诸多具体问题尚在在不同的看法甚至则构成了对政治传播价值观前所未有的强调和侧重。这对于统摄新闻媒介思想,其意义是十分突出的。

  处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即进入9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重新厘定新闻事业的政治传播价值观后,中国新闻媒介出现了关注受众的良好态度,而中央电视台这方面更是投入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当时的领导反复强调了对受众关注是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各省市电视联手与中央台竞争(如成立省市节目交流中心)的因素,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中国新闻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是给新闻单位“断奶”,“改变了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形态”所致。

  处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在专业认知取向上,在仍偏重传者为中心模式的同时,已开始出现向受众转移的明显动向。 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调适推进期”(1992?/FONT>197)棗被称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是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这人以破除“姓社姓资”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况空前。处在这一时期,虽然对“反省厘定期”所确定的中国新闻传播价值政治传播价值观保持了基本延续,但“新闻工作必须适应我国当前形势进行必要改革”,“正面宣传为主,同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效益的统一”等提法已表示出中国新闻媒介政治传播价值观为“经济传播价值观”、“文化传播价值观”的推进,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新闻带来面对着党的十四大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社会变革,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意识形成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上层建筑;但是同,就它为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第三产业。”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给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变革以巨大推动。中央电视台在这一时期,构筑起了以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为主要框架的传播价值观体系,在这些传播价值观的作用下,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中央电视台发展登上崭新台阶。

  处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传播媒介价值观在专业认知价值取向上迅速地向以受者 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换,并基本确立了受者为中心传播模式的主导地位,“要我变”的客体思考成了转播价值观的主导。

  1998年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上,孙家正提出“广播电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综合国力的提高具有巨大的促进使用,而且其发展水平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无疑是对中国广播电视传播价值观认识的一次升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提出了到2000年将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目标,并提出了“中央电视台不仅要向国内观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且要为全世界观众服务,让更多的外国观念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十分突出地反映出中央电视台传播观念的变革和提升,仍是在“不变”中求“变”的。这个不变就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传播观念的变革和提升,仍是在“不变”中求“变”的。这个不变就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来的历史进程中,仍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政治传播价值观没变。这个变就是经济传播价值观,特别是文化传播价值观系统,不过这种传播价值观系统的建立,是在政治传播价值观所约定的框架内来构造并寻求有限发展空间的。

  处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的传播价值观在专业认知取向上已从“传者中心传播模式”、“受者中心传播模式”向“系统传播模式”发展,这是一种主体性传播 模式和客体性模式并重的混合型模式。 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20年变革尽管纷繁复杂,但通过其历时态分析,仍可梳理出这样的轨迹:从社会结构分层价值取向上看,中央电视台已从恪守单一的政治传播价值观,渐次引入了经济传播价值观,提升了文化传播价值观,基本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传播价值观系统;从专业认知的“传播方式”价值取向上看,中央电视台已从单一的主体性传播模式(记者为中心模式)引入了客体性传播模式(受者为中心模式),又发展了主客体并重的混合型系统性传播模式(即指令性的主体性传播任务和自主性的客体性传播要求合一)。

  二、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变革的共时态特征

  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变革的共时态特征,将注重对中央电视台诸种传播价值观显观的剖析,另一方面,也将涉猎这些传播价值观所引发的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变革共时态特征分析的前提,是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系统构砀认知。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系统,可从基础性传播价值观和应用性传播价值观来予以分层。基础性传播价值观,又可称为终极性传播价值观;应用性价值观,又可称为工具性价值观。本文将依这样的分层方式,对中央电视台的传播价值观系统进行分析。

  1、中央电视台终极性传播价值观的分析

  对中央电视台的工具性传播价值进行分析,离不开对终极性传播价值观的思考。中央电视台的终极性传播价值观是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系统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虽然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终极性传播价值观由于社会巨大的变革,特别是新闻媒介的变革,而发生着变化,但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性,决定了“各种政治体制创造了特殊的交流结构和技术来达到它们各自目的”。阿尔蒙德这句名言便很深刻地概括了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党领导的国家电视台尽管身处社会大变革中,其终极性传播价值仍具相当的稳定性。因此,中央电视台的终极性传播价值仍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电视台,以“宣传为中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中央电视台终极性传播价值观的厘定,一方面是由中央电视台这样由党领导的国家级新闻单位的性质所决定的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的新闻改革并不是以体制的根本创新寻求发展动力。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更多的是“在这一体制的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了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着重点为作者所加)。这也就是“新闻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体制的内部空间,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正因如此,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系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其复杂的焦点为:一方面要以”宣传为中心”,以达到“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传播目标;而另一方面,又要广大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这就往往形成一个“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当然,逻辑分析的起点也许可以这样设置,受众本身需求的就是宣传所在达到的。这样的悖论,也反映到传播方式的运用上,一方面,中央电视台正完成着从传煮 中心向受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而另一方面,终级性传播价值观却又前所未有地留恋传者为中心模式,这也就是本文的历时态分析中为什么将中央电视台对两种传播模式的并存在作为一种理想现象来看待将这方面的发展称为“主客体并重的系统性传播模式”的缘故。

  对中央电视台终极性传播价值观的分析,一方面包含了对媒介存在终极性形态“质的规定性”的阐释;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媒介期望存在的终极性物化形态的认识。就此而言,中央电视台终极性传播价值观却起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央电视台从“八五”规划提出建立一流的满足国内需求和和在海外有影响的国家级大台,已发展到提出“九五”期间(即在2000年以前)把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在1998年2月24日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明:“中央电视台已通过泛美4号、5号、热鸟2号和银河4号卫星的Ku 波段转发器,实现了全球覆盖。中央电视台在全球的覆盖率已达到了98%,并逐步进入了外国主流社会。”这意味着中央电视台已提前两年完成了“九五”建设世界一流大台的最根本性目标:全球覆盖,成功落地。中央电视台到2000年,将拥有10个频道,其海外频道将进入世界各主要大城市的有线电视网络和国际互联网络,每天自制节目将达到50小时,实现全台数字化制作、播出。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与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已远不只限于国内了,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影响,也日益作为突出的课题,放到了研究者的面前。

  2、中央电视台工具性传播价值观的分析

  对中央电视台工具性传播价值观的分类,仍沿用前述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演进时所用“社会基本结构分层”的方法。即对中央电视台的“政治传播价值观”、“经济传播价值观”、“文化传播价值观”进行考察

  1、政治传播价值观考察 在价值理论研究中,对政治价值观的考察,往往称为权力考察。由于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级电视台“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媒介权力的研究。我们往往将政治传播价值观分析等同于新闻报道价值观,其理由往往是:我们的新闻媒介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政党本身便是政治的产物。但对传播价值观更就更高层面的认识却应当在宪政体制的分析中予以考察。就这点而言,交流的五种类型中,专业化的大众传媒是高于“政治输入”、“政治输出”结构的第五种,也是最高的一种政治交流类型。由此,对中央电视台政治传播价值观的分析,首先应当把它厘定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中实施政治交流的国家级电视媒介。因此,中央电视台政治传播价值观的显现,就在于党和政府完全控制并成功运用它。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央电视台越是被党支部和政府“看重”和运用,才越能体现其政治传播价值。因此,1997年中央领导视察和肯定中央电视台64次和中办和国办表扬153次都作为中央电视台1998年总结的最重要一点。中央电视台这些年来的发展,其权威性的确立,首要的是在中国政治交流体制中确立的。“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来的一部分,都必须坚持党性,因此,任何新闻媒介都理所当然地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把党的政治观点、方针政策,准确地、生动地体现和贯注到新闻、通讯、言论、图片、标题、编排等各个方面。当然,在此之下,中国电视台政治传播价值观是在以新闻传播为主体的节目体系中予以充分体现的。我们所以用“以新闻传播为主体的节目体系”这样的文字表述对政治传播价值的体现,主要的缘由是,尽管新闻传播更为充分和集中地体现着政治传播价值,但非新闻传播(如文艺的、社会生活的)亦可对政治传播价值有不同侧重的体现。中央台政治传播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应当在国家方针政策、重大事件方面发布信息的权威性、解释政策的权威性、评析社会问题的权威性、舆论监督的权威性等四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这四方面中,虽然中央电视台都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最得到广大受众好评好评并形成特色的是“舆论监督”。中央电视台于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这一新闻评论栏目,以其批语监督报道的高比重,尖锐,深刻而显示出这个栏目旺盛的生命力。开播不久的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亦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拓展。

  2、经济传播价值观考察 在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风变革中,经济传播价值观的引进、确立和拓展,构成了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系统中最为鹇、最为活跃,甚至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在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变革演进的梳理中,我们曾对80年代初中国新闻传播界引进“信息”概念进行了评析。尽管“信息”概念的引进很快地就被确定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坐标上,远没能达到“信息”概念在传播价值中应有的全面理解和独到的地位。但“信息”要领的引进,却对经济传播价值观的确立和推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分析其间的客鸡肉原因,就在于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信息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经济存在。以丹尼弗·贝尔开始系统形成的信息社会理论,正作为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支柱。被西方技术马克思主义者称为经济学说三次重大转变的“物质流经济→资金流经济→信息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分别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巨大能量和表现出人类文明进行的恰恰是“信息流经济”。这种独特的经济形态,以其对经济基础的软化、对生产要素的优化、对生产资源的替代,对生产资源的增值显现出巨大生命力中国要想追赶世界经济发展,要想改变经济落伍状况就不能无视这些。从某种间义上说,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重要国策,决定了经济传播价值观能在中央电视台这样政治传播价值观浓郁的氛围中“异军突起”。中央电视台经济传播价值观确立和推进更为具体地从以下两个不同的层面显现出来。

  首先,中央电视台的传播价值观的确立和拓展,充分体现在对自身承载信息功能的认识上。虽然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向了经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更是把发展经济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级媒介,宣传好党中央发展经济的思想路线,方针固然十分重要,但这并不能就是说确立了经济传播价值观。经济传播价值观的确立,还要发挥自身承载经济信息的巨大功能。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传播价值观的确立和拓展是由中央电视台自身注重大量的经济信息传播为其特征。中国进入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加速期,都向中国新闻传播界提出了加大经济报道的要求。对这种要求的回应,浅层的理解,可视为新闻报道指令性的改变;而深层的理解,则可认为在现代经济形态中,媒介本身即是信息经济的参与者。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的起步,是作为指令性的回应,但而后的发展,特别是1996年开办中央二套经济频道,每天首播节目已达150分钟,并将全台的经济栏目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则是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

  其次,中央电视台经济传播价值观的确立和拓展,表现在对媒介自身形态的充分认识上。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一个悖论是:国家一方面要让媒介更好地发挥上层建筑的巨大功能;而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承担发展媒介所需要的资金。对新闻媒介改革的一个重大思路棗“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虽然还很难从理论上完全阐释,但不啻使身处两难选择中的中国新闻媒介获得一个在双重(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挤压下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国家级电视媒介的产业性认识。因此,广告经营开发、组建产业集团、股票上市经营等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很好的效益。其间,值得十分注意的是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的经营,中央电视台组建的“中国电视节目公司”已经在海内外市场中开拓了大量的经营业务,电视节目已作为特殊的商品参与了市场竞争,尤其是海外市场的竞争。虽然,对于中国现行媒介体制获取经济资源的形态还存在着许多结构性问题(如构筑价值交换原则的合理性等问题),但这些终究会成为推动中央电视台发展的经济传播观念,而进入人们分析研究的视野。

  3.文化传播价值观考察 对中央电视台文化传播价值观的理解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传播价值观包含了广泛的内容:发展教育与科学,繁荣文学与艺术,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皆在评价的范围中;狭义的文化传播价值观,则主要是指审美型的电视文化评价,这主要是对以电视剧和电视与各种文艺形式结缘产生的众多电视文艺节目的审美评价。

  按照美国学者乔治·格本纳的看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符号环境所构成。后者,是含有“文化指数”的环境。电视则是用视听“文化指数”构造的独特文化环境。好的电视文化环境,即要用“可以发展系统的、持续的、公正的和准确的文化指数来表述文化的现状和变化。”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传播价值观,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文化指数”传播的确认。我们暂且不在广义和狭义文化传播之间做取舍,在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传播价值观中,有这样几个方面所造成的文化传播环境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传播价值观要能很好地体现出转型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尽管广义的文化传播包容众多的内容,但对于一个社会变迁来说,具有根本性的则是能否在这个快速旋转和变更着的社会中,找寻到并传达出积极、向上、与时代所共呜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既然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场深刻革命,那么,它势必会在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方面发生剧烈变化。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传播价值观的显现,就应当在崇尚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能力本位等方面起十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在这方面,也许会涉及到东西方电视文化的根本评价,西方所认的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思想(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未必这样认为)是植根在西方电视业基本上是商业机构型基础上的,而我们所认为的电视虽有大众文化的含量,但却体现着很充分的精英文化含量。

  其次,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传播价值观要能体现出独到的艺术精神和审美风险。在中央电视台全年播出的电视剧已达两千多部(集),近8000小时,文艺节目已达23000多小时。文艺类节目的播出已占中央电视台总播出量的43.38%(新闻节目14.08%,专题节目34.68%,教育节目3.32%,服务性节目4.54%)。中央电视台如此大的电视文艺播出量和日拥有近9亿所具思想内涵的深刻、文化意蕴的丰富、审美情趣的健康,作用广泛的国民审美心理,培养高雅的受众情操,都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由于中央电视台覆盖全球目标的实现,其国际间的文化传播由于中国文化积累的丰厚和特色的鲜明,特别是由中国儒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圈孤存在和扩散,已使得它优于其他方面的传播而为海外瞩目。在跨国文化传播中,中央电视台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升腾和体现,已先于中央电视台政治传播价值观和经济传播价值观而作用于亚洲,影响于世界。这已作为一个新的重要课题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注释:

1、李连科《世界的意义棗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2?/FONT>33页。

2、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8-139页。

3、5、9、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

4、裴显生《论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

6、16、17、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7、24马立诚、凌志军《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57?/FONT>161页,第194-199页。

8、22文有仁《搞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新闻写作》1997年第5期。 10、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1、孙家正《在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电视研究》1998年第3期。 12、13、15、21杨伟光《把中央电视台的事业推向21世纪》,《电视研究》1998年第3期。

1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66页。 18、19、20、26杨伟光《为把中央电视台建设成为世界大台而奋斗》,《中央电视台年鉴》,1997年第1版。

23、夏鼎铭《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1997年第2期。

 

(全文字数1025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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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34: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尽管当今对现代化的认识仍有不同的理解,但将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却是一个共识。因此,城市化研究已作为了现代化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近年来,在海外的城市化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正越来越关注城市的媒体问题,并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中,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国则尚未予以很好地关注。本文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媒体主流媒体环境的嬗变与城市电视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本文所用“城市电视”的概念,是指城市(主要是我国副省级至地、市级的城市)的“电视业”;本文所用“主流媒体”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城市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刊物、书籍等。其间,尤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非常值得提出的是,本文所用“主流媒体”的概念,也包含了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由于本人不同意简单地把“网络”媒体视为大众传播媒体,故本文不把“网络”媒体列为大众传播媒体。

