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

李  幸

 十年来，就是1993年以来。《东方时空》开办十周年了，我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十年——从1993年《东方时空》开办到今天的这十年，中国电视在这十年里推出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三个动作。

一．三次革命的标志

 从节目始作俑者角度看，三次革命的标志如下：

 1、第一次革命：以《东方时空》为标志

 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一次革命以《东方时空》开办为起点，它的时间跨度可以是从1993年到1996年，包括以后出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

 2、第二次革命：以《幸运3721》为标志

 第二次革命肇始于湖南电视，时间从1996年到2001年。关于这次革命，我们更多人知道的是湖南卫视从1997年开播的《快乐大本营》。不过《快乐大本营》真正的触动或者说学习的模式来自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幸运3721》。《幸运3721》是中国大陆新式的综艺节目、或者叫娱乐节目的始作俑者。这个节目实际开播在1995年12月。一开始想不出节目名称来，不知道该叫什么，因为中国没有这种东西，港台有，大陆没有。叫什么呢？后来想算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吧，就叫《幸运3721》，名字就这么来的。再后来领导说了，你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么冒险干啊，到了97年，改成了《幸运97》，以后就按年度叫《幸运98》、《幸运99》。不过没有《幸运2000》，为什么呢？因为湖南经视觉得一个节目的成长期就那么几年，到99年大家都搞了，不容易搞好了，所以就把这个节目撤掉，做别的节目去了。就是在1999年，全国各省市台才大张旗鼓地发展起新综艺来。比如说在江苏，最早是1998年省有线的《非常周末》，卫视的《超级震撼》是1999年开播。看看，这个地区差异就出现了。在湖南，这样一个革命地区，前面有曾国藩，推迟了清朝的覆灭；后来有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靠一批湖南人搞起来的。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所以湖南这个地方能出现电视革命，和这个人种有关系。虽然都是大汉人种，但是各个地区还是不一样。我从前多次到过湖南这个地方，湖南人这种野性这种冲劲我是见识过了。那时我以为江苏人做不出来，闹不出大事。

 3、第三次革命：以《南京零距离》为标志

 第三次革命开始在江苏，是从2002年1月1日起，以《南京零距离》开播为标志的一场从中国地方开始的电视新闻的改革。它一直延续到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办，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发展着。

  2003年，央视做了3月20号开始的一场由美国领导的侵略战争的全程直播以及4月20号开始的一场国内重大灾难的公开透明的报道。当央视做出这样两件事情来的时候，特别是做出了4月20号的SARS报道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场灾难终于能够被如此充分地报道。同时我们也在2003年以来从电视上看到了无数的煤矿失事一类的重大事故，这些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信息被公开了，人民的知情权基本上或者部分得到了实现。包括我们有些记者，没有适应这个转变，比如在山西省繁峙煤矿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 11名记者拿了人家红包，被处罚。而这在以前是司空见惯的，记者拿人家的，这个毛病终于在2003年被敲了警钟。

 知情权太重要啦，而且它是不能逆转的，一旦人民有了这个权利之后。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后，其实中国有很多人在想“复辟”，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度时间，毛泽东成为佛一样的东西，大家怀念啊，啊那时多好啊，大家一起没衣服穿没饭吃，但是大家都一样。可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究竟哪一种办法可以救中国呢？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邓的这一套东西，我们观察了二十多年下来，发现这条路不可阻挡，改革开放的潮流不可阻挡。尽管中间出现过很多次逆流，最严重的逆流就是1989年到1992年，但是后来邓老人家亲自南下。所以我对知情权的判断是，它和邓小平的改革一样，是阻挡不住的。我的意思是，第三次电视革命，以2002年1月1号开播的《南京零距离》为标志，中国从地方到中央的新闻改革，意义非常大。

二．三次革命的意义

 1、第一次革命：让老百姓上电视，出现了记者主持

 第一次电视革命的意义在哪里呢？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中国又一次被迫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走，在这个时候，电视做了相应的变革。在1992年以前，中国电视处在极度黑暗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中国电视在1989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一个小小的高潮，但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是为党派宣传服务的，最有名的就是1988年播出的《河殇》。《河殇》是为党内的改革派做宣传的电视作品，是一部宣传品，在1989年受到打压和批判。1989年以后，还出现过很多类似《河殇》这种形式的片子，比如《让历史告诉未来啊》等等很多政论片。这些政论片都是宣传品，都是为当时那一段党的方针政策做宣传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做什么事情。1993年以前，中国老百姓跟电视是无缘的，电视画面上出现的老百姓，都不是在讲自己的话。电视其实应该是由一堆老百姓的讲话组成的，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子，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讲出有个性的话。虽然也有专家啊学者啊在讲话，但是他们的讲话我们不爱看不爱听，老百姓的讲话我们就爱看就爱听。比如说关于股票的节目，我看不懂，我不炒股，股票专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但股票节目有时候采访一点股民说的东西，股民说的东西我就懂，因为他跟我一样，是个小老百姓。

  1993年以前，中国老百姓跟电视从根本上说是无缘的，老百姓难得在电视上讲自己的话。让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上电视，这是十年来中国电视第一次革命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回顾一下《东方时空》里的《生活空间》（现在干脆改名叫《百姓故事》了）。《生活空间》一开始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比如做过《夫妻关系大家谈》这样的系列节目，到93年年末打出了现在这个旗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是讲故事的人呢？还是电视人。后来北京台做了一个节目叫《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传者变了，大家把DV作品往电视台一送，就是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南京零距离》里面就有很多老百姓自己送去的片子。

 再回头看《东方之子》，我们以为《东方之子》上的都是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党政官员?官方学者？其实《东方之子》在1993年不是这个样子的。开始的《东方之子》虽然上的不是那种很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他上的是那种民间人士，也可以说是老百姓的代表。比如说，金星。金星是谁？那时候她还没有变性，那时候就是刚从国外回来，在国外受过现代舞训练，回来要自己搞现代舞的，她上过《东方之子》。比如说，张元。张元是谁？张元那个时候是不被政府承认的地下电影导演，后来他有两次把自己制作的没有厂标的没有经过审查的影片送到国际上去，害得我们电影代表团从国际影展上愤怒地撤回。这两个上《东方之子》的，要不寂寂无名，要不就是具有民间立场的。我参与策划的《弱智的中国电视》有一段批评后来的《东方之子》的文字，说孔老夫子要是活到今天也是上不了《东方之子》的，因为他一不是政协委员二不是劳动模范，他连一个固定职业也没有，就是带着72个门徒东流西荡，到处讲学。嗯，看看有那么点儿未经许可的非法组织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东方之子》后来的那种取舍标准，连孔子都上不了。如果说你们不同意我刚才讲的金星、张元是老百姓的代表，那我告诉你们，《东方之子》在第一年播出的时候，上过一个小学教师。虽然这小学教师也有个劳动模范的称号，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什么“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这些东西。

 《东方时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子栏目，就是《金曲榜》，跟MTV差不多意思。MTV，1993年能在央视播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化的革命。MTV属于西方文化，青年文化。现在党可能接受这些了，因为要跟西方争夺我们的年青人啊。还有一个每天都有的子栏目《焦点时刻》，后来发展成了《焦点访谈》。利用电视大规模地来进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实际上就是站出来说老百姓想说的话，在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说1993年《东方时空》是一次革命，意义在这个地方，就是让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上电视了。

 第一次革命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意义了，比如说它实行了记者主持人制。我们看到一个个记者被起用，取代了像赵忠祥、邢质斌、罗京、李瑞英这些人播音的状态，中国电视从此有了白岩松。你现在如果看《东方时空》十周年纪念片，能看到93年白岩松做《东方时空》时的那个形象，就会发现那是多么革命。他整个儿灰灰的，土得掉渣，就是老百姓的样子。还有一个例子，1996年，《实话实说》崔永元一出来，大家都傻了，什么人呀，他也能上电视？