  上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传播环境的嬗变 一、宏观视野中城市主流媒体传播环境的嬗变 我们所说的宏观视野中的城市主流媒体嬗变,很大程度上是指城市化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和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集中体现对城市媒体变革提出的相应要求。如果我们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与国际间现代化研究中涉及城市化的指标体系对照考察,就可以发现,城市的媒体发展问题,实际上是在现代化视野关照下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开创的“发展传播学”虽然早就关注了传播媒体与国家发展的问题,以至在社会科学界形成很大影响,但是,威尔伯·施拉姆以及后来的诸多学者却没能关注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战略中的媒体问题。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一问题,是力图从传播学与城市学等学科的交叉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8年,全国设市的城市已达668座。199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481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7942万人,占30.4%;乡村人口 86868万人,占 69.6%)。在这其间:小于20万人口的小城市占城市人口的43%;20?/FONT>50万人口的中城市占城市人口的31%;50?/FONT>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8.6%;100?/FONT>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9%;大于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8.4%。按照国际间城市化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了29.92%,城市化年均增长率为0.55。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在城市化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强劲势头。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适应的,这与世界的城市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即“世界城市化发展平均模式”)也大致吻合。近年来,西方诸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也开始注重于中国所走的城市化道路上。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通过中国成功实施城市化的战略折射出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的迅猛发展,二者间是一个共生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呼唤着城市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发展,又大大促进城市化进程。

  但就二者的主从关系而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起主导作用的。才根本上看,是中国电视发展的成熟度,决定着中国城市电视的发展。

  促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迅猛发展更广阔、更深刻的背景,还应当是信息社会的来临。当今的社会,信息已成为粘聚社会的无形力量,信息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经济存在,这种被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重大转型,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迅猛发展最为深刻和最为积极的背景。现在看来,联合国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在现代化指标中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拥有媒体接受设备(收音机、电视机)的数量、人均拥报纸的数量、人均消耗新闻纸张的公斤数等进行了指标的量化,并把此作为城市化指标的参照,是颇有远见的。

  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人居议程》声明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和行动纲领。“可持续人类住区建设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充分尊重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且提供一种达成以道德与精神的远见建立起来的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世界的手段。民主,尊重人权,社会各个部门透明的、代议制的、且负有责任心的政府和行政机关,以及民间团体的有效参与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1】同时“要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健康与教育,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使用其组成部分,要求维护文化多样性。”【2】

  依据以上国际城市化统计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城市电视”概念所指的城市(主要是我国副省级至地、市级的城市)进行一些量化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电视业中已近60%是属于城市电视的范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城市电视发展的势头还将加快。更为具体和深入地来看待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电视问题,不得不深深地涉及城市电视的理念问题。在这方面,有两点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呼唤着对媒体在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了政治、文化等方面领域)上发挥其更为突出的作用。对于城市发展的整体来说,城市电视首先要构造现代城市所需要的信息港,以满足现代城市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电视还要酿就现代城市的时代精神、城市品格和区域文化。对于身处现代城市的个人来说,城市电视首先要满足现代城市人的个人信息需求(现代人必须大量地吸收有质量的信息,才能满足现代人参与现代社会的一切需要);与此同时,还要创造个人信息消费(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代媒体观念与经济观念)。只要我们不墨守成规,用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神文明”一词对此予以概括,也许还是合适的。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呼唤着媒体在经济 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用“物质文明”来对此进行概括,似有些牵强,最为直接和专业的概括也许应当是:城市媒体已作为区域经济的新兴产业,而且是信息产业悄然崛起,它将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全新的角色。

  二、微观视野中城市主流媒体传播环境的嬗变 正是在上述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了促使城市媒体嬗变的诸多因素。那么,进入媒体发展的专业视角,与电视媒体为伍的城市其它主流媒体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传统主流媒体的嬗变 首先是报纸媒体。报纸媒体数量发展迅猛。我国的报纸1996年已达到了2163种,这一数字是1978年报纸的11.84倍。最近十年,国家对报业进行了三次大的整顿,第一次是在1987年,公开发行的报纸由1761种,减为1491种,关停并转掉270种,占总数的15.4%;第二次是在仅仅两年后的1989年10月,从1628种整顿削减掉190种,占11.7%;第三次,是在1996、1997、1998三年中年进行的,公开报纸拟整减掉300余种,占总数的15%左右,同时,绝大部分的内部报刊,或被取消,或被转为内部资料,1997年内部报刊已从6000多种清理掉了3000多种,占原有的45.8%。【3】但即便是这样,1998年全年,仅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就达到195亿份。【4】其次,报纸的阅读人正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报纸的阅读人已从以往的社会中高层人士转向社会普通大众;二是报纸阅读人的数量急遽增加。据央视调查中心(www.cvsc.com.cn)“1998年主要城市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在北京,读者阅读的主要报纸为93种,平均每人每天已阅读报纸达1.77份。【5】虽然报纸的阅读率与电视的收视率二者间无法用一把尺子衡量比较,但是,报纸的受众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央视调查中心(www.cvsc.com.cn)“1998年主要城市阅读情况”调查显示,报纸受众在接受媒体的传播深度上,已出现了新的动向:一些较为深刻问题的看法,人们往往是从报纸、杂志媒体中获得的。【6】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背后,正反映着一个城市化媒体的发展规律问题: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城市,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的集中地,印刷媒体中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发达与城市人文化水准的提高息息相关,这早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再者,报纸经营的成功,特别是一些优秀报纸的经营额(主要是广告经营额)已开始超过电视。【7】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报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全国性报业集团出现,已显示了报业发展迈开了比电视更大的步伐。 其次是广播媒体。我国的广播电台至1997年已达1416座,是1978年的15.2倍。【8】1999年国家统计局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告中公布的电台数是,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43座。 广播人口覆盖率已达88.2%。【9】改革开放以来,广播,这一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在中国媒体的变革中实际上充任了先锋的作用。从广播到报纸再到电视,这一媒体渐次改革的顺序是人们记忆尤新的。对广播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还将发挥其相当的特有作用这点而言,也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但就广播在城市化媒体发展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看,广播显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已使广播在其它媒体的快速发展中显示出了很大的窘迫。

  再者是刊物媒体。我国的刊物发展势头极其迅猛,全国刊物1997年已达8135种,是1978年的近9倍。【10】1998年我国共出版各类杂志25亿册。【11】杂志已拥有了大量的受众,特别是在专业人士、在中、青年中,刊物的市场更是广阔。如果就城市,特别是中等以上城市中的广播、电视、报纸、刊物这四大传播媒体在国内的传播进行全面受众调研,进而排序的话,广播媒体能否还在第三位,都值得怀疑(当然,广播在农村、特别是在对外传播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其它媒体不可替代的地位)。刊物媒体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大众传播媒体多元发展的蓬勃局面,另一方面则深刻揭示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受众媒体选择上的倾向性。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和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深刻体现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意蕴的大都市,印刷媒体,特别是刊物媒体都相当的发达。由是,我们应当十分关注这一发展态势。

  至于电视媒体本身,其发展势头依然强劲。1994年就有“官方”批准建立的电视台3125家(还未包括各地未经批准建立的数以万计的有线电视台、站)。1997年初,我国正式批准的电视台(含有线)3000多家。【12】我国1999年国家统计局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告中公布的电视台数是,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283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9.0%。【13】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溪良公布的统计数字为“通过1996年对全国广播电视的治理整顿,全国现有电视台2615座。其中无线电视台354座,有线电视台294座,县级广播电视台1697座(按照全国广播电视的治理整顿的要求,县采取广播电视合一的体制)其间,不含教育电视台。【14】电视媒体的地位较之前些年,已开始松动,其它媒体挑战电视的态势已日见明显。

  当今世界电视发展已呈现出 “窄、合、私、多” 的四大趋势。窄棗节目和频道越来越窄,即频道越来越类型化;合棗电视机构之间或电视机构与非电视机构之间的跨地区、跨国界联合;私棗指世界范围内的私营化浪潮;

  多是指电视功能的多样化(如计次收费电视、点播收费电视、DTH卫星直接入户电视、MMDS多信道多点分布服务、多媒体交互服务等),另一方面是指从一地、一国向别地区、别国家,甚至是全世界传播。【15】

  (二)新兴主流媒体的嬗变 应当单独论述的是新媒体棗网络。网络媒体的崛起,早已超越了单一媒体本身,甚至是孕育、创造了一个时代。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才真正使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使电视这一媒体既面对极其严峻的挑战,又蕴涵了无穷的发展机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999年7月刚刚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止今年6月30日,中国使用网际网络(互联网)的用户数已达400万。同时,中国上网电脑数达146万台,在中国网际网络上注册域名的达到29045个,全国共有网际网络站点近万个。又据1999年年中首次完成的年度连续调查CMMS98(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98),通过对48704个家庭的调查访问,CMMS98分析得出,12 城市有11 .7 %的居民拥有电脑,其中,广州家用电脑拥有率最高,达23.7 %。经济发达地区拥有率高于总体水平,其它城市有待开发。从家用电脑拥有率看,广州有23.7%的居民拥有电脑,拥有率高居榜首,北京和南京分别以18 .8 %和13 .1 %位居二、三位;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家用电脑拥有率为11.7 %,与城市居民总体水平基本持平。此外,根据美国研究网络业的eMarketer公司99年6月的统计分析,到99年年底,全球网络使用人数将增加3,520万人,使经常使用网络的用户数达到1.306亿人。

  eMarketer预测,至2003年经常使用网络者将达3.5亿人,比1998年底的9,540万人增长267%。 这项统计报告名称为eGlobal Report,集合了多家机构所搜集的资料,包括Forrester Research、Intelliquest,以及爱迪西公司和多家国际研究公司的资料。1999年第一季的Internet使用人数,美国以外地区的人数首次超越美国。【16】这些数据是十分引人瞩目的。至于网络媒体带来城市化媒体的若干问题,本文下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下篇:城市电视业要在媒体竞争与互补的新传播环境中制定发展战略 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电视业所处的媒体传播环境,尤其是主流媒体传播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烈的竞争格局正是由于这种媒体传播的环境变化而变的越来越错综复杂。究其这种复杂的媒体传播环境,我们除了关注城市电视的发展的理念外,更要将目光转向由现代城市电视理念带来的城市电视“传播功能”与“传播方式”的变革。

  在城市电视“传播功能”与“传播方式”的变革研究上,我们大体可以“从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传播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城市电视业发展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媒体传播竞争环境”、“面对第四媒体棗网络传播的崛起,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更高的层次制定发展战略”三方面来予以分析。至于十分重要的城市电视产业化问题,本文只是简单涉及,不专门展开论述。

  一、城市电视业在传播竞争中面对的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 研究城市电视业在竞争中面对的竞争因素,可借鉴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将城市电视业的发展目标称之为“目标市场”中的密集性目标市场,即以电视覆盖为密集性地缘区域的,以电视“特殊产品”为市场占有的“目标市场”。显然,这完全有别于“无差异市场”(如中央电视台卫星和除海南省以外的各省市上星的卫视台)和“差异性市场”(电视的传播特点与传播政策决定了中国电视传播格局中尚无可以跨地区的“差异性市场”)。在城市电视发展的“目标市场”中,为可控因素与非可控因素是确立城市电视竞争的两大因素。前者,即非可控因素,是电视媒体部门自身难以控制的变量;后者,即可控因素,是电视媒体部门自身可以把握的变量。

  (一)非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 我们对城市电视业发展面临竞争的分析,决不能只在城市电视自身的可控因素中寻求答案。非可控因素对城市电视业的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城市电视业的发展,只有在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之间寻求定位,制订发展战略。在非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方面,有三方面的问题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我国媒体政策的相对放开使各类媒体急剧增加,引起媒体竞争加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引发了“新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轮改革的大潮,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领域的一场悄然革命。在中国大众传播事新的一轮改革中,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以参与政治的激进方式进行,而是以改变大众传播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各种方式来进行着大众传播媒介领域的改革。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双向(即政府与媒介)理论认同:在承认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同时,亦承认其第三产业的经济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创造”。它虽然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终极目标,使其溶入社会民主化的博大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创造”的效果,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闻媒介的实力与活力,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似乎得以一种“创造性的转换”,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相关性:政府在无力承担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极其巨大的财政开支,但又不能失去对其依赖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构筑起了“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力与有控制地介入社会现实”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认可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转换”格局,为今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赢得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其次,由于我国媒体的大量增加,城市媒体所需的各种资源(从新闻资源、节目资源到经济资源,如企业的广告资源)之有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导致媒体的竞争加剧。

  再者,高新科技发展,使媒体变革加快、新媒体应运而生。有人对不同媒体从出现到达到5000万受众的时间作了对比: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国际互联网仅仅用了5年。【17】我们仅从网络媒体的访问量看。以最高日访问量比较,人民日报网络版1997年和1998年两年增长100倍。1999年5月科索沃危机期间,最高日页面访问量达124万(pageview),最高日点击量达1258万(hits),又比今年初增长了一倍多。这意味着人民日报网络版创办两年半,访问量增长了200倍。其他网络媒体也都显示出这种爆炸性的发展和增长态势。【18】

  (二)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 虽然,非可因素对城市电视业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无情地加剧了媒体间的激烈竞争。但是,城市电视发展可控因素的主动权我们应当充分看到。在这方面,我们着重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特殊表现力和的问题;其次、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兼容性(协同传播)的问题;再者、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深度介入新媒体(媒体互动)的问题。由于此一问题下面将进一步涉猎,在此不赘。

  二、城市电视业发展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媒体传播竞争环境 城市电视业在发展中面对的传播竞争环境是一个竞争的复杂系统。这样的复杂系统将在不同的媒体传播竞争层面上强烈地表现出来。

  (一)城市电视业如何在与其它主流媒体所形成的“它类媒体传播环境”中发展自身。在这一方面又分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其它媒体的竞争。其次是非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其它媒体的竞争。

  城市电视面对的其它媒体的竞争,一方面充分体现在其它媒体的自身发展上;另一方面也开始体现在其它媒体间的“联姻”上。例如,我国报纸媒体兴办网络版的已有100多家。【19】最近,由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牵头组织,召开了专门的会议,研究提高中国报纸网络新闻信息的传播质量,加强中国新兴的报纸网络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营造中国网络媒体公开竞争的良好环境。会议还探讨了网络媒体目前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并一致对当前网上媒体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表示了高度关注。

  (二)城市电视业如何在与其电视媒体所形成的“同类媒体传播环境”中发展自身。在这一方面又分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同类媒体电视的竞争。其次是非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同类媒体电视的竞争。

  无论是哪一种层次的竞争,除去“无线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外,都有一个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有线与无线”所形成的媒体竞争环境中寻求发展的问题。

  如今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已覆盖了全国50%的国土、70%的城市,用户已达8000万,并以每年500 万户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我国有线电视业还在进行全面的产业化改造,我国即将建成世界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由国家广电总局规划建设的全国广电主干网,将于今年8月全面竣工,各省市有线电视网也将随之实现全国连通。届时,一个拥有8000多万用户的世界第一大有线电视网将在我国诞生。这不仅将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将带动计算机联网、交互式电视等一批相关信息产业的发展 。【20】 据了解,由于此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总投资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各省市有线电视网已经建成,因此现在的广电总局只需花费几亿元建设全国广电光纤主干网就可以将其实现全国连通。当广电网全部建成后,将大大加快全国广播电视的相互沟通,仅电视节目套数最高可达300余套,使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和多样化。除基本业务外,还可针对不同类型用户需求开通数百套小群体业务,各类专门频道的开设也将成为可能。同时,互动选择功能将全面实现,观众甚至可以点播电视节目。由于广电网具有的带宽优势,通过有线电视接口实现计算机联网、上互联网以及电信服务等有线电视的增值业务也将以其收费低廉和省时、高效的优势迅速普及开来。【21】

  当然,这种竞争还将深刻地体现在文化上。例如,电视与报业、杂志等媒体的竞争往往在一个方面居于弱势:我们仅仅把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而这恰恰是美国电视的文化观念,而在欧洲,却往往把电视也作为精英文化的载体。在如何看待电视文化问题上,美国的观点与欧洲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应当调整自身的电视观念,参与与其它媒体竞争。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成功的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三、面对网络传播的崛起,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制定发展战略 相对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被称之为“第四媒体”,它是网络与媒体融合的结晶,既具有三种传统媒体的基本特性,又形成新的特点。

  “第四媒体”的崛起,对三大媒体都有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但是,网络传播的崛起,也将使三大媒体间的“媒体壁垒”开始消融。由于电视与网络的特殊亲近性(电视深层介入了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平台),因此,电视在这方面发展的前景更为诱人,更需我们的关注。

  关于网络媒体的特征,目前正在进行深入地探讨。虽然这种探讨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却正在越来越明晰起来: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是兼有大众传播与非大众传播的特点。郁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再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我们将通过网络传播的最新发展来一窥网络与电视业的深层互动关系。

  中国官方权威的互联网认证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日前公布了一份网站流量统计的审计认证报告,确认北京新浪网的日平均页面阅览数(PageView)为282.7万。这是首家经CNNIC审计认证的日平均页面阅览数过百万的中文网站。在6月11?/FONT>17日期间,新浪网日平均页面阅览数为5,253,927,其中北京站占总流量的近60%,达2,923,128,与CNNIC的统计结果误差在3%左右。这证明了我们的内部统计数据是合符规范的。98年12月初,新浪网全球日平均页面阅览数为240万,半年内增长118%,北京站为110万,增长165%,可见作为全球华人网站的新浪网飞速发展,又以中国大陆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潜力。就象“电视收视率”和“报纸发行量”一样,“网站访问流量”反映了网站受欢迎的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站的价值。CNNIC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建立及运营。受国务院信息产业部直接领导。迄今,CNNIC已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网站统计。在以往对国内几大知名网站的审计中,最高的日页读数为40万。此次新浪网的数据破了记录,显示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强大潜力。【22】

  更引人瞩目的是,国家已经正式批准由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和上海市等四部门共同组建“中国有线电视网络集团公司”。这家合资公司将利用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光纤网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全国构造一个宽带数据传输网。“中国有线电视网络集团公司”首先将实施一项名为“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的重大项目,并由此形成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之外第三家拥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权力的经济实体。该项目以广电、铁道系统遍布全国各地、深入千家万户、拥有足够带宽的光纤网络为依托,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起一个在网络规模上仅次于中国电信,但带宽(尤其在终端用户那里)远胜于中国电信的电信基础网络。据悉,该网络不仅具有有线电视网的固有功能,还能够提供节目点播、上网、电话、多媒体通信等诸多服务。由于技术类型不同于电信部门现行技术,以该网络为依托,相关电信、互联网等服务商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而且能够向消费者提供价格相当低廉的服务。有关人士称,该工程直接进入电信基础网络领域,是除中国电信、联通之外电信市场上出现的第三支重大力量,且有望从根本上破除电信大网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23】

  1999年4月8日,青岛开通了一个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网迷们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上网。青岛的计算机用户交50元钱就可以入户,并在有线电视台安装相应的装置后,只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接收卡和相关软件,就可以接收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源的各种信息。与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相比,这套系统的最大好处是通信速度快、费用低。【24】在青岛开通了一个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宣布正在进行“三网合一”工程试点成功。并已开始在有线电视网中试验电话和上网等电缆数据服务。这项工程将保留现有的有线电视线路,对广大居民来说,只是把入户的放大器由单向改为双向就行了。据了解,上海年内就将发展50万双向有线电视用户。【25】

  如果说开通了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还离中国广大电视受众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近日举办的“生活网络化”技术讨论会上,部分专家预计机顶盒在明年中国市场上的规模就会达到2000万?/FONT>3000万台的消息却与中国广大的电视受众贴得很近、很近了。对欲进军中国机顶盒市场企业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及早地推出成型的机顶盒产品。专家们认为,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仅仅依靠电脑上网是非常困难的,利用非PC产品如电视机上网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中国家庭电脑保有量不多,但家电拥有率却已经接近世界水平。目前中国已拥有3.17亿台电视机、4000万台VCD、近2000万台学习机,大城市的电话普及率超过50%。而据《中国家用电脑市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只有2.45%的家庭拥有计算机,总量为153.1万台,而同期美国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率已达到55%,但电视机的拥有量相对较少。今年3月初,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中国电脑和家电业的联想、四通、海尔、步步高四大厂商在深圳共同倡导“维纳斯计划”,计划共同进军中国的机顶盒市场。有关专家还指出,对于中国巨大的机顶盒市场,不论是美国微软的“维纳斯计划”还是中国的“女娲”行动,信息家电厂商不应在采用哪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各自的优缺点上花费精力,而应尽早加强产品的市场化推广工作。就目前而言,美国的Rea.Imagi以ICIS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部分大城市尝试推广其一代和二代机顶盒产品,但中国公司似乎还未有所动作。科技部信息分析研究中心的张保明指出,目前中国机顶盒市场应定位在大中城市,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近期又没有购买电脑计划的消费群体。这部分用户容易接受新事物,且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对机顶盒产品兴趣较大,潜在购买意识也较强。由于中国的家用学习机及VCD的市场普及率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在确定机顶盒产品定位时应该考虑到家庭用户的多样性需求,而不应将诸如VCD、DVD等所有的功能全部叠加到机顶盒之中,造成与现有家电产品功能重复,同时又会使产品价格过高、操作复杂。厂家可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型号众多、规格齐全的机顶盒产品。这位专家特别指出,将机顶盒固化在电视机中的二合一新型电视机将会成为未来电视的发展趋势。他建议机顶盒与电视机制造商联合起来,共同制定有关中国互助电视或者WebTV等产品发展方向与标准,同时应注意与世界标准的统一与接轨。【26】

  中国的电视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电视业与网络媒体的深层结合与互动,将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条灿烂的金光大道。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4期

【2】《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4期

【3】《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 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央视调查中心网络资料(www.cvsc.com.cn)

【6】央视调查中心网络资料(www.cvsc.com.cn)

【7】《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 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8】《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 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9】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9年7月》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

【12】《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http://dailynews.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13】《人民日报》(1999年04月16日第5版)

【14】刘溪良:中国城市电视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1999年7月24日杭州

【15】《世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1999年第7期 郭景哲文 【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

【17】《今年全球Interent用户已达1.3亿人》(http://www.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18】《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http://dailynews.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19】《人民日报》(1999年04月16日第5版)

【20】《网络媒体 vs 报刊媒体棗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王靖韬(www.cnad.com.cn)

【21】《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http://dailynews.sina.com.cn互联网周刊)

【22】《今年全球Interent用户已达1.3亿人》(http://www.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23】王靖韬:《网络媒体 棗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www.cnad.com.cn)

【24】王靖韬:《网络媒体 棗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www.cnad.com.cn)

【25】《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http://dailynews.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26】《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http://dailynews.sina.com.cn 互联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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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31: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广告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论文运用经济学与广告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关注了“中国广告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一鲜有学者问津的理论问题。论文尤其对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与中国消费形态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地分析研究。论文认为,中国广告业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具的“引导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的地位与作用不但极其重要而且不可替代。论文还认为,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一要注意与中国的消费周期契合;二要适应变化着的多种消费形态;三要努力寻求与消费结构、消费政策的对位与匹配。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巨大约束。消费需求毕竟是最终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难于发挥效应。要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举措,千方百计地开拓市场,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增加消费支出。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国采取了许多重大的对策。但是,对中国的广告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却鲜有涉猎。本文将对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需求拉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攻坚阶段,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中央决定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而且,已将鼓励消费放在了极为突出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消费需求的快速持续增长成为我国改革二十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例如,在“八五”期间,GNP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在此期间,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占GNP的比例高达58.8%,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消费总支出的80%左右。可见,保持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中,在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中,消费需求仍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稳定和带动能力最强的力量。

  鼓励消费,一要增加居民收入;二要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三要引导消费,不断培育消费热点;四要对影响消费支出的改革把握好出台时机,不要过于集中;五要启动与扩大消费信贷;六要为消费创造外部环境。而其间,第三、第四点与广告业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广告与这两点的互动关系,已构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与独特的方面。众所周知,广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广告费在GNP的比例问题,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广告业近年发展之快,世界罕见。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中国广告业连续多年的高持续发展,特别时广告费在GNP的比例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动力性因素。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在80年代初,中国广告业几乎从零起步,当时全国广告营业总额只有1.1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广告业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1997年全国广告营业总额达462亿元人民币,1998年尽管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可全国广告营业总额还是突破了500亿元人民币大关,年增长率达到了7.8%。广告费在GNP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0.13增长到1997年的0.6,离0.7?.8的平衡点只有一步之遥,递增速度已从80年代的平均40%?0%降至90年代后期的20%?5%。从这一大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广告虽然将告别高增长、高速度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始了相对平稳的发展,但发展速度仍将会在10%?0%间。估在未来五年,广告营业额还会保持相当速度递增,至2002年,全国广告营业总额将达1300多亿元,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之一。同时,全国广告经营单位已由1990年的8000多家发展到现在的6.1万多家,全国广告从业入员共达58万多人。由此可见,在广告的诸多功能中,最大的功能,莫过于广告在市场经济中强烈的扩张作用。我们应当在此前提下,深入地研究中国广告业的这一功能,特别是关注中国广告业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具“引导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的独特重要作用。

  二、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与中国消费周期 中国广告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误区在于:缺乏将中国广告业发展深深植被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之中。缺少对广告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的认识固然不对,但看不到支撑广告学的学科群背景,特别是经济学的背景,显然是一个悲哀。98年中国广告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趋缓,固然与亚洲金融风波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中国广告业持续高速度发展有关,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消费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只经历过一次消费周期,即80年代,大约延续了十年左右,到八十年代中期进入高峰。这个周期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城市普及家用电器和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农村家庭为主要标志;二是排浪式消费。进入九十年代,我国开始进入居民消费积累期,根据国外经验,从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到轿车、电脑、住房、旅游等消费需要10至20年的积累期。积累期无非是为消费升级作准备,即城镇消费从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发展,农村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加上手持现金已超过6万亿元,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将基本实现小康。可以这样说,我国已基本完成这一积累期,将逐步进入新一轮消费周期。这一轮消费周期,以家电在农村普及以及城镇进入住房、轿车、电脑消费为主要标志,大约要经历15年左右。但这一消费周期,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将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化、多样化的格局,消费热点在时间与品种上将相对分散。

  最近,由美国盖洛普机构组织进行并最先发布在《财富》杂志上的全新调查,记录了4000名参与者对于诸如个人收入、工作抱负、品牌认知和生活质量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并首次全面概括了因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而对每个中国家庭以及其生活结构的重整产生的影响。其间,在“中国人的梦想”的全新调查中十分明确地显示,中国持续了相当时间的一个消费周期正在低谷中慢慢走出。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正在进入消费启动的前期,但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格局。中国人打算购买消费品的意愿也正积极增长(注意,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30%的中国人表示打算在未来2年内购买彩色电视机,高于1997年的21%;19%的人准备添置VCD机,高于1997年的11%;同时有10%的人计划配备蜂窝/数码电话,高于1997年的3%……中国的广告业,一方面要深刻认识这一与广告业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不断适应中国消费周期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告业更要在关注新的消费热点形成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战略问题。

  研究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战略问题,在看到中国消费周期性发展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处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消费周期中的消费政策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以消费政策为依据,为消费政策服务,而消费政策又要靠广告战略予以支撑。广告发展战略与消费政策与产业政策,三者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因此,中国广告业的发展反映在这一问题上,一方面,要倾力促进消费需求的重点产业,例如住宅产业、汽车产业、家庭耐用消费品产业等。以住宅产业为例,住宅产业的发展符合未来的消费政策,住宅是大众消费产品,具有广大的市场消费空间;住宅又是居民生活必须品,具有一定的消费刚性;同时,住宅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因为住宅的产业关联系数高,产业带动能力强。所以,发展住宅产业既符合产业政策,也符合消费政策,将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应倾力于对消费需求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如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产业带动作用很强,对于支撑下个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对这一问题与中国广告业的关联性,下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三、中国广告业发展必须迅速向多种消费形态转化 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市场导向问题?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没有一个产业导向问题?应当是有的。国际间对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例如国际间关于市场消费形态与广告的关系研究;产业形态与广告的关系研究都是十分突出的例证。就中国广告业目前的发展来看,实施中国广告业向多种消费形态的转化,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将逐步形成一些新的消费热点,演变为新的消费形态。中国广告业如何追踪新的消费热点,如何转向新的消费形态,已成中国广告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首先,中国广告业要迅速从生存型消费形态和数量型消费形态向质量型消费模形态的转化。经济学的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正在明显降低。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实现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必须有一个必要的生存型消费时期,即以食品类消费为主时期。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为57.4%,1997年为46.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为67.7%,1997年为55.1%。虽然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摆脱生存型消费,城市低收入人群也没有摆脱生存型消费,但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城乡非食品类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此外,中国广告业还要适应居民消费从数量型消费形态向质量型消费形态的转化。广大的消费者开始追求商品与服务品牌、名牌。在大的商场已从大类销售转向品牌销售。服务消费更追求服务质量与文化气氛。这在国外称之为“软消费”的发展走向,与广告的关联度就更高。处于“软消费”的消费情势中,产品的实用性大大降低,而产品的感情基准和文化含量将急剧提升,市场的形象导向性越来越强。这些,无疑都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中国广告业要着力促使消费者从短期消费形态向长期消费形态转化。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消费需求上的问题,通过短期消费政策调整,虽然可以部分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长短政策结合,标本兼治。在实施短期政策调节的同时,应着手建立符合国情的、合理的中长期消费政策体系,促进消费结构调整,正确引导居民消费,使消费需求合理增长,进一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广告业如何根据消费者从短期消费形态向长期消费形态转化的特点,制定卓有成效的广告战略,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再者,中国广告业要将倾力于开拓农村市场,努力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形态。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关注农村,就是不了解国情。就农村而言,实物消费在目前来说,仍是最主要的消费形态。就实物消费中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来说,农村居民家庭按户计算的拥有量还比较少,目前仅大体相当于城市居民家庭在1985年前后拥有的水平,滞后十多年的时间。今后,农村2.3亿户居民家庭也会像城市居民家庭那样拥有更多的电视机、影碟机、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安装更多的电话和电脑,并逐步普及化。但是,我们的广告业在如何对待农村消费的问题上,存在大量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一是广告面向农村的力度大大不够;二是缺乏对农村消费形态的深入研究;三是广告的定位、创意、制作乃至传播,都过于“城市化”。

  第四,中国广告业要促使富裕家庭更新消费观念、转变消费形态。据报道,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加上手持现金已超过6万亿元。在这巨大的储蓄额中,富裕家庭的存款比例极高。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已十分突出。美国盖洛普机构组织进行并最先在上海世界500强企业家会议间,在《财富》杂志上发布的全新调查表明,中国这一消费群体人数虽然有限,但却已拥有了全国70%的财富。如何应对富裕家庭的消费能力与消费观念是我们广告界要下大气力研究的课题。即便不过多地论及服务型消费,就拿实物消费的一些例子来说,食物讲究营养,就餐讲究环境,服饰讲究时尚,居家用品讲名牌已极其普遍。西方众多的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快速更新消费观念得以长期保持较高的消费率。为了刺激需求,我们广告业应当通过整合营销传播的策略,逐步改变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俗,强化更新意识,促进理性消费,特别是要导入“时尚浪潮消费“、“安全使用寿命消费”等诸多新观念。比如,家用电器,国际上早有使用年限标准的规定,一般的说,彩色电视机使用年限为8棧保澳辏ㄔ莶宦壅嬲庖迳系氖只缡樱绫?3棧保赌辏考淇盏髌?2棧保茨辏计人?棧改辏淮毒咧校哐构?年。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正陆续进入家用电器更新期。所以无论从刺激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或者从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健康角度考虑,都应当动员居民限期淘汰,并成为自觉行为,消除以往“舍不得”的心理。