 第一次电视革命，还包括了实行了制片人制。在这以前呢，是主任负责制，编导负责制。另外用工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央视这样的地方，记者都该是正式的，可是就在《东方时空》，第一次实行了聘用制。什么人都可以来当记者，只要你技术过关，不管你什么正式不正式。中国电视用工制度发生的变化，来自于《东方时空》。用工制度按说该是地方电视先改革，央视再改，结果反过来了。这是因为央视当时的示范性。央视的示范性在1996年以前那是毫无疑义，它做什么样的东西大家都跟着学做什么样的东西，它就是个样板，谁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地方台完全跟着央视走。所以，第一次革命只能在央视进行，不可能发生在地方。

 2、第二次革命：从中央走向地方，让艺人抖起来

 第二次革命的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发生在地方。央视你那个统领一切的东西我地方不认了，我也没法学了。因为学到最后的结果是，观众只看中央台不看地方台，或者主要看中央台。比如那时的晚会，其实地方台也做得很好，有的省台做得和央视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你跟着央视走，观众想起来还是你是跟央视学的，不会超过它，因为再怎么样，你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低它一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台要找到自己的生路，要提高收视率要找到观众，就必须革命。湖南电视这次革命的意义在这里。当然他们也学习，不过是向港台电视学习，这个学习花了很长时间，也有一些契机使然，终于他们做出了新型的节目，就是我们后来都看到的新综艺节目。

 这次革命的意义在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让艺人大大抖了一把。过去艺人只能走穴，艺人是上不了电视的。过去电视上谁呢？上董文华，上彭丽媛。那叫什么？那叫国家演员，或者叫艺术家吧。第二次革命，湖南就让艺人上了电视，让艺人们活跃在中国的喉舌媒体上。注意这个意义、这个反差：喉舌媒体原来只能发布喉舌的声音，包括唱歌跳舞，而湖南让原来在外面走穴的艺人来主持、表演电视节目。艺人消解电视喉舌的能力特别强，电视原来正儿八经的状态被艺人们一上，就正经不起来了。原来播音员和主持人正襟危坐的样子就被消解了，原来董文华彭丽媛激昂高歌的架势就变得可笑起来了。比如李湘李霞主持的节目，比如高枫唱《大中国》。

    第一次革命的领袖，应该包括了央视的台长杨伟光，包括了他们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李东升，包括了当时的新闻中心孙玉胜这几个领导人。孙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十年》。《十年》就是回顾《东方时空》十年来的历程。

 第二次革命的领袖应该是欧阳常林和魏文彬。欧阳常林是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魏文彬当时是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厅长。湖南经视是贷款2000万做起来的，没有拨款，湖南这个地方穷，搞个电视台至少几千万，没有这么多拨款给你，给你拨个人头费就完了。那你靠什么来发展呢？靠广告？湖南的广告就这么多，你靠什么来还贷款呢？你就要把节目做好，让更多的人来看。这样，在魏文彬的支持下，欧阳常林就具体领导操作了这次革命。欧阳常林是个什么人呢？欧阳常林有个起点。80年代的时候，琼瑶到大陆来省亲，琼瑶的老家在湖南一个什么小地方，琼瑶要认祖归宗啊。欧阳常林当时是湖南电视台国际部的一个记者，涉外记者，跟着采访。结果琼瑶要回到她祖上的那个小村庄去，这个时候别的记者就都不去了烦了。就欧阳一个人，单枪匹马，一个人扛一台摄像机，跟着琼瑶一直到了那个村庄。琼瑶一看，这个记者不错呀，交个朋友吧，然后什么《6个梦》啊什么的，就跟湖南合着拍。欧阳就调到电视剧部，当主任做电视剧的监制了。在这个过程里他不断从琼瑶电视剧的制作班子知道台湾电视的情况，了解了台湾电视。我们知道台湾的娱乐节目代代才人辈出，最早张小燕，现在看居然还能看，都老太太了还能看，综艺大姐大。后来还有胡瓜、吴宗宪、陶子。我亲眼看到过胡瓜“秀”的能力，我很服气。欧阳常林就跟台湾学习，他相信台湾电视能够救湖南电视。后来他在电视剧上终于走成了《还珠格格》，走到了电视剧合作的顶点。另外的收获就是《幸运3721》，一直影响到《快乐大本营》的出现。这时候就要说到魏文彬了。魏文彬说，现在我们已经把经视搞成了——经视在97年的时候火啊，他们的《幸运3721》最高收视率摸高可以达到60％！这种节目现在中国不可能再有了。我在99年去长沙看电视的时候发过一个感慨，说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长沙是最幸福的——当时魏文彬就说了，经视搞起来了，你们卫视继续搞吧。卫视说那些港台的东西，多俗啊。卫视做样片，做一遍，魏文彬说不行；再做一遍，不行。最后到快播出了，样片还是不满意，编导想算了把《幸运3721》照样做一版吧，换点人就行了。《快乐大本营》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因为当时魏文彬说你们要是再做不出来，我就把《幸运3721》上星了。