  四、中国广告业发展与消费结构、消费政策的对位与匹配 从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从中国广告业在不同产业的投放量来看,中国的广告业与中国经济的消费结构与消费政策间,尚存有很大的不协调。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首先,中国广告业的发展要力争与消费总政策协调一致。消费政策是对一定时期的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包括衣、食、住、行、用结构,个人消费与集团消费,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结构等),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规定,是引导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质量的具体措施。从中国广告业的发展看,应着重调整广告投放结构,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考察发达国家广告发展与消费结构的变动过程,明显表现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消费就从以吃穿用为主向住房、汽车等以改善“住”与“行”的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消费结构转变。在日本等国家,住房支出一般占居民家庭支出的20%左右,而我国目前这一支出比例仅占5.2%。在“八五”末期和“九五”初期,我国也已出现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从“九五“开始,培育教育、住宅、旅游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已基本成为共识。启动住宅消费市场、教育消费市场、旅游消费市场,对于扩大消费领域,充实居民消费内容,带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和现实的意义。而从近中期来看,我国广告业发展的最重要任务是首先要消除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观念性制约因素。

  其次,中国广告业的发展要竭力向大消费”领域扩张“。在“大消费”的视野中,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是未来我国消费需求的热点(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旅游娱乐消费,文化艺术消费,饮食起居消费、家政服务消费、健身美容消费、家庭装饰消费、交通通讯消费、)。在这些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关键是要正确引导。我们要充分运用广告来调整居民消费支出投向,以达到拓宽消费支出,丰富消费内容的目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领域比较狭窄。还应扩大消费领域,丰富消费内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化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对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在发达国家,服务性消费支出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服务性消费大部分是第三产业提供的,因此,这些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在为居民提供大量服务产品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扩大了就业领域。我国第三产业在改革以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九十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与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策不到位有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如扩大消费、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等。因此,在我国中长期消费政策调整中,必须大力支持和引导发展第三产业,中国广告业应当在这一领域有更快的反映与更大的贡献。

  第三,中国广告业的发展要面向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都出现的高、中、低三个档次,细分消费者。中国的消费者以收入水平的高低(有的地方还有权力的大小)分别进入三个档次的分野已日夜明显。别墅、高档商场、高档娱乐场所、境外旅游等是工薪阶层与低收入者望尘莫及的。为广大工薪阶层服务的仓储式商场、便民店、消费合作社应运而生,大大小小综合性、专业性批发市场越发红火。各种零售业态,如购物中心、大型商场、超市、便民连锁店、专卖店等等五花八门,以适应消费者需求;美容美发店、夜总会、洗浴中心、保龄球馆、名特小吃、搬家公司等等五彩缤纷。人们自己去寻找消费支出的位置。但其间,在有些消费领域,如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如教育消费的不同层次就在今年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中国的广告业不但应当关注这一现实,而且应当据此现实,进行广告的实际运作。

  第四、中国广告业的发展要注重消费心理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成长、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的转型时期,这必然影响社会消费心理发生较大的变化。原有的消费心理正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环境,而新的、带有本质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社会消费心理尚未形成。这也对消费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制定中国广告业发展的政策时,必须重视广告对社会消费心理的研究和调节,实施消费心理的健康化对策。这些对策应包括:一是消费政策的合理化、透明化,使人们了解和理解消费政策,从而形成稳定的大众心理预期;二是利用新闻媒体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消费风气和舆论环境;三是重视消费示范的作用,正确引导健康向上的消费行为;四是强化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机制,打击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创造一个和谐的、公平的消费环境。通过这些做法,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消费心理机制。而这些,往往都要借助广告传播来实现,因此,中国的广告业在这方面堪称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国际广告》1999年1期?999年6期 国际广告杂志社

【2】丁俊发《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新趋势》(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国际网页)

【3】罗精奋《拓宽消费视野 调整消费战略(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国际网页)

【4】任兴洲《建立我国中长期消费政策体系》(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国际网页)

【5】《我国广告业发展势如破竹》(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国际网页)

【6】郑和平《世纪之交的广告业发展方针和政策》(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国际网页)

【7】屈建民《'99广告政策探访》(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络)

【8】《数字中的中国人民棗盖洛普公布全新调查结果》(http://www.sina.com.cn北京晚报网络版1999.9.28)

 

 (全文字数7225)

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27: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中国面向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影视传播教育,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影视传播教育,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经过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高等院校的影视传播教育已呈现出一派大发展的局面。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面对教育革命的浪潮,如何更全面、更深刻地关注并研究中国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发展战略,已成重要的、紧迫的课题。本文将对“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一、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历史性进步与面临的问题 作为教育历史发展视野的分析与研究,应当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发展作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教育现象予以审视。虽然本文欲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现状的分析和走向”上,但涉及论述的两个阶段性概念还是要予以说明。本文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分为两大阶段:“新时期”与“转型期”。新时期,是特指三中全会至九二年;“转型期”,是特指九二年至今。虽然,对于二十多年来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发展的分期只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借用(但由于这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分期确实构成了引发中国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革而具特殊意义)。虽然我们将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大发展的历史起点放在了以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三中全会”,但翻开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大发展一页的,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全国高等院校电影课教师讲习班”,并在这讲习班期间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即现在的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以后由国家教委牵头并发文,每两年举行的年会(今年已是第九届),已成为检阅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成果;交流影视教育经验,进行影视学术研讨;培训影视教育师资的基地。纵观“新时期”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的发展,除去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酿就了教育事业大发展的良好氛围;世界影视传播教育发展的信息促使中国教育界注目世界等因素外,国家教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各高校影视教育工作者的自觉与奋斗;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的感召和凝聚诸因素形成的“合力”,是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大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据此,中国高等院校终于结束了“八年以前,我国开设电影课程的学校除一所专门的电影学院外仅有一所①”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1032所全日制普通高校中,已有近300多所高校开设了影视类课程。我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对充实我国文科大学的课程、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改善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提高广大学生的电影欣赏水平和艺术情操,促进电影评论和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②”。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一概括和评价,基本上反映出了“新时期”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进入九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虽然仍有所发展,例如文科类院系影视传播教育中电视类课程比重的加大;诸多院校注重文化素质教育,把在文科开设的影视类课拓展为全校性的文化素质类课程等,但相对来说,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中,却走入一个相对滞缓的发展时期。当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社会正向我们走来时;当一个被称之为数码时代(或称之为后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 age③)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时,理应狂飙突进的影视教育为何显得较为平淡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我认为,中国影视传播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大致有这样一些:

  (一)影视传播教育观念尚有很大局限性。 当中国经历社会巨大转型,面向一个信息化、数码化、网络化时代时,我们仅仅把影视传播教育作为艺术教育来看待,视野还是狭窄了。即便是强调把影视传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今天,也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新的思维形态、新的 文化观念、新的信息获取方式等都促使我们要取“大影视”、“新影视”的概念,把影视传播教育看成是新的思维形态教育、新的文化方式(素质教育应当包含其中)教育、新的知识结构教育……就此而言,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除去原有开设影视传播教育课的高等院校某些院系外(主要在中文系等系科),全国高校中已有国家教委正式备案的上百所高校成立了新闻传播学系或设置了新闻传播专业。加上未向国家教委正式备案的数十所高校,全国就有一百几十所高校在新闻传播专业中开设了影视传播教育课程,而这些课程,大都已溢出单一艺术学的范畴,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传播领域(如影视传播学、影视文化学、影视产业经济学、影视管理学、影视广告学等皆应当在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中却往往忽略了这支崛起的力量。即便是我们仍取影视艺术教育的概念,影视传播艺术教育也随着社会急聚转型,从纯艺术的领域向相关领域拓展、变化(如影视社会学、影视文化学等)。何况,影视传播教育在主要发达国家,已作为通识教育甚至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这些重大观念上的变化,都是我们要极其关注的。

  (二)影视传播教育发展尚缺学科支持。 我国影视传播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体系中,除去影视教育作为特殊课程(如素质教育课,这点后面将论及)外,应当寻求学科支持,而我国影视传播教育恰恰在这方面没有迈出大的步伐。在开设影视课的数百所高等院校,除去仅有的几所专业院校外,把影视类课真正作为主干课的很少,既便是作为专业课的也不多。这种局面若不尽快改变,将严重阻碍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发展,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最主要的便是在学科建设中确立影视传播教育的地位。在这一问题,还有一点有容忽视的情况是:如果影视教育得不到学科的大力支持,影视师传播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担任影视课程教师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果将大大受到影响,许多已经在高校单兵作战、孤军奋战的教师将会因其成果认定、职称评定问题严重困扰。这点,已在众多高等学校强烈反映出来,而由此引起的“马太效应”,将会带来影视传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大滑坡,产生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新闻传播院系的发展出现了较为令人宽慰的局面,在新闻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这一学科的支持下,影视传播教育,尤其是电视传播教育正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影视传播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我国的影视传播教育在“新时期”的飞速发展,功不可没。但在这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忽略了学科方向、学科结构、培养规格、培养层次等方面。我国高等院校的影视传播教育虽然在“有、无”问题上有了大踏步地前进,可流于一般,仅仅以开出影视类课程为满足的情况却十分普遍。因此,除极少数专业院校(如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和在新闻传播学院系展开的影视传播教育外,大多高校的系科尚无很明确的培养目标。这样,进入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影视传播教育,大体上还是停留于“新时期”充实相关课程、提高影视欣赏水平、提高艺术情操较为一般的层面和阶段,很难登堂入室,形成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完整体系。

  (四)影视传播教育的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尚停留在一般水平。 正因为上述多种原因,具体反映在影视传播教育中,教学内容的陈旧、单一;教学方法的简单、匮乏;教学手段的简陋、落后也已作为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放到了我们面前。尽管我们历数一下所开设的影视方面的课程也有数十门,可就其课程体系的完整性、教学内容的专业性等方面而言,还是大大不够的。特别是在现代科学发展背景下的新学科、多学科的相互作用带来的课程变革,很难在影视传播教学中迅速反映出来。至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中存在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教学方法还基本上是沿用以往的一般课堂讲授;教学手段上也往往只是结合教学观看一些电影、录像带和VCD片。

  二、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发展战略思考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正在实施重大的战略调整,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四个面向的思想,认真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亦要充分反映在大力发展中国高等影视传播教育这一不容忽视的教育工程中。“转型期”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主要应在系统论的指导下,从这样三个层面展开:

  (一)宏观观念层棗影视传播教育观念形态应当更深刻地裂变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之所以在“新时期”大发展后陷入困顿,无论是从教育领导决策层还是从教育实施操作层来看,其深刻的原因还是在影视传播教育观念上。尽管,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影视传播教育观念是随社会变革,特别是整体教育观念变革而发展的,但我们更应当看到自身观念形态的羁绊。要使中国高等影视传播教育有更大的发展,要在这四种观念形态寻求更大的突破:

  时代观念棗信息社会的来临,数码时代的兴起,网络世界的形成,其核心是以电讯业、电视业、计算机业互为一体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意义之一就是:当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④”。现代社会的基本基本要素棗信息接收方式已正在完成视屏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大影视传播教育概念,最为突出的应当是适宜视屏接受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影视思维进行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尽管在这样的时代观念中似乎电视已超越电影而成为最为引人的主角,但随着影视互动一体化的进程,特别是影视共同存在于网络传播,这一问题已不再成为人们愤懑不平而引起争论的焦点,而是更关注它们共同的视听媒体特性。

  文化观念棗现在人们已很平静地接受了一个在十多年以前很难接受的一个观点:今后的文化视野中将有“影像(影视)文化一族”。影视作为一种文化的普遍存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影视作为艺术的范畴,从更高的文化哲学的层面来观照影视传播教育。就此而言,影视传播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传播教育,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教育。给影视传播教育以这样的定位,不但没有丝毫贬低影视艺术教育,相反,却在更高的层面上支持影视传播艺术教育棗因为人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生存方式,艺术则是这种生存方式的反映。处在后工业化,乃至于发展下去的被称之为的后信息化时代(即前面提及的post-information age),人们已很自然地在影像(影视)文化的植被中生存。尽管影像(影视)变化尚不可能作为单一的文化主宰,而是与其它的诸如印刷文化等多元并存。

  素质观念棗处在“新时期”的影视传播教育已触及到了素质教育问题,如“改善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艺术情操”。但这种素质观念尚停留在较一般层面。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的素质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特别是近一、二年来,高等院校对素质教育又有了升华,影视传播教育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比之海外,诸多影视教育发达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深刻之处,一是十分注重将影视传播教育作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来认识,甚至将其作为公民教育来推广。美国在前者做的比较普通,而欧洲则在前后者两方面都做的普遍。一九七八年以哈佛大学为先行者,将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分五大类:①文学与艺术②科学与数学③历史研究④社会与哲学分析⑤外国语文和文化。而影视传播教育即放入通识教育五大类课的第一类。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又进行了通识教育课程全面调整,将原来的五大类课改为六大类,但第一类却丝毫没动⑤。二是将作为素质教育中的影视传播教育进行可操作性的分解。美国成人特别是高校影视素质教育分为四方面:①透视美国影视工业结构(包括从社会影响、影视法规一直到节目创意、影视经营);②探索信息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包括影视节目对社会、个人的冲击);③分析影视节目中体现出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④了解影视节目劝服的本质、广告结构等。英国则分为三大方面(十三类细则)①了解构影像(如了解视觉传播特质,解释影像内涵与外延等)②观看方式(如介绍影视批判与分析方法等)③综合议题(如分析政治前提,进行实务操作等)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特点的前提下予以借鉴的。

  学科观念棗中国“新时期”的高等影视传播教育以艺术学科起步,这在当时是符合中国教育特点的。但当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在全国数百所院校全面展开,仅从艺术学科的角度来看待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就显得远远不够。一方面,专业性的影视高校在全国仅有几所,这些院校在影视传播教育上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他们特有的专业性;另一方面,社会与时代赋予的高校影视传播教育功能在也正在超出一般艺术学科的范畴。就我国目前与影视传播教育相关的学科来讲,应当以艺术学、新闻传播学、文学三个一级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群来构筑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整体学科架构,根据不同院校的具体情景,全方位地在高等院校中展开影视教育。这样,不仅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拓展影视传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更符合时代要求,而且可以积聚和动员更多的师资力量从事这一重要的教育工程,使影视传播教育的人力资源得以更合理的开发与配置,从而作用于整个高等教育,作用于学科发展。

  (二)中观体系层棗影视传播教育运作体系应有更合理的构架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欲取得更大更快的发展,在进一步更新和转变影视传播教育观念的基础上,要倾力于建构更为合理的影视传播教育运作体系。这一在宏观深层律运作用下的中观运作体系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合理建构。

  为了彻底改变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所存在着的诸多误区,特别是忽视学科群的组合、缺乏教育层次等突出问题,寻求中国高等院校多元组合式的运作体系尤为重要。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多元组合运作体系将在以艺术学、新闻传播学、文学三个一级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群的背景下来全面构筑。努力形成以“素质教育体系”、“相近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三方面构成的完整而又有层次的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运作体系。

  素质教育体系棗近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便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对学生全面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一方面着重于思想道德,另一方面着重于文化。显然,我们讲的影视传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主要指后者(至于影视教育所包含的思想道德教育已不言而喻,这对任何门类的教育,几乎都有这方面要求。实际上,广义的文化素质教育,都要承担起思想道德教育的义务,只不过是其教育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影视传播教育作为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要完全打破以前只在文科中开课的习惯,在文、理、工科中予以全面实施。这种影视传播教育的素质课,首先要强调其文化素质的一面,即文化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知艺术情操等方面滋养、熏陶;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注重其专业素质的一面,即影视作为一种文化本身的特质。前述西方高等教育中影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相关问题,即是这方面很好的背景。

  相近专业教育体系棗在高等院校诸多专业中,有相当一些专业与影视传播教育有着特殊的专业联系。在这些专业中,虽然这些学生已上过作为素质课的“影视传播课”,但由于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需在上过一般素质课的“影视传播课”的基础上,再行进行影视传播教育的拓展,以期获得相近专业所需要的影视方面更丰富的学科知识、专业理论。如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如外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据不同语种划分的各语言文学专业);历史系的国际事务专业等,皆属于此。

  专业教育体系棗影视传播教育对于专业教育体系,虽然很大程度上仍要论及艺术学科中的影视诸多专业,这已经作为办学历史最久,基础力量颇强的专业而存在,并将更好地发展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诸多院校近十多年来新办的新闻传播院系中广播电视等专业,已作为专业教育体系中新的生力军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而且,这些专业依托新兴学科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长足发展,正呈现出独特的迅猛发展势头。特别是随着海外众多的影视艺术专业也设在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这一学科中,这一发展的走向,不可低估。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以产业为纽带,将艺术、传播、娱乐、电讯等产业横向打通的发展趋势,国外有些高等院校正在出现最新的动向:将一般的影视传播教育转向娱乐传讯教育,如美国的纽约大学就新近设置了娱乐传讯系。就我国影视传播教育而言,有些院系的影视教育也在向专业教育体系靠拢,如有些院校中文系的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学院中的影视剧作专业亦可归入此一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影视教育,要比“相近教育体系”的专业程度更高。如若要把“素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依次分为梯度的话,那么“低”、“中”、“高”三个层次则明显地划分出来。这一层次的划出,对于高等院校实施影视传播教育的运作体系构成提供了系统论的分层依据,某种意义上说,也解决了影视传播教育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厘定和分类施教的确认。

  上述三种影视传播教育体系组合为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奠定了基础。在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中强化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既是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日趋正规化的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影视传播教育改革的必然。针对上述三种影视教育体系,在高校影视传播教育中拟可探索这样三种教学模式:

  素质教育体系棗“概论、欣赏型”影视教学模式。由于影视传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讲授影视知识、理论、技能的概论型课程应作为最主要的课程。由于影视观念的变革,这种概论课的教学要在以往只重艺术概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以求素质要求的全面。影视传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能忽视其艺术陶冶情操功能,因此,欣赏(或鉴赏)型的课程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概论、欣赏型”影视传播教学模式,犹如中文系开设的“文学概论”与“名篇赏析”相互配对、珠联壁合。

  相近专业教育体系棗“拓展、融合型”影视传播教学模式。紧紧扣住本专业的基础,抓住与本专业中与影视有紧密关联的部分,拓展开去,形成相关的影视课程,并将二者水乳交融地予以结合便是“拓展、融合型”影视教学模式的中心意旨。象中文系中拓展开去的“影视文学”、“影视美学”等课程;象外文系中拓展开去的“外国名著改编”、“外国电影流派”;象社会学系中拓展开去的“影视社会学”等课程,都是值得提倡的。

  专业教育体系棗“专业、实践型”影视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首先要根据学科要求在影视传播教育方面形成完整科学的教学体系。如艺术学科的完整教学体系;传播学科的完整教学体系。其次,要充分展开影视传播教育的实践,以求专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目标的实现。在这方面,一些高校的艺术院系,象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师大艺术系等院校和众多的新闻传播学院系已走出了许多成功的路子。

  (三)微观操作层棗影视传播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应有较大拓展与更新 中国高等院校的影视传播教育无论是宏观观念层面的裂变,还是中观体系层面的构成,最终都将在微观层面予以充分而实际的显现,而这些将集中在“更新影视教学内容”、“建构完整课程体系”、“拓展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四个方面。

  1、更新影视传播教学内容 正因为当今的影视传播教育观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裂变,影视传播教育与时代进步、文化构成、人类素质、学科建设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新时期”影视传播教育观念作用下对影视教育内容的认识和选择,已在“转型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已奠定良好影视教育的基础上更新影视传播教学内容就成为“转型期”影视传播教育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具体的任务。更新影视传播教学内容,核心的一点是将“大影视观”(即集影视教育之“时代观念”、“文化观念”、“素质观念”、“学科观念”)与影视传播教育多元运作体系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予以操作。具体地看,有这样六方面的教学内容更新已成必须:

  ⑴影视作为社会资讯理论的内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革命,其十分突出的一点但是媒介环境的变更。而在这媒介环境的变更中,影像媒介作为最为突出的信息系统,已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因此,电讯业、电视业、电脑业的互相作用构成了当今社会信息化的大工作“平台”。从这种意义上说,影像媒介的新理论,早已溢出了影像本身,并作为社会资讯理论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在高校影视传播教育内容中,首先要考虑增加社会资讯理论的内容。而且,由此拓展开去的“影视与多媒体”、“影视与数字化”等前沿内容,也要予以重视。

  ⑵影视作为传播(大众传播)理论的内容。处在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视野中的影视,虽然也十分重视其艺术学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但其内涵和外延已大大拓展,并实施了学科的超越。“传播原理与影视”、“影视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影视传播”等内容是要注重的。

  ⑶影视作为文化方面的内容。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影视观念重大变革之一是影视作为文化学的重大一脉,异军突起,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且越来越呈现出主导性的特征。“影视文化理论”、“跨国影视文化”等内容尤以要关注。

  ⑷影视作为艺术方面的内容。影视作为艺术是,特别电影作为艺术,是影视传播教育中最先进入高等院校殿堂的。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把这方面作为高等院校于影视教育的基础,并将这方面成功积累的经验加以张扬。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影视教育已远不止在纯艺术教育领域,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如何很好地拓展自己,也成当务之急。

  ⑸影视作为经济方面的内容。我们影视传播教育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没有真正以市场经济,特别是产业经济理论来看待影视。影视的多重功能之重大突破,也许以经济形态为最前沿。“影视产业经济学”、“影视制作与管理”、“影视节目市场学”等要在影视传播教育中实施零的突破。

  ⑹影视作为制作、传播高新技术的内容。高新制作、传播技术对影视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和变革作用,已呈日新月异全面腾飞的局面。影视传播教育要彻底改革轻视甚至是无视影视制作、传播高新技术的局面。不仅要大大增设这方面的课程,而且要在整个影视教育中融入高新制作、传播科技的思想,从“影视制作、传播技术导论”到“影视教育与多媒体”等内容均要予以考虑。

  2、 建构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 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内容的更新,将带来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的重大调整。当然, 处在“新时期”中国高等院校的影视传播教学,除少数几所专业院校有着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外,众多的高校大都还是以解决课程的“有无”到适度扩展,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建构高校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所依据的应当是“多元组合的影视教育运作体系”。具体来看,就是要依据“素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来形成不同对象、不同基础、不同学科的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这样“三体系”的影视教学课程体系的制订,除去前述影视传播教育观念深刻变革的一些指导思想外,最为关键的则是要在已有“影视艺术”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出“影视资讯理论”、“影视传播理论”、“影视文化”、“影视经济”、“影视高新技术”五方面的影视教学内容,依照“三体系”的不同要求,科学地、富有层次形成课程体系。由于“素质教育体系”中的影视课程较少,一般来说也就是1~2(或2~3)门课,课程体系问题尚不突出,其难点主要是如何让这几门课较好地完成影视素质教育的任务。而对于“相近专业教育体系”就开始涉及一批影视方面的课程,如何构筑课程体系,已成现实问题。就目前高校开课情况看,文学院系与这关联最大。即使是眼下,有的高校中文系涉及影视方面的课程多的已有7~8门,少的也有2~3门。至于“专业教育体系”情况又有不同,在这些专业院校中,不同系、不同专业已形成或初步形成了影视教学课程体系,“结构调整、充实拓展、更上层楼”便成了这些院校系科的重点工作。

  建构高校影视传播教学课程体系的另外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进行核心课程建设”问题。海外关于影视传播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历了七十、八十、九十年代三次大的讨论后,现已趋于共识:影视传播教育中还是要大力加强核心课程建设。加强影视传播教育的核心课程建设的一个前提是,要将影视传播教育的学科建设问题解决。在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核心课程建设将主要在“专业教育体系”和“相近教育体系”中得以更多地体现。须指出的是,影视传播教育核心课程的制订,要有系统思想。具体来说,是要考虑到三类核心课程间的包容和关联。就文科而言,外圈,是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中圈,是大影视概念中(即影视传播学,艺术学为主要构成体)的核心课程;内圈是各专业的影视核心课程。至于这些课程的具体设计,则要专门研究。

  3、拓展影视传播教学方法 在影视传播教育中,影视传播教育方法起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知识为体,方法为魂,创造和应用某种知识的方法,才是那种知识的真谛。脱离了方法教育的教学,只能是单纯的知识灌输。方法即是能力,这在教育中十分重要。应当承认,在“新时期”影视教育阶段,众多高校在影视传播教育上的起步发展,基本上是借鉴了我国几所专业院校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这些影视传播教学方法,对于全面展开我国的影视传播教育,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运作用。当然,在“新时期”影视传播教育的十多年发展中,各高校影视传播教育工作者也随着改革的推进,进行了影视传播教学方法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但总体看,这方面尚无整体的,特别是重大的推进。结合各校实际情况,进入“转型期”我们影视传播教育走到了一个大发展的起点上,如何在影视传播教学方法上实施大的突破,已成新的课体。

  影视传播教学的方法,会因各门课程的情况而有千变万化,特别是“大影视”概念的引入和动用,不仅仅是使影视传播教学的知识疆域急骤扩大,更主要的是由于“大影视”汇集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特别是这些学科与社会各方面的渗透、联系、互动的极度拓展和深入,对影视传播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教育哲学角度看,影视传播教学要从以往的影视知识转向方法教育。这主要将在三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培养学生掌握影视知识的方法。在影视传播教育学中,既要讲清影视知识本身的内容,更要努力讲清这些影视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发展中又如何不断完善的。二是应用影视知识的方法。我们这儿讲应用影视知识的方法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为影视传播教学中的“掌机拍摄”、“编辑创作”。当然,这些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专业院校),但更多的是要注重影视知识在社会运作体系中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应用。三是创造知识的方法。这点在影视传播教学中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影视传播教育之所以在当今社会中,在当今教育中形成一支“异军突起”的新生力军,很大程度上在于影视知识创新运动的加速,如何掌握更多创造知识的方法,是影视传播教学中要倾力研究的课题。

  4、丰富影视传播教学手段 在当今高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影视以其与高新技术相伴而生的特点,迅猛发展。加之整个社会在高新技术作用下实现着社会化进程与影视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发展的技术性倾向日益突出。虽然,我们这儿讲的影视传播教育不能走入“唯技术主义”的怪圈,特别是影视传播教育中如何张扬教育理性,特别人文精神,仍是我们应孜孜以求,投入特别关注的。但如何使我们的影视传播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和现代化,却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需加以观照。一方面,影视发展本身与高新技术的相伴而生,决定了我们要有相应的高新技术手段去对应;另一方面,影视“影像”教学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要动用高新技术手段去进行。当然,我们在影视传播教育“新时期”所运用的“影片(胶片)观摩(分析)教学”、“录像(磁带)观摩(分析)教学”、“现场拍摄观摩(演示)教学”等仍行之有效(即使是有些手段的更新并无实质性重大突破,如录像观摩分析教学改用影碟观摩分析教学)。

  对于“影视素质教育体系”、“影视相近专业教育体系”的影视传播教学,在教学手段上需要十分关注的新手段主要是这样两种:首先是要在影视传播教育中引入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其次要在影视传播教育中引入互联网络的教学手段。前者,可以将数位化音效、视像及其它之资讯加以整合,并融入全方位的资料网络中,使得原来存于各种媒介系统之间的界线消除,以获得各类信息,特别是影像动态视听信息并加以物化形态制作。后者,则可以在前者已可能达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获取影视教育的相关信息,并将接受、处理、传播影像资讯,成为更大的可能。当然,作为“影视专业传播教育体系”教学新手段的开发和运用,那是发展极其迅猛和极其丰富的,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传播教育的发展是一项重大的教育工程,意义重大,但实现这一工程,其难度也是可想见的。当然,最大的难度莫过于真正实施观念的变革,但除此以外,诸多的因素也会制约其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将所有能促使这项工程各以实现的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从历时态的纵向发展战略来看,拟定近期(调适阶段)、中期战略(整合阶段)、远期战略(接轨阶段)不但十分重要,而且也符合战略发展实际。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本人将另撰专文论述。

 


中文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

①原教育部文件(85)教高一字008号

②原教育部文件(85)教高一字008号

③《数字化生存》[美]尼葛络庞蒂著 海南出版社96年10月版

④《数字化生存》[美]尼葛络庞蒂著 海南出版社96年10月版

⑤《传播学发展现况》 须文蔚、陈世敏 台湾《新闻学研究》96年7月版

⑥《媒体教育中的电视素养》 吴翠珍 台湾《新闻学研究》96年7月版

⑦《传播教育核心课程规划》潘家庆等 台湾《新闻学研究》96年7月版

外文主要参考文献:

①McQuail,D.(1992)Media Performance.London:Sage.

②Ferguson,M.(1992)The mytheology about globaliz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③Varis,T.(1984)The international folw of TV programm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全文字数12240)

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21: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论文提要】 "网络"作为信息化的特殊代名词,某种意义上说已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的出现与发展,已引起当今社会的巨大"震撼",引发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已在教育领域强烈地表现出来。本文以系统研究方法为主导研究方法,将哲学研究方法与教育学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方法与实证性研究方法相结合,较为全面、深入地对"网络化"在社会领域,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与变革进行了分析、论述,特别是对"网络化教育"--作为一种新质教育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与此同时,亦对"网络化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关键词】 网络化、教育、高等院校、教育发展

   世界正迈向新的文明。尽管我们要对这个文明的整体概念和发展形态进行界定与描述还相当的困难,但我们也许可以说,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已开创着这一文明令人激动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处在这"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人类文明发展特殊阶段,让我们回味一下哲人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扪心自问吧,我们从那里来?我们现在何处?我们要走向何处?"这既向我们身处的社会发问,更向我们格外关注的高校教育发问。

  一、惊涛拍岸:网络化引发了当代教育巨大的震撼

  按照现代哲学中阐释学的学术研究规范,我们首先对本文所使用的"网络化 "这一概念进行一些界定。今天的Internet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网络的涵义,它是一个信息化的特殊代名词,某种意义上说,Internet已是信息社会的缩影。我们应从信息业态,物理连接,相互联系,资源共享,社会发展的综合角度对"网络化"加以全面地理解界定(至于行文中使用的"网络化教育"提法,则是上述概念在教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解释"网络化"问题都会涉及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如何看待变化了的社会现实"。 【1】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论述:在工业社会时代,"工具是感官的延长"讲述的就是人在工业化社会的苦难史。现代信息社会也许应当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感官是工具的延长"。【2】显然,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当今,对这一问题即便我们暂不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来论述,西方新近兴起的重要哲学流派"西方技术马克思主义学派"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阐释社会的历史化进程也是十分受启发的。【3】何况,技术社会学的兴起,也形成了社会技术变迁引发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视角:现代信息技术将引发一个技术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将得以普遍运用,并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体系。实际上,这是一个步入信息文明的社会形态变迁。【4】

  这场深刻的革命在传播上的特性集中体现于:首先,,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进行远距离交流,打破了传统沟通的地域限制,人类沟通正在形成跨时空的特点;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同步交换信息,因而可用作社会交往的基本沟通方式。再者,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提供多主体共享的沟通形式,因而可用之于社会成员的大众化交流。现代信息技术则既可两两交际,又可进行多主体的大众化交流,是一种能够满足社会沟通所需的新质沟通方式。【5】这些问题,虽然目前似乎在传播学领域探讨,实际上,这些问题将以极大的影响作用于现代教育(教育,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传播。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报告就将大学教育列入了教育传播体系)。