 3、第三次革命：民生新闻成为主体，平民主播当红

 第三次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新情况是全国的地方电视台几乎都在做“民生新闻”。第三次革命，在地方台出现了民生新闻这样的东西。民生新闻过去叫社会新闻。我们把一切不入正经新闻大雅之堂的奇闻佚事、民事纠纷、交通火灾都叫社会新闻，而现在地方台这样的新闻已经成为新闻节目的主体。社会新闻这个说法其实很大，所有新闻都是社会新闻，但过去就认为社会新闻是不入主流的东西。现在社会新闻成主体了，有人提出来，叫民生新闻。这是个简称，全称是有关人民生活的新闻、市民生活的新闻。而且，由省级台专门拿出一条频道来对付城市台，实际上就把自己省台的地位变成了城市台，从而引发与城市台的激烈竞争。二次革命发生在省台，三次革命实际上发生在市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第三次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

 当然这个革命严格讲来也不是从2002年就开始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1995年，在《北京特快》上，就已经有这种民生新闻的品质了。然后在1999年成都台有一个《今晚800》，也有这个品格了。蔚为大观的则是在2002年的南京，开始在《南京零距离》，每天做足1小时。《北京特快》也就20几分钟，《今晚800》做了半小时。而在南京，《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法治现场》、《标点》、《服务到家》、《1860新闻眼》，几乎全部做足一小时，只是内容各自有所侧重，形式不太一样。

 在主持人、主播这一块，因为它是电视的一个重要符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每一次革命，主持人、主播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记者，铁肩担道义式的；第二次艺人，消解式的、娱乐的；那么第三次是什么人出来了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孟非，代表人物是他，还有南京台的东升。这次革命中的主播在过去看来可能是另类的，但他属于平民，孟非讲话一般都不是居高临下的，都不是关怀的，而是关注的，他看问题是平视的。他的站位比较低，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要你去崇拜的，也不是让你去追逐的。

 第三次革命里出现的平民主播，使得电视的大众性、平民性终于浮出水面，电视回到它应该有的样子上来了。电视从精英到明星到平民，我说到中国民营电视的意义时说过——电视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说得也是这个意思。