  新型社会形态的形成,最终要体现在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体系的变迁上。这是一个现代信息技术逐渐建立自己的规则、新的行为方式逐渐制度化的复杂过程,这也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个人与社会互相生成"的社会过程。诸如"虚拟社会(社区)"、"时空概念"、"交往方式"、"信息伦理"等重大的社会变革的景观都将展现于我们面前。【6】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化社会)过渡的阶段。我们正面临教育大变革的前夜。如果我们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抓住机遇,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大胆的探索与试验,然后站在信息化社会的高度,运用全新观点、全新视野加以审视,努力从理论上作出合乎社会发展需求、并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阐释。我们就完全有可能较快地实现由传统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向新型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转变,实现对我国教育的重大革新,从而满足21世纪对人材培养的需求。反之,如果我们不抓住当前全人类正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继续保持原来教育领域的传统体制与模式,不愿革旧除弊,不想励精图治,则我们将会坐失良机。等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已完成信息化社会中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时,我们将仍处于原来的落后状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落后的民族是愚昧无知的民族,教育落后的国家是孱弱挨打的国家,教育落后的社会是不文明的野蛮社会,那将是一种多么令人痛心的局面!【7】今天,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面对信息社会的巨大转型,面对"网络化"的飞速进程,来审视大学教育问题。

  近年来,世界发达国家的各个行业都在向"网络化"方向迅猛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激烈的竞争态势,我国也迅速反应,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专门列出了"中国远程教育工程",提出:从现代信息技术对各国教育影响的现实中可以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现代信息技术所刮起的这股世纪末飓风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化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可小视。各国政府争先恐后筹谋投资"建路"并首先重视学校信息化问题,这充分表明下一个世纪的各国发展、竞争的焦点不再是能源、资金,而在"高素质和高科技人才"。二是计算机通讯技术是本世纪人类思维能力得以飞跃和升华的最重要的一项标志,它启动的将是全新的世界经济社会的变革运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争取起跑线上的同步,都是为在新一轮竞争中取胜。失去这一机遇,就失去了在下世纪参与竞争的资格。这两点应该是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对大学教育必定产生影响的历史背景(包括本文前述的相关内容)和逻辑基础。【8】显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网络化"给世界教育界来的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网络化"正是以此翻开了高教改革的崭新一页。只不过,这样的改革,是以人们以往十分陌生的形式--技术革命深深引发和推动的。

  二、聚合裂变:网络化渗透于高教变革的三大层面

  就我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方面而言,"网络化"对高校教育的冲击将在众多方面展现出来,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原先的教育中无法实现的。例如,无国界教育的实现;教育时空局限的彻底突破;教育资源更大范围的共享;全球学生聆听一流大师的教诲;全球学习的交互性;随时都可进行的"提取式"学习;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跟上极快更新的知识;教育成本的低廉;终生教育时代的来临…… 但是,当我们更理性地来看待"网络化"对高校教育形成的冲击时,我们应当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透过宏观层--教育思想观念;中观层--教育运行方式;微观层--教学操作模式三个重要的子系统来深入地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宏观层--网络化教育观念的内核

  目前的主要教育体制(高校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模式)基本上是在300多年前的工业化社会初期形成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节奏和社会发展步伐迟缓,知识的增长较慢,教学手段落后、单一。原来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与这种状况是比较适应的。到了工业化高度发达,甚至开始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社会节奏与知识增长速度大大加快。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知识总量在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剧增长,老知识很快过时,知识就象产品一样频繁更新换代。显然,低效率的传统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难以适应信息社会中知识爆炸式增长并且迅速更新换代的教育需求。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与落后的教学方法,许多知识还没等到学生把它学会,可能就已经过时了(知识爆炸式增长并且迅速更新换代这种现象,不仅的学生而且还对几百万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提出了全新的、紧迫的要求)。【9】当今的信息社会对教育需求到底是什么?

  首先,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材要求全新的培养模式。信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材?信息社会所需要的人材应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为这类问题开过不下几百次的专题研讨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似乎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里我们想借鉴一下日本政府关于这类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培养能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材是至关重要的,而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则为培养这种信息能力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很清楚,日本政府是把具有信息能力,即具有获取、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作为信息社会所需人材的最重要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来考虑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值得借鉴。此外,为了迎接21世纪人类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要求学校培养出的新世纪接班人应当具有更多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即应当是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材,而不应当是只知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只会记忆与背诵前人经验、不善于创新也不敢于创新的知识型人材。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很难适应信息社会所需人材的信息能力培养与创造能力培养这两方面的强烈需求。

  其次,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对劳动力进行终身的教育与培训在信息社会中,对劳动力不仅要求进行职前教育与培训,而且要求进行终身的教育与培训,理由很简单,信息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即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这可通过以下事实来说明: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统计,1993年美国就业岗位的78%是与信息服务业有关,显示出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趋势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是竞争最激烈、变化最急剧的产业。在这一领域内,哪怕知识与信息方面只领先或落后几个星期、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足以使一个企业成为暴发户或面临破产。用"白热化"和"瞬息万变"来形容信息产业的竞争和发展态势是不过分的。显然,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与培训就不仅是就业前的需要,而是对信息化社会的一个合格劳动力(能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的终身要求。为了达到对社会上所有劳动力进行终身培训的目标,有关专家预测需对在岗的劳动力至少每隔5年就要轮流培训一次,培训水平应在大专以上,时间约3至6个月。怎样来满足这样一种教育需求呢?如果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育体制就要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当前的高等教育机构,对许多国家来说,由于财力的限制,这是做不到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未来21世纪的信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种种需求,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要求实施下述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很强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分析能力与加工能力)的新型人材;培养内容应侧重使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使之具有自我获取知识与更新知识的能力,而不强调直接教给学生大量的知识,并确保有较高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以便与"知识爆炸"和知识迅速更新换代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培养方法应灵活多样,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能适合各种学科并能满足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需求。目前我国人材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各级各类学校的多种办学形式来实现的,因而我国目前的人材培养模式基本上取决于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那末,现有的体制与模式是否能满足未来21世纪信息社会对人材培养模式的需求呢?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是以各级各类学校的正规教育体制为主,电大和函授形式的成人教育体制与继续教育体制为辅。这种教育体制有利于系统知识的传授和人材培养的规范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其主要弊病是投资庞大、效益不高,且受场地、空间、时间的严格限制,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需求。目前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主要靠老师讲、学生听的班级授课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教师起主导作用,便于教师组织课堂教学。其最大缺点是,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受灌输的被动地位,其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即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创造型人材的成长。至于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与加工能力,由于在班级授课的条件下学生缺乏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的学习环境,并且与社会上、国际上的信息资源完全隔绝,因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这种信息能力更加难以培养。可见在目前我国现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下,信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三方面的培养需求是很难以满足的。【10】

  (二)中观层--网络化教育的运行方式

  "网络化"教育观念的更新必然要迅速地反映到"网络化"教育的运行方式中来。

  自80年代以来,为了迎接信息化社会对教育提出的种种挑战,国内外的学者作了许多探索,从CAI、ICAI、卫星电视、多媒体到教育网络,努力运用各种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与教学过程,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何在更大的范围 内(不是在一个教学系统或一个学校范围内,而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在更为理想的教学环境下(比如在图文、声像并茂的多媒体环境下)来获取最佳的教学效果,使我们的人材培养模式完全适应21世纪的需求,这就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高层次的探索,需要有更强大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从而建构出更为完善的"网络化"运行的机制。

  基于"网络化"教育方式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通过计算机网络可扩展至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全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大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工作与学习完全溶为一体,上班工作、下班学习的界线被打破,每个人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通过网络自由地学习、工作或娱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和毕生都可以享用的终身教育;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每一个人,不管贫富贵贱都有可能得到每个学科第一流老师的指导,都可以向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请教,都可以借阅世界上最著名图书馆(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或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甚至拷贝下来,都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获取到最新的信息和资料……。在基于信息高速公路(即Internet的未来发展,也称第二代的Internet)的教育网络即多媒体教育网络中,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瞬息之间完成,你所需要的老师、专家、资料和信息,都是远在天边,但又近在眼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不管其家庭出身、地位、财富如何,都可以享受到这种高质量的教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11】

  对于教育领域的应用来说,网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两个方面:网上的教育信息管理与各学科的网上辅助教学。教育信息管理主要面向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办公自动化,例如,可通过网络对教委系统所需的教育综合信息、学生情况、教工情况、教学改革情况、教育科研情况、电化教育情况、基本建设情况、财务情况以及招生录取情况等九大类信息进行高效率的综合、统计与分析。各级教育各职能部门可根据自己特定的权限和要求,随时对有关信息进行查询、检索、修改、补充、统计并打印出指定格式的各种报表,从而改变长期以来靠发书面通知收集数据、用手工统计分析有关资料、制作各种报表费时费力且时效性差的落后管理状况。

  各学科辅助教学主要面向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教学、课外自学与辅导以及成人的继续教育。网上辅助教学的应用开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建立虚拟学校。由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一些优秀教师和教学设计专家组成教研组,负责课程规划与课件脚本的设计,再由软件编程专家负责把脚本制作成高质量的网上教学课件,然后实施网上教学;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组成虚拟班集体,这样就可以形成一所或多所虚拟学校,从而实现某个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远程教学。虚拟学校的教学有多种不同的模式,常用的模式有讲授型(又分同步式和异步式讲授)、个别辅导型、讨论型、探索型和协作型(又分竞争、协同、伙伴和角色扮演等4种不同形式的协作)。其中尤以讨论型、探索型和协作型更能体现网上教学的优越性,也更有利于学生高级认知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其次,建立CAI软件库。库中的CAI软件应满足学科齐全、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等要求,以适合各级各类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课堂教学的需要或个别化学习的需要。

  第三,建立教学资料库。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提供丰富的备课用参考资料(包括各种史料、教参、特级教师的优秀教案和优秀课例的分析等)。 第四,建立电子图书馆。在某些校园网上建立CD服务器,采用光盘阵列储存与教育有关的视听材料及重要的图书资料。除此以外,还可将一些电子化图书馆联入网络,从而组成一个庞大的网上电子图书馆,实现一种全新的图书资料检索模式。

  为了能有效地在一个地区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的网上教育应用(即教育信息管理的应用和辅助教学的应用),采用基于Intranet(企业内部网)的网络方案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这是因为Intranet的结构与工作方式和Internet (国际性的互联网络)完全相同,并且很易于接入Internet,因此可以享有和Internet同样的功能及丰富资源;与此同时,由于Intranet本身属于一个部门的内部网络,所以它又具有便于实现本部门内部的信息管理、资源共享和信息安全性好等优点,可谓一举多得。为此我们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省市应加快启动建设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工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改革与教育革新,而且还可让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的管理工作来一个飞跃,甚至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可见,当前抓紧地区、省市乃至全国范围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建设,并积极开展网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12】

  (三)微观层--网络化教育的教学操作模式

  从微观层--教育操作模式看,在"网络化"的教育环境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既可以进行个别化教学,又可以进行协作型教学(通过各种协作式教学策略的运用而实现),还可以将"个别化"与"协作型"二者结合起来,所以是一种全新的"网络化"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不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式甚至指导教师都可以按照学习者自己的意愿或需要进行选择。学习者可以在家里或是在办公室学习(通过计算机终端),也可以在旅途中学习(通过便携式多功能微机)。每个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均可完成下列操作功能:如查询和访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信息源(必要时可以从该信息源拷贝所需的软件或资料);对选择出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排序、重组或变换)和存储;与教师或其他学习者直接通讯(进行咨询、辅导、讨论和交流);和教师或其他学习者共享或共同操纵某个软件或文档资料的内容。

  由于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能为学习者提供图文音像并茂的、丰富多采的交互式人机界面,能为学习者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联想记忆特点的、按超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因而很易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为学习者实现探索式、发现式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有可能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真正达到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实现自己获取知识自我更新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

  "网络化"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网络化"作为新型的教学模式,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的综合运用。这些运用方式着重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主体作用的发挥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的显著特点,是任何其他媒体所没有的。

  多媒体计算机进一步把电视机所具有的视听合一功能与计算机的交互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图文并茂的、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且可以立即反馈。这样一种交互方式对于教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学习动机。此外,这种交互性还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如上所述,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切都是由教师主宰: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甚至学生做的练习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而在多媒体计算机这样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则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来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和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如果教学软件编得更好,连教学策略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用个别化教学策略,也可以用协商讨论的策略。这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交互式教学环境中有了主动参与的可能,而不是一切都听从教师摆布,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按照认知学习理论的观点,人的认识不是外部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外部刺激与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了有效的认知,外部刺激是需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认知的主体,必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获得有效的认知,这种主动参与性就为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学生能真正体现出认知主体作用。

  其次,多媒体计算机提供外部刺激的多样性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多媒体计算机提供的外部刺激不是单一的刺激,而是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

  这对于知识的获取和保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Treicher)作过两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一个是关于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即人类获取信息主要通过哪些途径。他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两个加起来就有94%。还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多媒体技术既能看得见,又能听得见,还能用手操作。这样通过多种感官的刺激所获取的信息量,比单一地听老师讲课强得多。信息和知识是密切相关的,获取大量的信息就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作了另一个实验,是关于知识保持即记忆持久性的实验。结果是这样的: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20%,自己看到内容的30%,自己听到和看到内容的50%,在交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这就是说,如果既能听到又能看到,再通过讨论、交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知识的保持将大大优于传统教学的效果。这说明多媒体计算机应用于教学过程不仅非常有利于知识的获取,而且非常有利于知识的保持。

  第三,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超文本(Hypertext)是按照人脑的联想思维方式,用网状结构非线性地组织管理信息的一种先进技术。

  如果所管理的信息不仅是文字,而且还包含图形、动画、图像、声音、视频等其他媒体信息,那就成为一个超媒体系统,换句话说,超媒体就是多媒体加超文本。事实上目前的几乎所有多媒体系统都是采用超文本方式信息进行组织与管理。因此通常也可以对超媒体系统与多媒体系统不加区分,即把超文本看作是多媒体系统的一种固有特性。如果按超文本方式组织一本书,就和传统的文件或印刷的书籍完全不同,这时的正文(文章、段落、或一句话、一个词)都按相互间的联系被组织成正文网。这本书无所谓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从哪段正文开始阅读,以及接下来读什么都由读者的意愿来决定。选择下一段正文的依据不是顺序,也不是索引,而是正文之间的语义联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具有联想特征。人在阅读或思考问题过程中经常由于联想从一个概念或主题转移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或主题。所以按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状结构组织管理信息和按传统文本的线性、顺序结构组织管理信息相比较,前者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超文本之所以具有上述优越性是由其结构特征决定的,超文本的基本结构由节点(node)和链(link)组成。节点用于存储各种信息,节点内容可以是文本、语音、图形、动画、图像或一段活动影像,节点大小可以是一个窗口也可以是一帧或若干帧所包含的数据;链则用来表示各节点(即各种信息)之间的关联。节点和链均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多媒体系统。利用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可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例如,可按教学目标的要求,把包含不同媒体信息的各种教学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外语教学目标通常有"听、说、读、写"等四方面要求,相应的教学内容应包含文字、语音和视频等不同媒体的信息,但是在传统的印刷教材中,有关语音和活动影像的内容无法与文字内容组成一体化的教材,只能以教科书、录音带、录像带三者各自独立的形式,分别出版,既不便于教师的教,也不便于学生的学。与超文本方式组织的图、文、音、像并茂的丰富多采的一体化电子教材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可按教学内容的要求,把包含不同教学特征的各种教学资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内容的每个单元均包含课文、练习、习题、测验、对测验的解答及相应的演示或实验等,把这些教学内容相关而教学特征不同的教学资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无疑对课堂教学、课外复习或自学都是大有好处的,利用超文本方式可以很自然而方便地实现这一点。但是若按传统的线性、顺序方式把这些不同特征的教学内容组合在一起则将成为杂乱无章的、让人无法阅读的大杂烩。又例如,可按学生的知识基础与水平把相关学科的预备知识及开阔视野所需要的扩展知识组成有机的整体。因材施教是优化教学过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学生个体之间差异很大,要在传统印刷教材中同时满足基础较差学生、一般学生和优秀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不同需求是作不到的,而在多媒体电子教科书中这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利用超文本特性设置和预备知识有关的热键以及和扩展知识有关的热键即可。

  第四,计算机网络特性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的协作式学习传统CAI只是强调个别化教学,个别化教学策略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进行因人而异的指导无疑是有好处的。

  随着认知学习理论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只强调个别化是不够的,在学习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例如对疑难问题求解或是要求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综合、评价的场合),采用协作(Collaboration)式教学策略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更能奏效。所谓协作式教学策略,要求为多个学习者提供对同一问题用多种不同观点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机会,以便集思广益。这不仅对问题的深化理解和知识的掌握运用大有裨益,而且对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协作学习正日益受到国际上愈来愈多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与关注。目前在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中,常用的协作式教学策略有竞争、协同、伙伴和角色扮演等多种不同形式。可以说,协作式是最能体现网络特性,也最有利于21世纪新型人材培养的一种教学策略之一,目前围绕协作式教学策略的探索,已成为国际上计算机网络教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第五,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创新精神和促进信息能力发展的发现式学习。

  如前所述,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与信息加工能力)是信息社会所需新型人材必需具备的两种重要的能力素质。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特定的、有较高要求的教学环境的支持,多媒体的超文本特性与网络特性的结合,正好可以为这两种能力素质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环境。众所周知,因特网(Internet)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资源库,它拥有最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这些知识库和资源库都是按照符合人类联想思维特点的超文本结构组织起来的,因而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这样就为学生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由于学生有机会在Internet这样的信息海洋中自由地探索、发现,并对所获取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评价、优选和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要加以充分的利用,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将得到关于信息能力方面的最好的学习与锻炼,从而能较快地向既有高度创新精神、又有很强信息能力的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型人材方面发展。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媒体确实具有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多种宝贵特性,这些特征的集中体现就是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教学环境,而这样的环境正是建构网络化时代新型教学模式所必不可少的。【13】

  三、面对悖论:网络化呼唤着高教改革的哲学思考

  德国作家尼古拉斯·鲍恩说"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或别的什么人能够拒绝或想拒绝这个电子文明世界里的怪物。她新奇的自由性、便利性、快捷性和挑战性,掩盖了她潜在的强暴性和危险。这些"方便"和"享乐"可能引起的后果--人类必须永远警惕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未来文明的暴君。在人类历史上,暴君从来都是在那些美丽动人的谎言和婚床上诞生的。"【14】"从根本上说,人的所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工作和创造性活动,都是为了让生命有一种存在的需要和感觉。但现在,电脑和网络将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去人类的这种生命个体的独立性知觉。她正在制造一种潜在的人的生命知觉危机。她用高速运转、变幻和无限的"海量"比特,制造出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煽动性和诱惑性的汪洋,让人一接触到她就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去,失去理性和自我。她的危险在于,她以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手段、方式和魅力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并在你没有意识到时就排斥掉你其它的生命感受、情怀、痛苦和乐趣。她利用所有人类的交流欲望和行为,构筑起她扑朔迷离、常开不败的青春。"【15】作家用他的文学语言表达了对现代网络化的揶揄与愤怒,我们也听一听哲学家的理性语言。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德里慈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的信息社会里,分类崩溃了,信息中不断冒出新的'突变种类'。这表明信息网中已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相互模仿又相互分开,完全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16】

  显然,支撑网络化教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但是,技术上的突破,往往只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其本身却不会带来人与人关系的相应调整,相反却可能使原有技术水准相匹配的既定社会规范发生紊乱与脱节。因此,面对网络化教育,我们在充分看到其令人激动的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不能不对网络化教育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进行思考。与前面进行阐述一样,我们要对网络化负效应进行思考,首先要对网络化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体的人,进行深刻的思考。从工具的意义上说,网络是人类活动的代理者。如今国际人工智能领域都在讨论所谓"agent"理论,国内有专家把它译为"主体技术"理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主体"观念通常是指具有自主意识的人,而"agent"虽然也指一部分入,如"代理商"、"经济人"或"经理",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它指的就是具有"代理"功能的媒介物--电脑、网络或机器人,甚至可以指一套软件程序。一部科技史,就是工具代理人体器官功能的历史。所以思想家对此概括说:工具是人的感官的延长。不过在工业化时代,人在发明高效率的代理工具同时,并没有把自己从工具领域中解放出来。【17】

  无论比尔·盖茨还是尼葛洛庞蒂都反复申明:物质世界都可以简化为数字"比特",而人也将被数字取代,成为数字化的"人",数字化的"社会"。但是,我们此时似乎应当想到一个人--"地球村"理论的提出者,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他早在七十年代就预见:人类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既是对自我的延伸,又是对自我的截除。技术就像一根梦幻的魔仗,它既顺从于人又可能给人以假象;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带给人们幸福,也可能带去意想不到的灾难。它制造虚拟世界,使人们沉缅于失真的生存空间,并由此产生一种虚幻的虚拟情感和体验。人对自身价值的崇拜被对技术(机器)的崇拜所取代;人对物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人的兴趣,物(机器)成为人的主宰;人对自身力量产生动摇和失望,由此导致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发生危机。【18】

  由此,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了哲学中的"异化"理论。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逼真性和再现性即虚拟世界的可视性,使人们似乎难以分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这种生存状态将强制人们在不断追求和探索理想王国的同时,因一时得不到现实的成果而沮丧,或迫使自己成为虚拟世界的一分子,试图摆脱现实世界的种种烦恼;或以一种超自然的生存状态对待现实世界,抗拒逃避,甚至不负责任。人可能再度陷入神秘主义怪圈中,成为技术世界的现代异化物。我们不能不担忧,人的存在将被人所虚构的超自然影响力所淹没。这就是揭去拉动经济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鼓惑性和欺骗性面纱后电脑和网络--工业文明的延伸,数字化文明对人类新的异化和摧残。

  也许我们应当用一系列的比较来审视、来分析网络化社会所酿就的情景: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所酿就的信息化环境,它的确使人们徜徉于信息极其丰富的世界,由此,社会似乎变的更加松弛。但是,政府也更有控制信息资源的权力、调配信息资源的能力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欲望。从而,使人们更容易受到官方话语的疏导与重围。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所带来的能量,使知识经济成为可能,人们都在雀跃欢呼"知识就是力量"在当今的显现。但是,在如此纷至沓来的混乱信息集市上,我们往往接收的并不是知识的质量而是数量,大量肤浅、冗余、破碎的信息使我们误入歧途。网络将真正解构掉原有的社会科层,使社会精英集团"边缘化",从而"淡出"这个社会。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所创造的信息经济奇迹可以使人们从辛勤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在便捷的信息中享受生活,但是,被网络紧紧吸引了的"网络人",恐怕更会成为法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这些人淹没于滚滚的信息洪流中,更容易成为消费主义的俘虏或更容易陷入麻木疏懒、空洞贫乏的的心理状态,甚至连从事精神创造的潜在动机都毁弃干净了。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让我们以更大的自由和更便捷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去搜索和探求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些拓展了的"公共空间",远不如你的"私人空间"安宁、安全,因为网络上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来打扰你,纠缠你,甚至以新的高科技方式来侵犯你,如破坏你计算机的资料(发送计算机病毒)等。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可以使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而且是不费气力的无限开阔。但是整天盯着显示器的人们,反倒使自己无法面对各种社会的现实,越来越依赖于间接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感受不到血肉丰满的人与真实环境进行及时调试的亲近与压力(人生需要非常可贵的压力)。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形成了世界空间距离的无比缩短与接近,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与世界交流意见与感情。但是,这无非是把人际关系中的"我--你"关系,偷换成人机关系中的"我--他"关系而已,人与人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交流已不复存在,冰冷的"人--机"关系无异于新的一种人生囚禁。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将以迥别与以往的方式创造无数的财富。但是,人们所期盼的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会因为信息的不平等,使 贫富差距加大,世界在原先"没有金钱的穷人"基础上又多了另外一种穷人 --"没有信息的穷人"。

  l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化社会使各种文化在世界上以高科技的形式更快、更便捷地流通。但是,这并不只带来文化的融合和理解,往往碰撞出加倍的民族仇恨与国家(地区)的敌意。【19】

  尽管我们比较分析的这些远超越教育的范畴,可这些,绝对会影响,甚至作 用于我们的教育。我们在津津乐道于网络化教育给现代社会带来无限生机的时候,听听这些近乎"危言"的思考,也许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网络化教育是否会取代传统意义上大学的争议,或许就较为清醒。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尽管缺乏了现代网络化教育诸多的现代感、现代性(前面已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这些),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让网络化教育难以超越的恰恰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毕竟有着真实而生动的人性沟通。的确,"虚拟社会"将孕育"虚拟大学"的出现,甚至是"虚拟大学"长足的发展,乃至蔚为大观。但是,在全球网络化作用下大学,永远不能失去大学精神,丢失大学精神维度,不能没有人与人真实交流的"精神发酵"。何况,传统意义上大学中的校园、课堂、人群……所具有的人与人的思维共振,人与人的情感交流,是网络化教育所无法企及的。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家丹斯的"螺旋理论"认为:只有在人际传播中才有思维的"人性化认知场",人在传播中是永远是活生生的主体,富有永久的魅力。【20】后工业社会的集大成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贝尔早在七十年代就精辟地指出:高技术带来的高情感需求,是后工业社会(贝尔看来,这就是信息社会)最深刻的命题。这不由地使我们想到了道不完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翁那"人啊,人类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台词,让我们深刻思索:我们在乐道于网络化教育给我们带来无限生机时,我们想到了网络化教育将使我们丢掉什么吗?

  当然,我们这样表述对网络化教育的看法,决不是要抱残守缺,相反,我们由衷地拥抱网络化教育时代的来临。但是,我们应当是满怀着理性思考--体现着深刻教育哲学价值取向的思考,去拥抱一个新的教育时代的来临。

  因此,我们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与网络化教育的兴起,不仅仅是想到了无法摆脱悖论时的"中和"一词,而是想到了超越悖论,走出误区的"整合"一词。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真谛并没有洇没。网络化教育,甚至是虚拟大学,正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在新世纪的晨曦中不断地 "裂变"、 不断地"交融"、 不断地"整合"。

  在人类又进入了一个千年之际,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也许就是在网络化的巨大冲击下去完成现代大学的"凤凰涅磐"。

(全文完/约15500字)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9年7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http://dailynews.sina.com.cn

【2】《欧美新学赏析》 赵一凡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一版 P82-89

【3】《参考消息》 1997年10月6日 《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和课题》 文

【4】王靖韬:《网络媒体 --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www.cnad.com.cn

【5】参见《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6】王靖韬:《网络媒体 --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www.cnad.com.cn

【7】参见《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8】《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韦钰 文 《中国教育报》1999年 7月 18日韦钰 文

【9】参见《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与21世纪的教育革新》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10】参见《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与21世纪的教育革新》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11】参见《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与21世纪的教育革新》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12】参见《基于Internet的教育网络与21世纪的教育革新》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13】参见《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 何克抗 文 引自http://www.sohu.com

【14】《代用品与代理者》Copyright ? ITW Newcorp, Inc. 1997-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15】《代用品与代理者》Copyright ? ITW Newcorp, Inc. 1997-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16】参见《扑朔迷离的游戏》 王治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4-89

【17】参见《扑朔迷离的游戏》 王治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92-95

【18】《未来时速》Copyright 1998 sohu,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参见《中国青年报》1996年5月21日《应对网络社会的挑战》 刘东 文

【20】《大众传播模式论》 丹尼斯·麦奎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2月1版 P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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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舆论导向问题步入的误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我国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确立了其纲领性地位并已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贯彻执行。若干年来的党报工作实践,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毋庸讳言,在党报舆论引导的问题上,不但尚存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甚至在有些方面已走入了误区。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有赖于进一步学习中央的有关精神,更好地在实践中探索;但另一方面还要对此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以期获得理论上的指导。

在党报舆论导向问题上,我以为有这样几个误区是值得引起注意。 一、简单地把“党报舆论导向”视为党和政府意志实现的宣传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十分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正在逐步摆脱单一的宣传模式,开始注重探索新闻传播的规律。期间,对舆论问题的研究,便是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中央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我国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在新闻传播工作中不断加以强调,可以说是欲突破新闻传播单一宣传模式的重大改革。但是,由于新闻传播事业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党报工作在此领域并未获得十分大的突破。众多党报目前陷入的诸多困境,与此息息相关。

简单地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党和政府意志实现的宣传行为,其理论上的误区主要在于两方面: 首先,不能把党报的舆论导向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报实施意志实现。“意识形态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政党的主导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舆论是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1]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中央也不必提“党报舆论导向”,仅提“党报政治导向”、“党报宣传导向”则可以了。可见,我们需要在此理论问题上引起重视。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党报舆论导向”,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作为中国主流报业的党报系统,将各种非主流的思想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协调,通过双向的互动,使之尽量趋于一致,至少通过这样的努力,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对全局的控制,以保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保证社会的稳定,将中国导入现代化。

其次,不能把党报舆论导向视之为一般的宣传。新闻、宣传、舆论是社会观念形态不同的三种表现形式。新闻是某一事实的报道,宣传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政党活动主要行为之一的宣传,可以是党报新闻的表现形式棗往往可以凭借某种新闻事实传述一定的思想与主张。但是,不能误将党报舆论导向简单地等同于宣传。在这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2]党报上的宣传,可能是舆论的反映,也可能不是舆论的反映。将党报的宣传行为等同于舆论,往往会把一些组织的意见,上级的看法,甚至是个人的好恶,简单甚至偏颇地视为公众的意见,从而无视舆论与宣传、与新闻所存在的区别。这种认识论上的偏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仅仅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传播主体的单向传播过程。 “党报舆论导向”的又一误区是,将“党报舆论导向”传播模式仅仅设定为单一向度、单一力度的“魔弹论”。“魔弹论”(即刺激→反映理论)棗这种早期从宣传学概括出来的传播学模式,是传播学简单主体论的典型。用于党报舆论引导中“单一维度的目标设定,整齐划一的操作方式,最大限度的资源调用,便成了一段时期以来较为典型的舆论引导的实践样式。”“这种样式的好处在于声势浩大、旗帜鲜明、没有任何不和谐音,但问题就在于它只是单方面地考虑了引导者的目标追求,没有将舆论引导视为一项需要统合考虑多方面社会因素和社会变量的存在及其作用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3]

仅仅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传播主体的单向传播过程,一方面易于混淆舆论、宣传、新闻三者间的概念区别,往往将舆论等同于宣传,使得“党报舆论导向”无法起到舆论引导应有的独到作用;另一方面,即使能理性地将舆论视之为与宣传、新闻有所区别,也会因为缺乏对传播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特别是对传播模式运用的陌生和匮乏(如只运用宣传性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无法达到“党报舆论导向”的真正目的和效果。