 三次革命还包括一些新闻价值观的变化。什么是新闻？在这次革命里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革命的时候毕竟还是以重大事情作为新闻，这次我们发现，不一定是政府国家的事情才是新闻，邻里纠纷老百姓的事情都是新闻。这种经常报交通事故报火灾，在西方是新闻，但在中国很多年都不是新闻，或者说只能报一点，现在可以大量报了。这体现了知情权，能从法制意义上保障人民知情权的东西就是新闻。电视走到了这一步，成为保障人民知情权的传播工具。所以这次革命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这次革命也不是电视独家完成的，从时间上来讲2002年以前就有报纸在做民生新闻，都市报、新式晚报，已经做了很多，电视是刚刚开始。电视前头有报纸，像《扬子晚报》等等这些晚报已经做了很多铺垫。我们在晚报上看到的很多都是八卦新闻，就是趣闻、珍闻、奇闻，都是这种新闻。所以平面媒体先前已经开始做了很多铺垫，电视拿它来做参考。你从晚报上读到的我现在让你在电视上看到，对八卦新闻，电视这种工具更有力。你这些趣闻珍闻奇闻，读虽然有魅力，但是有些新闻，看更有味道，比如火灾。江苏台城市频道总监在审片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凡是没有拍到起火的，不上，通通枪毙。当然他也控制上的条数，每天不超过两条。电视有这个特点，必须到现场去，拍到那个东西。所以，往往记者拍不着，却被通讯员拍着了被那些手持DV的人拍着了。所以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常使用的素材是通讯员拍的，都是婚纱摄影协会他们那些人拍到的。有一天我跟这位总监说今天节目不太好看嘛，他说嗯今天是民间结婚的日子，拍东西的人全去拍人家结婚的去了，拍婚礼的钱更多一些。

 第三次革命的意义还包括对日常生活状态的直播。我们过去直播都是预知的重大事件，比如三峡截流香港回归什么的，对日常这块根本没有直播，但是现在想到做这一块了，这才是真正走到电视应有的直播状态上了，比如江苏城市频道的《绝对现场》，就是不可预知的突发的日常生活事件的直播，它把日常生活变成电视内容，电视就成了生活本身，尽管电视里面的生活经过了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频道也都应该运行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面。

 第三次革命的意义也可以从它产生的影响看，它引来了三个层次上的变化，一个是市台起来竞争了，一个是省台都市化、地方化了，再就是引起央视的巨变，央视把伊拉克战争全程直播了，我们反对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全程直播了。过去要是反对这场战争，肯定是有选择地播出，那么这次是全部播出。而“9．11”那次，央视失职，没有向我们报告情况。按说“9．11”是一件对我们有利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呢？可见新闻信息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央视把那次视为奇耻大辱。总之，第三次革命以来，央视有央视应变的方法，省卫视有卫视应变的办法，地市台最积极踊跃，大家都活在一个第三次革命涌起的年代。

 因为第三次革命刚刚开始，所以研究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出结果。但是观察中国电视十年来的三次革命，有一个趋势、一个走向、一个目标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从上往下走，走到老百姓中间去，走向老百姓喜欢的状态。

三．三次革命的产业价值

    革命不仅仅只具备内容上的意义，它必然对本体产生价值。所谓本体，对于电视这个媒介，最终体现在产业层面上，通过观察三次革命的走向，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产业价值是本土化、地方化、小型化。

 广播早就实现“三化”了。现在谁还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少有人听了，大多数广播听众接收的是本地的、临近的发达地区的电台。我在1999年写作《传播媒介的历史之光》那本书到结尾时，想到应该给中国电视的发展一个预测，于是我用以下文字结束了全书——

    电视节目的“克隆”潮将会慢慢消退，这是因为能够被克隆的模式越来越少。尽管克隆是大众传播事业里永远不会销声匿迹的一种现象，但克隆的对象会从外国、中央渐渐地转向中国各地。电视节目的“大、洋、全”倾向会悄悄地演变为“小、土、偏”，即电视将像广播一样朝着地方化的小型传媒方向发展。

 （《传播媒介的历史之光》，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

    中国电视这十年来的发展，三次革命的走向，似乎验证了我以上的说法。尽管在当时，这种说法近乎痴人说梦——电视如此这般一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变成地方化的小型传媒？即使到了今天，此说也站不住脚嘛——2003年11月18日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就拍得广告44亿！

    我曾经认为，从传播范围看，电影是国际的，广播是地方的，而电视可能是全国的，但是现在我坚持上面的说法，即电视将像广播一样朝着地方化的小型传媒方向发展，并且更加坚定了。这就是我从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中所看到的产业价值。

（2003年12月）