三、往往将党报上的言论都视之为“党报的舆论导向”,从而 忽视“党报舆论导向”所应有的适应范围与适度弹性。 在党报工作中,有相当的人认为,党报上的言论都可以体现为“党报舆论导向”。这一误区的出现,一方面源自我们长期以来对“舆论”概念使用的随便甚至混乱。在新闻传播领域,我们往往把“舆论”视之为能不断感知的精神集合现象,但是却不愿去对此进行学理层面的阐释,使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作为普遍的社会成员,舆论首先应当得到尊重(这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这样的基本认识都显得缺乏。以至于“新闻舆论”、“宣传舆论”、“舆论认为”……林林总总的与“舆论”相关的提法比比皆是。“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即便是党报也不可能都是舆论表现。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新闻、宣传、舆论三者间所存在的部分交叉关系,可三者毕竟以各自质的规定性,厘定着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党报长期以来的“传统”和独尊地位,使得党报往往把在自身媒体上发表的言论都视之为“党报舆论”。加之这几年“导向”问题的提出,使党报上的言论很自然地“合理想象”为“党报舆论导向”。媒介(党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上的言论可以是舆论的反映,但也往往代表不了以公众为主体的舆论。要知道,党报作为媒介自身,会受到诸种变量的作用与影响,而诸种变量对舆论的态度、取舍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何况党报的舆论导向还有着一个“适度弹性”的问题。这儿所讲的“适度弹性”主要是指在保证总体舆论导向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要允许舆论有一定的“不一律”。这既是保持一个社会精神生态平衡的需要,也是各级党报显示其舆论反映宽容度的表现。否则,既无法保持一个民主政体的自由宽松,也无法使各级党报针对各自的不同情况,实施卓有成效的舆论引导。同时,亦无法形成各级党报在舆论引导中可能形成的特色。

党报舆论导向走出误区的必由之路棗强化读者意识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寻求新的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化的今天,提出注重党报舆论引导中加强读者意识的问题,很有意义的。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急迫课题。应当说,强化读者意识,不仅是党报舆论引导走出误区的必由之路,也是党报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但是,“强化读者意识”毕竟还是一个相对通俗的说服,如何在理论上看待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讨。

一、党报舆论导向要强化读者意识是由舆论质的规定性所决定了的。 何谓舆论?前述陈力丹对舆论的理解,我是很赞同的。既然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那么,“强化读者意识”就决非只是作为传导者主体性意志的显现和情绪的强化,而首先应当是对受传者客体性真实状况的深刻了解和具体意愿的全面反映。就此而言,与其说是党报舆论导向要“强化读者意识”,还不如说是党报舆论导向要“深刻了解公众”、“真实反映公众”。当然,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确有其复杂性,但我们切忌因为公众复杂而无视公众,如果这样,我们就在认识论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即便退后一步讲,我们要“强化读者意识”,那么读者不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集合体吗?由此可见,党报舆论导向与“强化读者意识”问题的提出,其逻辑起点首先应当是对党报舆论引导中“舆论”的分析与认识,如果看不到舆论的主体是公众,仅仅将“强化读者意识”中的“读者”看成一般的受众,那么,我们就会忽视“舆论”的特点,从而将党报的舆论引导流于一般的宣传指导或新闻报道。

二、在完整的传播过程中审视党报舆论引导中的读者意识。 前述党报舆论导向误区时,曾对党报在舆论引导中相当程度存在的“单一意志实现”宣传模式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既然我们的党报已开始逐步认识到“单一意志实现”的宣传模式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很难达到传播的效果,那么,就应当寻求并尊重传播规律。现代传播学的一个突出贡献便在于:发现并说明了任何有效的传播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显然,中央提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并一再提醒“在坚持正确舆论引导的前提下,要提高引导水平”,其目的也是要我们的新闻媒介,特别是党报、党刊、党台注重传播效果。正因如此,在党报舆论引导中提出“强化读者意识”,其实质就是要将党报的舆论引导,纳入科学传播的轨道。具体体现在操作层面上,就是要将完整的传播过程引入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作为传播学基础模式的思考,在党报舆论引导工作中,要将舆论导向控制→舆论传导内容→媒介使用→受众(公众)分析→效果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来予以全面建构。在建构这一系统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基础传播模式中“传播噪音”与“传播回馈”的问题。

三、强化读者意识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党报的舆论引导中卓有成效地实现“有效传播”。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在党报舆论引导中强化读者意识,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党报舆论引导的良好效果。这种良好效果的实现,在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中就是指要追求“有效传播”状态的实现。在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中,强化读者意识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就这点而言,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是这样的:以往的党报舆论引导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主体性传播模式(单向宣传性)。现在,党报舆论引导将强化读者意识提到新的高度,就应当将主体性传播模式迅速转向客体性传播模式,寻求传播模式的主客体双向互动。在诸多传播模式中,“使用与满足模式”和“使用与效果模式”运用较为普遍,但就党报的舆论引导言,选择后者更为合适。因为后一种模式在兼顾个人需求的同时,十分强调社会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效果。事实上,每个公众的舆论感知往往是清晰与模糊共存,但公众(指作为集合体的公众)通常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和利益。

从更具体的操作性看,要在党报的舆论引导中实现“有效传播”,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们:首先,有条件的党报要倾力建立舆论调查机构,以期通过科学的舆论调查,为党报实施舆论引导提供决策依据;其次,党报舆论引导的决策层要依据科学的舆论调查,制定党报的舆论引导策略;再者,党报要对实施传播后的舆论引导状况进行效果的分析评估,以获得传播效果的真实情况;最后,根据传播效果的分析评估进行反馈,调整舆论引导的传播策略,使之在不断的滚动反馈中寻求党报舆论引导的佳效。[4]

 

[注释]

(1)(2)陈力丹《从舆论导向视角看舆论的基本要素》《新闻大学》1997秋季号

(3)杨晓燕 喻国明《试论舆论引导的选择性操作》《新闻学论集》17期 北京出版社

(4)孟建《提高党报舆论引导水平之我见》《新闻大学》1997夏季号

 

(全文字数4714)


孟建 发表于 2005-6-11 16:19:00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论文提要]论文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党报舆论导向与读者意识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论文认为,党报舆论导向问题的提出十分重要,但目前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较多的误区。突出的有三方面:简单地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党和政府意志实现的宣传行为;仅仅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传播主体的单向传播过程;往往将党报上的言论都视之为“党报舆论导向”,忽视“党报舆论导向”所应有的适应范围与适度弹性。论文认为,强化读者意识是走出党报舆论导向误区的必由之路。走出党报舆论导向的误区,拟在三方面努力:从舆论质的规定性角度来审视强化读者意识的问题;要在完整的传播过程中关照党报舆论导向问题:要在党报舆论导向中十分关注“有效传播”。

  [关键词]党报 舆论导向 读者意识 传播 主客体  

 

  党报舆论导向问题步入的误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我国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确立了其纲领性地位并已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贯彻执行。若干年来的党报工作实践,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毋庸讳言,在党报舆论引导的问题上,不但尚存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甚至在有些方面已走入了误区。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有赖于进一步学习中央的有关精神,更好地在实践中探索;但另一方面还要对此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以期获得理论上的指导。

  在党报舆论导向问题上,我以为有这样几个误区是值得引起注意。 一、简单地把“党报舆论导向”视为党和政府意志实现的宣传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十分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正在逐步摆脱单一的宣传模式,开始注重探索新闻传播的规律。期间,对舆论问题的研究,便是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中央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我国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在新闻传播工作中不断加以强调,可以说是欲突破新闻传播单一宣传模式的重大改革。但是,由于新闻传播事业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党报工作在此领域并未获得十分大的突破。众多党报目前陷入的诸多困境,与此息息相关。

  简单地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党和政府意志实现的宣传行为,其理论上的误区主要在于两方面: 首先,不能把党报的舆论导向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报实施意志实现。“意识形态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政党的主导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舆论是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1]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中央也不必提“党报舆论导向”,仅提“党报政治导向”、“党报宣传导向”则可以了。可见,我们需要在此理论问题上引起重视。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党报舆论导向”,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作为中国主流报业的党报系统,将各种非主流的思想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协调,通过双向的互动,使之尽量趋于一致,至少通过这样的努力,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对全局的控制,以保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保证社会的稳定,将中国导入现代化。

  其次,不能把党报舆论导向视之为一般的宣传。新闻、宣传、舆论是社会观念形态不同的三种表现形式。新闻是某一事实的报道,宣传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政党活动主要行为之一的宣传,可以是党报新闻的表现形式棗往往可以凭借某种新闻事实传述一定的思想与主张。但是,不能误将党报舆论导向简单地等同于宣传。在这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2]党报上的宣传,可能是舆论的反映,也可能不是舆论的反映。将党报的宣传行为等同于舆论,往往会把一些组织的意见,上级的看法,甚至是个人的好恶,简单甚至偏颇地视为公众的意见,从而无视舆论与宣传、与新闻所存在的区别。这种认识论上的偏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仅仅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传播主体的单向传播过程。 “党报舆论导向”的又一误区是,将“党报舆论导向”传播模式仅仅设定为单一向度、单一力度的“魔弹论”。“魔弹论”(即刺激→反映理论)棗这种早期从宣传学概括出来的传播学模式,是传播学简单主体论的典型。用于党报舆论引导中“单一维度的目标设定,整齐划一的操作方式,最大限度的资源调用,便成了一段时期以来较为典型的舆论引导的实践样式。”“这种样式的好处在于声势浩大、旗帜鲜明、没有任何不和谐音,但问题就在于它只是单方面地考虑了引导者的目标追求,没有将舆论引导视为一项需要统合考虑多方面社会因素和社会变量的存在及其作用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3]

  仅仅把“党报舆论导向”作为传播主体的单向传播过程,一方面易于混淆舆论、宣传、新闻三者间的概念区别,往往将舆论等同于宣传,使得“党报舆论导向”无法起到舆论引导应有的独到作用;另一方面,即使能理性地将舆论视之为与宣传、新闻有所区别,也会因为缺乏对传播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特别是对传播模式运用的陌生和匮乏(如只运用宣传性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无法达到“党报舆论导向”的真正目的和效果。

  三、往往将党报上的言论都视之为“党报的舆论导向”,从而 忽视“党报舆论导向”所应有的适应范围与适度弹性。 在党报工作中,有相当的人认为,党报上的言论都可以体现为“党报舆论导向”。这一误区的出现,一方面源自我们长期以来对“舆论”概念使用的随便甚至混乱。在新闻传播领域,我们往往把“舆论”视之为能不断感知的精神集合现象,但是却不愿去对此进行学理层面的阐释,使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作为普遍的社会成员,舆论首先应当得到尊重(这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这样的基本认识都显得缺乏。以至于“新闻舆论”、“宣传舆论”、“舆论认为”……林林总总的与“舆论”相关的提法比比皆是。“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即便是党报也不可能都是舆论表现。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新闻、宣传、舆论三者间所存在的部分交叉关系,可三者毕竟以各自质的规定性,厘定着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党报长期以来的“传统”和独尊地位,使得党报往往把在自身媒体上发表的言论都视之为“党报舆论”。加之这几年“导向”问题的提出,使党报上的言论很自然地“合理想象”为“党报舆论导向”。媒介(党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上的言论可以是舆论的反映,但也往往代表不了以公众为主体的舆论。要知道,党报作为媒介自身,会受到诸种变量的作用与影响,而诸种变量对舆论的态度、取舍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何况党报的舆论导向还有着一个“适度弹性”的问题。这儿所讲的“适度弹性”主要是指在保证总体舆论导向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要允许舆论有一定的“不一律”。这既是保持一个社会精神生态平衡的需要,也是各级党报显示其舆论反映宽容度的表现。否则,既无法保持一个民主政体的自由宽松,也无法使各级党报针对各自的不同情况,实施卓有成效的舆论引导。同时,亦无法形成各级党报在舆论引导中可能形成的特色。

  党报舆论导向走出误区的必由之路棗强化读者意识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寻求新的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化的今天,提出注重党报舆论引导中加强读者意识的问题,很有意义的。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急迫课题。应当说,强化读者意识,不仅是党报舆论引导走出误区的必由之路,也是党报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但是,“强化读者意识”毕竟还是一个相对通俗的说服,如何在理论上看待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讨。

  一、党报舆论导向要强化读者意识是由舆论质的规定性所决定了的。 何谓舆论?前述陈力丹对舆论的理解,我是很赞同的。既然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那么,“强化读者意识”就决非只是作为传导者主体性意志的显现和情绪的强化,而首先应当是对受传者客体性真实状况的深刻了解和具体意愿的全面反映。就此而言,与其说是党报舆论导向要“强化读者意识”,还不如说是党报舆论导向要“深刻了解公众”、“真实反映公众”。当然,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确有其复杂性,但我们切忌因为公众复杂而无视公众,如果这样,我们就在认识论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即便退后一步讲,我们要“强化读者意识”,那么读者不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集合体吗?由此可见,党报舆论导向与“强化读者意识”问题的提出,其逻辑起点首先应当是对党报舆论引导中“舆论”的分析与认识,如果看不到舆论的主体是公众,仅仅将“强化读者意识”中的“读者”看成一般的受众,那么,我们就会忽视“舆论”的特点,从而将党报的舆论引导流于一般的宣传指导或新闻报道。

  二、在完整的传播过程中审视党报舆论引导中的读者意识。 前述党报舆论导向误区时,曾对党报在舆论引导中相当程度存在的“单一意志实现”宣传模式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既然我们的党报已开始逐步认识到“单一意志实现”的宣传模式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很难达到传播的效果,那么,就应当寻求并尊重传播规律。现代传播学的一个突出贡献便在于:发现并说明了任何有效的传播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显然,中央提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并一再提醒“在坚持正确舆论引导的前提下,要提高引导水平”,其目的也是要我们的新闻媒介,特别是党报、党刊、党台注重传播效果。正因如此,在党报舆论引导中提出“强化读者意识”,其实质就是要将党报的舆论引导,纳入科学传播的轨道。具体体现在操作层面上,就是要将完整的传播过程引入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作为传播学基础模式的思考,在党报舆论引导工作中,要将舆论导向控制→舆论传导内容→媒介使用→受众(公众)分析→效果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来予以全面建构。在建构这一系统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基础传播模式中“传播噪音”与“传播回馈”的问题。

  三、强化读者意识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党报的舆论引导中卓有成效地实现“有效传播”。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在党报舆论引导中强化读者意识,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党报舆论引导的良好效果。这种良好效果的实现,在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中就是指要追求“有效传播”状态的实现。在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中,强化读者意识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就这点而言,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是这样的:以往的党报舆论引导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主体性传播模式(单向宣传性)。现在,党报舆论引导将强化读者意识提到新的高度,就应当将主体性传播模式迅速转向客体性传播模式,寻求传播模式的主客体双向互动。在诸多传播模式中,“使用与满足模式”和“使用与效果模式”运用较为普遍,但就党报的舆论引导言,选择后者更为合适。因为后一种模式在兼顾个人需求的同时,十分强调社会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效果。事实上,每个公众的舆论感知往往是清晰与模糊共存,但公众(指作为集合体的公众)通常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和利益。

  从更具体的操作性看,要在党报的舆论引导中实现“有效传播”,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们:首先,有条件的党报要倾力建立舆论调查机构,以期通过科学的舆论调查,为党报实施舆论引导提供决策依据;其次,党报舆论引导的决策层要依据科学的舆论调查,制定党报的舆论引导策略;再者,党报要对实施传播后的舆论引导状况进行效果的分析评估,以获得传播效果的真实情况;最后,根据传播效果的分析评估进行反馈,调整舆论引导的传播策略,使之在不断的滚动反馈中寻求党报舆论引导的佳效。[4]

 

 [注释]

(1)(2)陈力丹《从舆论导向视角看舆论的基本要素》《新闻大学》1997秋季号

(3)杨晓燕 喻国明《试论舆论引导的选择性操作》《新闻学论集》17期 北京出版社

(4)孟建《提高党报舆论引导水平之我见》《新闻大学》1997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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